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6世紀、17世紀中國人和西洋人在亞洲的活動，已有大量的專門研究，特別是西方殖民者對亞洲進行侵略的歷史，更早已進入中學教科書，一般人也都耳熟能詳，因此我就不多說了。這裡我將談三個問題：第一，在這個時期，除了中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之外，還有什麼人活動於東亞國際貿易中；第二，上述這些人在當時的東亞國際貿易中是什麼樣的關係；第三，這些商人與海盜有何關係。許多人對這些問題可能比較生疏，或者理解不夠全面，因此有必要在這裡談談。
東亞國際貿易中的日本人
第一，在14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以前的三個世紀中，除了中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之外，其他亞洲人如日本人、朝鮮人、琉球人、安南人、暹羅（泰國）人也程度不等地參與了東亞國際貿易。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日本人的海上活動自13世紀日益活躍，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倭寇”的出現。倭寇事件首次出現於史冊是在13世紀的上半葉。到了1350年以後，情況大變，不僅倭寇人數大為膨脹（1351年在朝鮮仁川附近就出現了多達130艘倭船），而且活動範圍擴大到幾乎整個朝鮮半島西岸地區，有時還達到半島東部沿岸地區。從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山東出現倭寇起，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幾乎每年都會有倭寇襲擊沿海地區。到明代，倭患更甚，這已眾所周知，毋庸贅敘。
由於倭寇等問題，明朝政府禁止中國與日本貿易。隆慶元年（1567），明朝部分開放海禁，允許沿海一帶的居民駕船到南洋從事貿易，但禁止前往日本。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商人與中國商船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如琉球、臺灣或東南亞各地進行第三地貿易，或通過當地居民購買中國的產品。為了購買中國產品，日本商人紛紛到東南亞各地與中國商船進行貿易，許多人因此僑居東南亞各地。17世紀初德川幕府統一日本後，實行“朱印船”制度以管理日本的海外貿易。自1603年開始，幕府簽發朱印狀，到1635年共頒發了三百六十道。朱印船貿易範圍波及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和臺灣以及東南亞各地19個主要貿易港，每船搭載的日本商民數以百計。於是出現了許多日本人社區，被稱為“日本町”。在臺灣、澳門、馬尼拉、阿瑜陀耶、萬丹、馬六甲等東亞重要貿易港，都有數以百計乃至千計的日本商人和浪人聚居。例如在澳門，萬曆三十八年（1610），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奏說：澳門的葡萄牙人“藉口防番，收買健鬥倭夷以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在暹羅的阿瑜陀耶的日本人有1000～1500人。而在海外最大的日本人僑居地馬尼拉，日本人最多時據說達到3000人。1635年，幕府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後，朱印船貿易也宣告結束。幕府實行鎖國政策，海外日本人也有家不能回，最後消失在所在地的土著之中。
因此，在東亞國際貿易中，活躍著的不僅是西歐人和中國人，而且還有日本人等。
海上貿易的競爭與合作
第二，在東亞的各國商人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彼此之間有競爭，同時也有合作。以往許多人都從教科書裡得到這樣一種印象：西方殖民者來到東亞世界後，似乎都是“聯手”對這裡（特別是東南亞）的人民進行掠奪和侵略，而中國是主要的受害者之一。除了侵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外，還對中國商人的海外貿易進行打壓。這種看法有其道理，但也有偏頗的一面。
西歐殖民者來到東亞後，對活躍在這裡的華人海上貿易商業進行打壓，這是不爭的事實。還應當注意：貿易不同於單純的掠奪。在貿易中，不僅有競爭，而且也需要合作。因此各國商人在東亞，除了競爭，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例如在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力圖建立和中國、日本直接貿易的渠道。1567年明朝政府開放海禁後，西班牙當局大力招徠福建商人和日本商人直接到馬尼拉進行貿易，於是大批中國商人蜂擁而至。1571～1600年，平均每年季節性到訪的中國人達7000人次，而當地的西班牙人還不到1000人。1570～1600年，定居菲律賓的中國人，從不到40人增加到15000人。他們大多數是從事貿易的，因此菲律賓西班牙語中“華人”被稱為sangleye，源自福建方言中“貿易”的發音。西班牙當局因為懼怕中國人的勢力過大，週期性地對華人進行大屠殺，其中以1603年和1639年最為嚴重。然而每次屠殺之後，又招徠華人來經商。在馬尼拉，除了數以萬計的中國商人外，還有數以千計的日本商人。16世紀初，在暹羅的阿瑜陀耶城有華人、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聚集區。住在這裡的葡萄牙人約有300人，日本人1000～1500人，而華人更多，17世紀中葉時達3000～4000人。這些商人一方面彼此展開商業競爭，另一方面也相互合作做生意，總的來說是大致相安無事。
