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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自20世紀末以來，“實用主義”在西方學術界已然由貶義詞變為褒義詞，影響遍及象牙塔內外，為西方思想文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養料，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實用主義轉向”。本組筆談試圖將實用主義置於對話的語境下，考察它與其他重要哲學思潮的互動與關聯，從而顯現出它的當代學術價值。四篇文章分別從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儒學、現象學、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對話的視角，審視實用主義精蘊，希望能拋磚引玉，推進國內學術界對實用主義的深入探究。
多重視角下的實用主義（筆談）
摘要：劉放桐認為，在語言轉向被當作西方哲學現當代轉向主導形態的背景下，美國實用主義的實踐轉向具有特殊地位。杜威去除了經驗概念的舊形而上學意蘊，而將它與實踐概念融合起來，杜威的哲學改造與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存在某些相通之處。童世駿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來看杜威的教育觀，探討了“不對稱主體之間的平等交往何以可能”的問題，認為通過在不對稱的兩個主體之間再設置一個第三者的方法，可以克服主體間關係的不對稱性。安樂哲認為，儒學和杜威的實用主義這兩種傳統對當代哲學話語的貢獻在於，它們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取代個人主義的方案，即儒學中基於關係構建的“仁”，以及杜威的“個體性”概念。陳亞軍則強調了實用主義與現象學之間的親緣關係，認為古典實用主義與現象學之間有著明顯的相對應的平行展開，現象學思路將在實用主義的未來發展中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關鍵詞：實用主義；語言轉向；實踐轉向；交往行動理論；儒學；現象學；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20年第1期。
對實用主義轉向的馬克思主義解讀
作者：劉放桐，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杜威中心榮譽主任（上海 200433）。
——【目錄】——
一、語言的轉向之被當作西方哲學現當代轉向的主導形態
二、實用主義的轉向是實踐的轉向
三、馬克思主義的轉向對實用主義轉向的超越
一、語言的轉向之被當作西方
哲學現當代轉向的主導形態
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當代的轉向在19世紀中期黑格爾學派解體時即已開始。實證主義、意志主義、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生命哲學等流派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它們對各自的理論先驅的相應的舊哲學加以改造（如像新康德主義之於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之於黑格爾主義）。它們既保留了相應的舊哲學的一些理論框架或原則，但又從內部顛覆舊哲學，因而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棄舊圖新的特色，標誌著新舊轉向的發端。不過，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當代的轉向，只有所謂語言的轉向運動在歐美興起後，才顯示出其與傳統哲學最終決裂的成熟形態。
20世紀初，歐洲哲學中發生了兩個具有標誌性的事件。一個事件是在英國出現的羅素和摩爾分別對唯心主義的反叛，並分別提出用清晰的邏輯語言（理想語言）或日常語言的分析來取代傳統思辨形而上學，特別是傳統認識論對概念和範疇的本性以及它們之間關係的終極原則的追究。羅素和前期維特根斯坦以及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德國數學家弗雷格（Gottob Frege，1848—1925）提出的數理邏輯語言當作理想語言，被稱為理想語言學派；後期維特根斯坦和英美日常語言學派對摩爾的日常語言理論又作了重要發揮，被稱為日常語言學派。這兩派不僅成了當代語言分析哲學的主流，也成了整個當代英美哲學的主流。由於他們都是以語言分析代替傳統的哲學思辨，他們所實現的哲學的轉向順理成章地被稱為語言的轉向。
另一個事件是歐洲大陸德法等國哲學中出現了把意識的意向性當作出發點的現象學運動。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和海德格爾是其主要代表。他們之間有諸多區別。但是，在不是關注存在者本身、而是關注存在者怎樣存在（怎樣在起來），或者說不是關注實體、而是關注活動上，他們大體上是一致的。胡塞爾雖然像傳統形而上學那樣關注存在與意識的關係問題，企圖使哲學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並建立一個與之相應的先驗唯心主義體系；但是他不僅把心理對象當作意向活動的產物，而且把一切意識對象都當作先驗的意向性活動的產物，思維與現實的聯繫正是由這種意向性活動來維繫的，也正是這種活動使人返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更直接和明確地把非實體性的、先於主客分立甚至超越個人存在的存在的活動“Sein”來取代具有具體存在形態的“Das seinde”。他把“Sein”歸結為語言，稱“語言是存在的家”。歐洲現象學運動的其他支脈最後都各以自己的方式把存在指向語言。所以許多西方哲學家認為他們實現的哲學轉向同樣是語言的轉向。
