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雖然遠離我們兩千多年,但每一個人都不會對他陌生,因為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奠基者,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而且孔子無疑是那個時代最有學問的人，他首創了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第一個學派—儒家學派。
孔子生前不得志,不料死後徹底翻身,由學者而為“聖人”、“萬世師表”,甚至登上了“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寶座。他創立的儒學也由私學而為顯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自漢武以至清二千多年間,雖經多次改朝換代,儒學的正統地位始終沒有動搖。
直到近代,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鴉片戰爭後,民主革命從此開始,一股前所未有的反孔思想勃然而興,先是維新派的託古改制,把孔子的儒學弄得面目全非。接著是革命派章太炎的直接批評,儒學正統地位搖搖欲墜。最後是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給孔子儒學以致命的打擊。從此孔子不再是偶像,儒學獨尊的地位徹底垮臺了。
孔子作為世界級的文化名人的地位早已奠定,任何過頭的褒,只會是畫蛇添足,任何過頭的貶,到頭來終究變成自我嘲弄。因此只有實事求是地評價孔子,才可能從他的歷史存在中極取到真正的教益。在這裡我們要探討的就是孔子思想與中華民族精神的淵源關係。
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識,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化傳統長期薰陶的產物。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儒、佛、道三位一體,浸透於中華民族的性格和心理,凝聚為中華民族精神。然而以官學的形態,授受於庫序,流佈於民間的,卻基本是孔子儒家的思想文化,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我們說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學說奠定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與定位。
孔子儒家思想奠定中華民族精神的基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和的精神、仁的精神、及禮的精神。
和
中國作為二個封建大國在近兩千年來的歷史發展很少有侵犯外域的戰爭,唐王朝是中國封建的高度發展,雖然民富國強,但也沒有向四域擴張。我認為這與孔子和的精神密切相關。
孔子和的精神的否定形式就是不爭(不義之爭),因此孔子是一位強烈的反戰主義(不義戰爭)者,一位和平主義者。中國人歷來鮮有決鬥,歷來尚文不尚武,可以說皆受不爭思想的陶冶和影響。
仁
仁是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論語》中有109次提到“仁’的確是不厭其“繁”，但對它的理解卻歧義紛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仁主要是“愛人”,作為內在的道德修養,仁的基本精神就是愛人。
孔子所講的“仁”是一般人只要努力就能做到的,“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做為仁者愛人的一個恰當解釋。這裡談的是對待他人的平等態度,也就是將心比心,自己需要的,要想到別人也同樣需要,自己想做的事要想到別人也同樣想做,要儘可能地幫助別人。
如果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體現著對他人的善良和幫助的話,那麼它的另一個方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體現著對他人人格的尊重。所以孔子的仁學,倡導仁德,最低要求是承認人的存在和尊嚴,這種古典的人道主義,成為中華民族仁愛寬容精神的主要源頭。
禮
在孔子思想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禮。禮是完善的政治制度和倫理規範。孔子禮的精神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也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中華民族向以“文明古國”和“禮儀之邦”著稱於世,其泱泱大國之風範,溫潤如玉之風度,溫良恭儉讓之舉止,堪為世界文明之楷模,它們都出於孔子禮的精神。
理性主義是孔子禮的精神的又一個重要性質。 孔子曾告訴人們:“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貧思難。” 也就是說, 他要求人們對自己的一言二行、一舉一動, 乃至喜怒哀樂的流露,都要經過慎重考慮, 作到無過無不及。
孔子這種重` 禮” 的理性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很大, 中華民族重理性、講節操、反對縱慾主義, 。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方個人主義傳統所面臨的種種困境, 使人們看到深刻的東方智慧之中所閃爍出的民族理性精神的光芒。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孔子儒家思想盡管自身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和缺點,但它所蘊含的熱愛自然和生命,熱愛和平和生活的品格,為國家為民族而獻身的高尚氣節,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勤勞勇敢,吃苦耐勞的美德,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以及講求道德理性的修養方法都已深層次地積澱於中華民族的國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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