1619年荷蘭人在巴達維亞建立統治中心後，也千方百計招徠中國商船到此進行貿易，甚至還使用武力迫使在下港的中國商人遷往巴達維亞。1620年5月3日，荷印公司指示其屬下的北大年商館：你們必須勸誘北大年、宋卡、那空、博他侖等地的中國商船，載運大批生絲、絹綢以及其他中國貨物前來雅加達，並向他們保證：我們不缺乏現款，也不缺乏檀木、胡椒，他們可以不必繳納任何稅款，一切捐稅全部豁免。
此外，在西方列強的勢力範圍之外，也出現了一些各國商人集聚的港口城市。例如在17世紀初，安南的庸憲和會安已是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庸憲的貿易主要由日商和華商經營，葡、英、荷、西商亦間或前來交易。會安更是如此。一個當地日本人1642年在寫給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報告中說：當時會安的中國人約有4000～5000人，日本人40～50人。荷蘭商人也於1633年來到此地，從而形成了一個多國商人和平共處的國際商港。
在中國舟山群島的雙嶼港（今舟山六橫島），16世紀20年代葡萄牙人到來之後，特別是著名的以汪直為首的徽州海商集團來到之後，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被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稱為“16世紀之上海”。這裡麇集了大批的中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特別是葡萄牙人，因此也被稱為葡萄牙人的僑居地，“就好像位於里斯本和聖塔倫（Santare，葡萄牙本土的一個港口）之間”。葡萄牙人平託（FernamMendezPinto）於1541年（嘉靖二十年）隨葡萄牙的印度總督法利亞船隊遊歷了雙嶼港。他後來在其《遠遊記》中寫道：“在海上航行六天後，來到了雙嶼的大門。那裡是距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三十里的兩個島嶼。雙嶼是葡萄牙人在陸地上建立的擁有上千戶人家的集落，由市參事會員、陪審判員、地方長官和其他六七名共和國法官及官員統治。城鎮上有3000人，其中的1200人為葡萄牙人，剩下的是各個國家的基督教徒”，“這村落中，除來來往往的船上人員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議員及孤兒總管、度量衡及市場物價監視官、巡夜官、收稅官及各種各樣的手藝人。有兩所醫院，一所仁慈堂。一般通行的說法是，雙嶼比印度任何一個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壯麗富裕。在整個亞洲，其規模也是最大的”。據許多熟悉這裡事情的人講，葡萄牙人的貿易額超過300萬葡元，大部分買賣都是兩年前發現的日本白銀，無論帶什麼樣的商品到日本，都會賺回3～4倍的利潤。他說當時葡萄牙人每年在雙嶼島的貿易額超過300萬克魯扎多。這是個驚人的數字，因為前面已經說過，葡萄牙國王每年從香料貿易中大約可獲得100萬克魯扎多，而在葡萄牙一個有錢人家的傭人每年才掙4個克魯扎多。當然，《遠遊記》是一部遊記，像那個時代歐洲人的大多數探險遊記一樣，所說常常有誇大，所以不能過分相信其所言。不過雙嶼貿易規模很大，應當是無可置疑的。
由於頻繁的貿易活動和長期相處，從事大規模貿易的商人往往會使用多種語言。這種情況集中地表現在明末福建海商領袖鄭芝龍身上。他不僅會閩南話、廣府話和官話，而且也會葡萄牙語、盧西塔尼亞語（一種猶太商人使用的猶太-葡萄牙語）和日語。此外，他也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做過“通事”（翻譯），或許懂一些荷蘭語。
亦商亦盜的海上商人
第三，海商與海盜。我在上面已經提到倭寇，亦即東亞海域猖獗的日本海盜。除了倭寇之外，在許多教科書中也談到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在東亞海域的海盜行徑。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我們要問的是：1．在當時的東亞海域中，除了日本和西方海盜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海盜？2．這些海盜和當時的海上貿易以及海商之間是什麼關係？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開，就不難看到在14～17世紀中葉的東亞海域，海盜絕不止倭寇和西方海盜，來自不同國家的海盜也橫行在這一海域。這其中，華人海盜又佔有特殊地位。
東南亞的本地海盜，最為有名的是蘇拉威西南部的布吉私掠船，其活動範圍西至新加坡，北至菲律賓。另一惡名昭彰的奧朗勞特海盜，則控制了馬六甲海峽上的過往船隻以及新加坡周圍的海域。馬來亞和婆羅洲的海盜，從婆羅洲出發搶掠新加坡和香港之間海域上的商船。不過這些海盜與活躍於東南亞海域的華人海盜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了。因為有更好的裝備和更好的組織，華人海盜比東南亞本土海盜擁有更強大的力量，所以在東南亞海域的影響力也更大。
