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歷史中，“士”作為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曾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士也在不斷的發展演化。從一個特定的社會身份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的無雙國士，再進而成為兩漢以來的社會階層，隨後在魏晉南北朝達到鼎盛。

周朝宗法制與“士”的興起

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稱士。

—— 許慎·《說文解字》

武王伐商，克定神州，以分封、宗法、禮樂駕馭天下。而在西周宗法制下，天子、諸侯、士大夫、士這四個等級同作為西周的統治階層，士是最下的一等，處於權力金字塔的末位。這時候的士是貴族的一種，在春秋時期其大多屬於卿大夫的家臣。

周朝統治階層的等級劃分

而時間來到戰國時期，士的含義發生了變化，成為知識分子的統稱。戰國時的“士”，有著書立說的學士，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曆算的方士，有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著名的人物有蘇秦、張儀、范雎、李斯、鄒衍等人。他們脫離了生產勞動，依靠自己的知識才能為諸侯效命。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幹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

——《呂氏春秋·尊師》

孔子在周遊列國時就曾被一個老農嘲諷：“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而著名的縱橫家蘇秦，他出身周朝洛邑的一個農戶家庭，刻苦讀書，不惜“頭懸樑”，最終完成了階級跨越，成為佩五國相印的大人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戰國時期士的構成已經完全不同於春秋以前。

商鞅是由沒落的貴族轉為的士族

戰國時期的士的來源主要有以下兩個途徑：被統治階層的階級跨越以及貴族庶孽。前一個我們已經舉過了例子，後一個的典型代表是商鞅。商鞅本名衛鞅，又名公孫鞅，從這個名字我們就可以看出，商鞅本為貴族之後，但屬於支系血親，這種沒落的貴族就被稱為“庶孽”。兩種途徑，一種屬於階層上升，另一種屬於階層下降，而士則成為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之間流轉的站點。

秦朝中央集權制的開啟與士族身份的轉變

戰國時期，列國戰爭頻繁，這帶來的一個影響就是社會階層的流動性非常大。而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越大，處於中間地帶的士的群體規模就越大。這些身懷絕技，文可安邦定國，武可開疆拓土的士群體的發展壯大，促成了戰國時代的輝煌。

秦朝在統一的過程中，士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了吸納更多的有才能的人，秦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軍功爵制”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手段。而相對守舊，貴族勢力強大的六國也就相繼滅亡了。秦朝的歷史太過短暫，因此沒有帶來更多的發展變化。歷史的車輪滾滾而前，漢朝的崛起給士族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秦朝中央集權制

自從秦始皇建立秦朝以來，中國歷史進入到了封建社會這一新階段。與西周社會不同，秦朝實施的是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為了保障這一制度的運行，秦始皇制定了包括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縣制度在內的一整套管理體系。與西周依靠宗法、分封和禮樂不同，秦朝靠的是法律與流官制。從而把貴族政治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開啟了官僚政治時代，而“士”也隨之由一種貴族身份向著官僚集團這一社會階層轉變。

兩漢察舉制與世家大族的崛起

戰國時,許多諸侯打破“世卿制”,召集和選拔賢能者擔任官職。秦自商鞅變法以後建立了軍功爵制,按軍功選拔官吏,直到統一六國。西漢建立後,在繼承前朝“尚賢”思想的基礎上,為適應封建專制政體的需要,對官員選拔方法又進行了變革。於是,察舉制度應運而生。

—— 秦黎·《兩漢察舉制淺析》

漢承秦制，西漢也延續了官僚政治。這帶來的一個差別是中央政府的人才選拔機制發生了變化，舊的世襲制度不能用了，那用什麼呢？在西漢早期，漢朝的中樞構成主要是建國以來的軍事貴族與簡拔出來的優秀士人。這一時期的西漢政治追求穩定，因此沒有大的舉措。而到了漢武帝時期，由於政治的穩定與上升性需求，對於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察舉制應運而生。

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漢書》

漢朝察舉制促使了士族大家的崛起

察舉制推薦人才有三種途徑：其一是不定期選舉，當中央對人才有需求時就會要求下詔，要求地方推舉人才，這種被選拔上來的人被稱為“賢良”。第二種途徑是特殊選舉。這種選拔模式是在國家有特定任務時進行的，比如出使西域、發動戰爭、治理水患等。可以由別人舉薦，也可以是毛遂自薦。第三種途徑是舉孝廉。這種形式的出現在東漢，最早是分區舉薦，後來發展成為按人口比例分配。

兩漢察舉制的出現使得漢朝政府的構成從軍事貴族與郎、吏逐漸向士人轉移，士在漢朝獲得了一次大發展。而這次發展拉開了後來士族時代的大幕。

因為地方舉薦上來的人才飽和，察舉制在東漢逐漸擱置了前兩種推舉方式，主要以舉孝廉為主。但舉孝廉制度的發展形成了一些問題，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額的方式同樣造成了人才飽和。東漢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必須固定推舉孝廉，甚至將這一指標化的任務劃入了政績考核，這成為人才飽和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因為是地方長官自由推薦，在選拔過程中，地方長官不可避免的出現徇私情的現象，把自己的兄弟子侄、親友學生推舉上去，這一現象違背了該制度的初衷。

