1848年誕生的《共產黨宣言》標誌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開端。七十年後，它傳入了中國，隨即開始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馬克思手跡：《共產黨宣言》草稿
1920年初，陳望道根據日文本《共產黨宣言》和取自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英文版本做對比，開始了中文版本的翻譯工作。那時候，剛剛結束了震驚全國的杭州“一師風潮”，為了避免迫害，陳望道回到浙江義烏縣分水塘村，躲到一間只有昏暗煤油燈的柴屋裡秘密進行這項工作。五月，他帶著譯稿來到了上海，和陳獨秀、李漢俊商議出版，並且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建。八月，《共產黨宣言》中午版終於印刷完畢，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也正式成立。這一年，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可謂是順風順水。
《共產黨宣言》面世後，立刻受到先進知識分子的歡迎，第一版的一千份很快銷售一空，於是於1920年9月和1924年六月分別印刷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的《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初版本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1927年國民黨開始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事變，幾千本《共產黨宣言》大多在此浩劫中付之一炬。但紅色火種終究有人去用生命守護，大革命失敗後，1930年敵人的搜捕到了山東省東營市廣饒縣。為了應對敵人搜捕，黨支部不得不銷燬黨的機密文件和學習資料，但有一本《共產黨宣言》卻保留了下來。共產黨員劉良才意識到這本小冊子的特殊意義所在，於是決定不惜生命代價也要將其傳給後人。於是，這本《共產黨宣言》中文最初版本被用油紙包好，秘藏在劉良才家中。1931年形勢更趨惡化，敵人四處搜捕共產黨人，中共省委決定調劉良才任濰縣黨委書記。臨行前，劉良才將這本《共產黨宣言》（此時已經是孤本）交給劉集支部委員劉考文。劉考文將它藏在糧囤下，灶頭裡，又時而轉移到屋頂脊瓦下，躲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搜捕和查抄。到了1932年8月，劉考文覺得自己也隨時可能被捕，於是便將其交給忠厚老實，不太引人注意的老黨員劉世厚保存。不久之後，劉良才和劉考文相繼犧牲，山東廣饒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但是，劉世厚和許多有覺悟的農民一樣，堅信這本書中“大鬍子”（就是馬克思，因其鬍子引人注目）所講的話，相信舊世界必將滅亡，革命一定會勝利。劉世厚在這本書上，寄託著對未來革命的憧憬和希望，也寄託著對曾經戰友的哀思，將它珍惜地收藏起來。
時間到了五次“反圍剿”時期，國民黨政府頒佈了“文化圍剿”的法律和法令，《共產黨宣言》則被列為禁書之首。但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在山東東營廣饒劉集村的一座破舊農舍裡，保存著中國唯一一本最早的《共產黨宣言》。劉世厚用油紙將它層層包裹後，再裝進竹筒，時而埋在床鋪下面，時而藏進樹上的雀窩，一次又一次躲過了搜查。
劉世厚
抗日戰爭時期，日軍曾三次“掃蕩”劉集村，全村房屋幾乎被燒光，但這本《共產黨宣言》在劉世厚的保存下卻安然無恙。其中最危險的一次是在1941年1月18日，日偽一千餘人突然包圍劉集村，八十三人被殺，五百多間房屋被燒，釀成著名的劉集慘案。已經逃出村的劉世厚心中惦記著這本書，冒著被日軍發現的風險又潛回家中，在烈火中爬上牆頭，從雀窩中救出了這本《共產黨宣言》。雖然房屋被燒，所幸在層層包裹下，書毫無損傷。
解放戰爭時期，劉集一帶雖然已經解放，但時常受到國民黨軍隊侵擾。在此情況下，為了不使之前的努力功虧一簣，劉世厚決定將這本書捐獻出來，這本歷經磨難和浩劫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終於重見天日。
眾多版本《共產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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