東南亞的華人海盜活動始於中國元朝。這些海盜大多數來自中國南方沿海的廣東和福建。他們也招募東南亞本地人來修建堡壘。這些海盜大多都在蘇門答臘和爪哇附近海域活動。到了明初，在活躍於東南亞地區的各國海盜中，最出名的是陳祖義為首的華人海盜集團。陳氏是廣東潮州人，洪武年間逃到南洋，入海為盜，盤踞馬六甲十幾年，在其鼎盛時期成員超過萬人，戰船近百艘，活動在日本、南海、印度洋等地。在當時的世界上，這可能是最大的海盜集團。陳氏自立為渤林邦（位於蘇門答臘島）國王，東南亞一些國家甚至向其納貢。後來陳氏集團與下西洋的鄭和艦隊發生衝突，發生激戰，陳氏武裝被擊斃五千餘人，被燒燬戰船十艘，繳獲七艘，陳祖義等首領三人也被生俘，該集團隨之瓦解，華人海盜活動暫時消減，但是到了明代中期，華人海盜又活躍了起來。他們與日本有密切關係，成為倭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依照學界較新的看法，倭寇包括前期倭寇和後期倭寇。前期倭寇主要活動在14世紀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成員基本上是被稱為“西日本惡黨”的日本人；而後期倭寇（日本通常稱為“嘉靖大倭寇”）是嘉靖三十一年活動的海盜，成員不僅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不僅如此，中國人可能還佔多數。《明史》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其中“從倭者”就是中國人。明代小說《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楊八老越國奇逢》裡，對這些“從倭者”的情況進行了生動的描寫：
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凡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小說裡說“從倭者”是被脅從的，但事實上有許多則是自願的，甚至是自己主動去當倭寇的。參加過平定東南沿海倭寇戰鬥的明朝官員鄭曉說：“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略可用者，往往為賊。躧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粗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恆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
有一個江蘇崑山人被倭寇擄走後逃回來，向官府訴說自己的經歷，說船上大概有兩百個倭寇，多為福建、溫州、臺灣、寧波、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而梳著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幾個。
這些真倭、假倭相互利用，共同作案，正如鄭曉所說：“倭奴借華人為耳目，華人借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另一位抗倭有功的官員宗臣說：“華人狡，善騙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之先其夷於睥睨間，守埤者睹其夷，遂驚而逸。即陷，華人乃又先之，騙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劈門以入，而其時華人已群入帑藏中負其萬金走矣。夷人不知華人負之矣。及敗，其俘皆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萬曆時福建長樂人謝傑也說：“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
倭寇的大頭目也往往是中國人，最有名的就是許棟、汪直（亦作王直）、李旦等。其中汪直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率走私船五百餘艘由日本駛抵岑港並踞守該港，以後常據九州的五島列島和平戶，成為當時東亞最大的海盜集團。據明朝後期文人田汝成寫的《汪直傳》，汪直“據薩摩洲之松津浦，僭號曰宋，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鹹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對這些人的經歷進行仔細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們不是單純的強盜。他們與明朝政府的衝突，主要是因為明朝的海禁政策致使他們的海上貿易難以進行。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後來參加許棟的海上走私集團。到浙江巡撫朱紈發兵攻剿許棟集團，李光頭被捕，許棟兄弟逃亡，汪直收其餘眾，進而發展成為海商武裝集團的首領。其次，他們的活動範圍大大超出中日之間，可以說囊括東亞海域。例如許棟（許二）與弟許三先在馬六甲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網，然後與留在國內的許四、許一等合夥進行走私貿易。汪直當初南下廣東，造鉅艦販運硝黃、絲綿等抵日本、東南亞各地，他本人也“歷市西洋諸國”，在暹羅的阿瑜陀耶、馬六甲和中國之間往來，由此結識了才到達東南亞不久的葡萄牙人。嘉靖二十年（1541），他和兩名葡萄牙人帶領著上百名番商從暹羅乘船北航向雙嶼港進發，結果被暴風雨衝漂到日本種子島，和日商初步建立起貿易關係。