作為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察舉制在漢代形成、發展、完善、直至衰落，他有著自己的選拔標準與特點、影響深遠。漢代的察舉制有功有過，產生了許多積極影響，也造成了許多流弊。察舉制的形成開創了新局面，併為後世的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奠定基礎，在東漢時卻淪為門閥士族權錢交易的工具，直接導致了漢朝滅亡。

—— 陳鳴霄·《漢代察舉制度的利與弊》

而舉孝廉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因為被推舉人都與地方長官沾親帶故，這些被推舉人為了感謝其“薦舉之恩”，都會成為該官員的朋黨。東漢官場由此形成了一個個權力集團，他們有的盤踞地方，實質性壟斷地方政權。有的交錯在中央與地方之間，互為庇佑。東漢政權由此發生了一次不可逆轉的變局，這也是後來士族閥閱形成的重要背景。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天下大亂，其中的重要推手就是世家大族。我們都知道。東漢的滅亡在於外戚與宦官之間的權利爭鬥。東漢的建立，就是在地主豪強的幫助下完成的。因此，地主豪強是東漢王朝的重要政治力量。

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

由劉秀集團建立起來的東漢王朝的基礎就是南陽和河北的豪強地主，在劉秀統一天下後，要鞏固政權勢必也要依靠他們。這樣，在政府的庇護下，東漢豪強地主的勢力進一步擴大，按照他們發跡途徑的不同，我們可以把這些豪強地主分大體上為三種，即貴族豪強地主，官僚豪強地主和高資豪強地主。

——《試論東漢時期的豪強地主》

東漢王朝的皇帝一度面臨外戚擅權的局面，為了自保，他們不得不和宦官相聯絡，從而重新奪取政權。但是這樣帶來的一個影響就是宦官又作為一個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由此形成了東漢朝堂上外戚與宦官兩大政治力量角逐的局面。除此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卻被史官忽略，那就是豪強地主。

察舉制下，人才的選拔權是掌握在地方長官手裡的，他們通過掌握人事權利，實質上掌握了地方政權。再憑藉著莊園經濟帶來的優勢經濟地位，這些人成為集經濟政治權力於一身的政治實權派。在東漢末年的爭端中，外戚與宦官的勢力遭受重大打擊。繼之而起的，則為豪強地主，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的崛起造成了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東漢末年的變局中，地方豪強依靠自己在地方上的政治權威與經濟力量，成為割據一方的諸侯，由此引發了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局面。曹操，其本為宦官曹騰的養孫，曹嵩的兒子，也在東漢末年的變局中佔得一席之地。但由於其出身於官官勢力，曹操受到了來自士大夫的鄙視。因為這一層關係，曹操也就與當時實力最為強大的士族力量脫節。但由於察舉制實行以來，士人群體大多都是依靠裙帶關係而上位，缺乏真正有真才實幹的人。對曹操這樣的實幹家來說，他也就因此不受限制而不拘一格的大肆招攬人才。曹操多次發佈唯才是舉令，就是希望掌握真正具有真才實幹的人，來為他的事業效力。但是這樣的“唯才是舉”是否會貫徹到底，世家大族會被曹魏捨棄嗎，歷史變局面前士族將如何發展？這要看曹操曹丕父子的抉擇。

九品中正制與士族鼎盛時代的到來

曹操沒有完全摒棄士族，他依然積極的爭取與士族的合作，但曹操想改變的是自東漢以來士族擅權的局面。荀彧就是曹操陣營中最為著名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荀彧出身穎川荀氏，是幫助曹操統一北方的首席謀臣和功臣。為曹操制定了統一北方藍圖和軍事路線，提出生根固本，以制天下，迎奉天子的戰略主張。在面對呂布叛亂與官渡之戰中，荀彧都是重要謀士。他還為曹操舉進了大量的人才，被曹操稱為吾之子房。

曹操曾提拔大批士族地主進入他的統治集團，比如潁川荀彧、荀攸，陳群、王粲、河內司馬懿等人都先後被曹操委以重任，成為他統治集團中的中樞人物。然而曹操又殺了著名士族孔融、楊修，逼死了被曹操稱為吾之子房的荀彧，這些矛盾的現象表明曹操與士族地主之間具有統一的一面又存在尖銳的對立，他們之間這種既統一又對立的關係，是研究曹魏政治的一個重要問題。

—— 張兆凱《略論曹操與士族地主的關係》

但隨著東漢末年局勢的發展，曹操想代漢自立的政治野心逐漸暴露，荀彧與曹操的矛盾逐漸激烈化，他也最終被曹操棄用，不久亡故。曹操與荀彧之間從合作到決裂，可以看作是曹操與士族集團之間的鬥爭的縮影。

曹操與荀彧的決裂是其與士族集團的鬥爭（圖片來源《新三國》劇照）

曹操死後，曹丕接過了他的接力棒。如果說曹操為自己的兒子打下了江山的基礎的話，曹丕的努力則是為實現真正統治這個國家。為了代漢自立，曹丕必須做一個抉擇，關於他的選擇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 已有論述，在此直接引用：

但其實，曹丕也沒得選。曹丕想要篡漢自立就要和士族合作，要不然他就得看著自己曹家辛苦打下的天下卻要署名給一個什麼都沒幹的劉姓皇帝。況且當時的北方社會已經趨於穩定，為了社會的持續發展就必須讓政治穩定下來，那就必須有常態化的政治建設。那這個政治建設以誰為中心，滿足誰的政治利益就是最核心的問題。但曹丕又能依靠誰呢？自秦漢以來，以士人階層為主體的士人政府是王朝政治的基石，官僚政府就是由遵從儒家倫理的士人組成的，除此之外，沒有替代品。

曹丕最終選擇了妥協，那就是與士族集團合作，合作的產物就是九品中正制。通過這次合作，曹丕完成了自己的政治夢想，成功地坐上了皇帝的寶座。而士族集團也心滿意足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三國志·魏書》記：“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中正制，群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

曹丕選擇了與士族集團妥協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九品中正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制度，九品與中正是其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中正指的是對人才進行評定的官員的稱號，而九品則是對於人才而言，他將人才由高到下分為九個等級。在曹魏時期，這一制度被稱為九品之制。到晉朝的時候變成了中正九品之制。九品中正制這一詞作為一個名詞的確定，是在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最終確立的。

魏晉時期，由於門閥制度的形成以及士庶等級界限的嚴格區分，上品與下品同社會等級制度結合得愈來愈緊密，其間的差別日益明顯。上品的含義也隨之發生了質變，即由單純評定人才優劣的一級鄉品等級稱謂蛻變為代表著士族的社會地位的身份等級的標識，成為辨別士庶分野的界標之一。

—— 張旭華 《中國史研究》

九品中正制

關於九品中正制的產生，歷史學界並沒有一個明確定論。一個說法是陳群首先創建了這一制度，而另一個說法說是曹操時代就已經產生了這一制度的淵源。曹操始建說來自於宋書，由沈約提出。但歷史學界廣泛接受的是，曹丕在繼位之後設立了九品中正制。這一制度將人才分為9個等級，但劃分等級的權利，掌握在中正官的手裡。換一句話說，是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中，從此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世家大族通過這一制度，強化了自身的階層基礎，成為世襲罔替的顯貴，士族鼎盛時代也從此的到來

在曹魏滅亡後，西晉取而代之。但西晉存在歷史太過短暫，其王朝很快被推翻。西晉的王室與當時的社會上層大量南遷，史稱衣冠南渡。司馬睿在東渡後在北方士族的擁戴下建立了東晉王朝。由於東晉王朝的建立，主要是在琅琊王氏等士族力量的支持下完成的。琅琊王氏因此位高權重，顯赫一時，有一個數據說當時的東晉王朝中，有超過75%的官員都是王家或與王家有關的人。以王導、王敦兩兄弟為核心的琅琊王氏家族比司馬皇室的權勢更盛，在內王導統領朝臣、政令己出，在外王敦總掌兵馬、專任征伐，百姓時稱“王與馬共天下”。“王與馬共天下”就是東晉士族鼎盛的極致表現。

東晉士族的鼎盛——“王與馬共天下”

後記

從西周至兩晉，從宗法分封到九品中正，在將近一千五百年的時光裡，士族隨著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發展而演變，而同時歷史的發展走向也受到了士族階層的極大影響：

西周以宗法制分封天下，士族以封建貴族等級的末位“士”的身份正式現身於中國歷史。秦朝確立了中央集權制，把貴族政治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開啟了官僚政治時代，而“士”也隨之由一種貴族身份向著官僚集團這一社會階層轉變。漢朝的察舉製造成了政治權力的壟斷，世家大族崛起成為一支勢力龐大社會階層，他們在漢末逐鹿天下，曹魏也不得不向士族集團妥協，而妥協的結果“九品中正制”使得中國歷史進入了士族鼎盛的時代。晉朝八王之亂後，司馬皇室在琅琊王氏等士族力量的擁護下才得以衣冠南渡，“王與馬共天下”的典故成為士族鼎盛的一個極致表現。

那麼，東晉登峰造極的士族階層為何會在接下來的南朝跌入深淵，士族這個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身影會以什麼樣的方式褪去色彩、走下舞臺呢？飛揚的下一篇文章將為你講述，敬請期待。

青花瓷一般製作精美卻又色澤淡雅，青銅器一樣體量厚重而又造型獨特，這是我看到的歷史，願與你一起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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