第二年南風汛發時，他又和葡萄牙人一起從日本返航駛抵雙嶼，並加入許棟集團。此時恰好遇上日本的朝貢使團，於是他們便同當時在雙嶼的中外商人交易。交易完後，許棟即派汪直率“哨馬船隨貢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四年（1545）汪直到了日本博多津，招誘日本商人來雙嶼港進行走私貿易，“泊客擁有徒眾萬餘人”，或五艘十艘，或數十艘，分泊各港。不少葡萄牙商人也開始將雙嶼作為同日本貿易的中轉港。雙嶼一帶的許多當地百姓也捲入了這種國際貿易活動，有的為番商充當翻譯、嚮導，有的為之造船、修船，有的競相販售酒米、時鮮等食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記述道：“（葡萄牙人）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麵、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因為這些百姓“視海賊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所以在官府眼裡也是“從番者”或者“倭寇”。由此可見，許多倭寇實際上是一些對國家沒有固定歸屬感的人。鄭曉說：“昔也夷人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武健才諝之徒，困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禍茲大矣”。這些人浪跡於國際間，唯利是圖。借用一個日語名詞來描述這些人的特徵，可以說他們是一種“國際浪人”。晚明的鄭芝龍就是一個典型的“國際浪人”。他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鄉人，年輕時到過馬尼拉，後來在與葡萄牙人打交道中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取教名賈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國人稱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Iquan）。他發跡於日本平戶藩，娶平戶藩家臣田川翁昱皇之女田川松為妻。田川翁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國僑民（一說是在日本的泉州海商），在日本改姓為田川氏。還有人說鄭芝龍也娶了葡萄牙女子為妻。總之，他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人。
因為在當時的海上貿易中尚未有國際安全機制，所以商船出海，大多需要配備武器自衛，或者尋求擁有強大武力的海上武裝集團的保護，成為這些武裝集團控制的商船。不僅如此，在許多情況下，為了打擊競爭對手，商人也常常藉助武裝集團的力量劫掠對方的商船。當然，這些武裝集團有各種不同的類型。一些海上武裝集團屬於國家擁有或支持的武力（例如在東亞海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殖民當局的武力），在本國政府的眼裡他們不是海盜。另外一些得到當地政權的支持（例如倭寇得到日本沿海諸藩的支持），他們通常只被受害國視為海盜。還有一些完全是私人武裝（例如中國的海上武裝集團），他們往往被所在國視為海盜。無論如何，在當時的世界上，商船與形形色色的海上武裝之間存在一種非常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使得海商和海盜之間很難有一個明確的區分。
到了明末，這種亦盜亦商的海商武裝集團發展得愈加強大，以致出現了鄭氏集團這樣的超級海上強權。鄭芝龍集團縱橫東亞海域數十年，成為17世紀世界上最強悍的海商/海盜集團。雖然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但是鄭氏集團仍主要從事貿易而非劫掠。據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崇禎十二年（1639）駛往長崎的鄭氏商船多達數十艘。崇禎十四年（1641）夏，鄭氏的22艘商船由晉江縣安平港直抵日本長崎，佔當年開往日本的中國商船總數的1/5以上，其運載的主要貨物有生絲、紡織品、瓷器等。鄭芝龍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了貿易關係。他運往日本的絲織物，有一部分是從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澳門購進的，日本的貨物也由他運到呂宋，轉售西班牙人。鄭芝龍的船隻也經常滿載絲綢、瓷器、鐵器等貨物，駛往柬埔寨、暹羅、占城、交趾、三佛齊、菲律賓、咬留巴（今雅加達）、馬六甲等地貿易，換回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等。
因此在當時，海商和海盜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二者的角色是經常在相互轉換著的，正如謝傑所言：“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事實上，在近代早期的國際貿易中，這種亦商亦盜的海商乃是正常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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