上述兩個事件及由其推動的哲學的語言轉向運動都首先發生在歐洲。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醞釀和爆發，大批歐洲哲學家移居美國，他們不僅把分析哲學帶到了美國，而且適應美國哲學並發展有利於分析哲學生長的環境；分析哲學不僅在美國立足，甚至發展成為在美國哲學論壇越來越占主導地位的哲學。現象學運動等歐陸非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後來也往美國滲透，以致其在美國的影響更甚於歐洲。這樣美國就成了現當代哲學的語言轉向的中心。
如何看待20世紀西方哲學家中盛行的語言的轉向與馬克思和古典實用主義哲學家早已提出的實踐的轉向的關係，這是西方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都會遇到但又較難回答的問題。西方哲學家們大都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們自然不會去探討馬克思所論證的實踐轉向及其與語言轉向的關係問題。現當代哲學的轉向在現當代西方哲學家那裡主要就是指語言的轉向。至於其與實踐轉向的關係，主要涉及其與古典和當代實用主義的實踐轉向的關係。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大都肯定實踐的轉向是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更的根本內容，但較少研究其與語言轉向的關係；或者對這兩種轉向都談，但又將它們分離開來。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中許多專家（特別是一些已有較大知名度的中年專家）對西方現當代哲學包括現當代語言哲學都相當熟悉，也經常談論語言的轉向；但是很少有人將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轉向結合起來談論。為了促進這兩種哲學的研究，很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比較研究工作。
二、實用主義的轉向是實踐的轉向
在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當代的轉向中，美國實用主義的轉向具有特殊地位。它在20世紀歐洲哲學的語言轉向發生之前就已出現。當歐洲哲學的這一轉向傳入美國以後，美國實用主義由於仍然在一定意義上保留有傳統形而上學的殘餘影響而受到語言分析哲學家的衝擊，並由此而有過短期沉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一段時間，它表面上甚至有被語言分析哲學排擠出哲學講壇之勢。但這也只是狹隘的學院講壇，在廣大美國民眾的現實生活和社會組織中，實用主義從未失去主導地位。即使在哲學理論上，美國實用主義也很快就適應了歐洲語言哲學，並把它們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之中。當代美國實用主義者莫利斯說，邏輯經驗主義、英國語言分析哲學、現象學、存在主義“在性質上是一致的”，它們“每一種所強調的，實際上是實用主義運動作為一個整體範圍之內的中心問題之一”。
早在19世紀，當德國數學家弗雷格通過其創立的數理邏輯用符號語言取代形而上學的哲學概念來實現哲學變更時，美國實用主義的創始人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於同一時期就也獨立地作出了類似的貢獻，並將其與他當作哲學核心的實踐概念聯繫起來。這使他領先於20世紀提出語言轉向的歐洲哲學家。皮爾士的這種觀點突出地表現在他對笛卡爾和康德的批判中。
皮爾士對笛卡爾的批判集中在笛卡爾的普遍懷疑原則和把“我思”作為出發點上。皮爾士認為，在人的認識和行動中不能僅僅是懷疑，而必須有確定的信念。為了確定信念，必須採用科學的方法。後者既排斥主觀偏見，又反對盲目崇拜權威，而只依據不受個人意識影響的永恆因素，即客觀事實。儘管皮爾士對永恆因素、客觀事實的解釋有含混之處，但已明顯不同於傳統思辨唯心主義哲學。
皮爾士對笛卡爾“我思”原則的批判進一步顯示了他的求實精神。他認為，把“我思”作為出發點沒有超越自我的狹隘範圍，無法由之而得出確定可靠的觀念。後者只能經由社會共同體不斷地探索得出，人的知識不是孤立的個人的自我確認，而只能是人們在不同條件和因素下進行商討的過程，也就是在共同體中不斷地加以探索。在科學研究中不同領域的研究有不同的結果，它們彼此支持，並以此拓寬自己的範圍。真理不只是個人的事情，而更是一個社會的過程。皮爾士正是由此將有關確定性的知識論轉向有關現實性的實踐論，將以認識論為中心的傳統形而上學改造為一種強調探索和實踐過程的實踐哲學。
皮爾士的實踐和探索哲學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那就是他強調過程、進步和發展，反對保守和停滯。這突出地表現在他所提出的可錯論（fallibilism）上。他認為，即使是用科學方法所得出的結論和所形成的信念，都處於不斷修正的過程中，都可能因發生錯誤而被推翻。任何一種可以稱為真理的假設都需要改進，任何信念的確定性都是相對於其證據。隨著新的論據出現，就需要對原有假設加以修正。任何經驗陳述都不是絕對可靠的證實，甚至邏輯和數學的研究也不能排除錯誤的可能性。這一觀點是對傳統哲學認識論的重要突破。
皮爾士不僅是同時代西方哲學家關於實踐轉向的典範，也是後來英美分析哲學家所繫統和全面發揮的關於語言轉向的先驅。後者突出地表現在他通過對康德的先驗論的符號學改造而建立了有他自己特色的現代符號語言體系，並將哲學納入這種語言符號體系。關於這點，我在《皮爾士與美國哲學的現代轉型》一文中有較多闡釋，這裡就不重複了。
在實用主義流行於美國並在美國哲學中確立主導地位的過程中，美國心理學家和哲學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起了獨特作用，他由此被公認為是美國實用主義的奠基人。
詹姆士把心理學、生理學、醫學同哲學結合在一起。他的心理學是在德法等國心理學的影響下形成的。但在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他對心理意識活動作出了與以往心理學家不同的解釋。他反對把心理活動神秘化，認為它們是大腦的功能，相應於大腦的變化而變化。他認為意識總是處於活動過程中，肯定意識的能動性。他在1890年出版的《心理學原理》引起學界強烈轟動，其中提出的著名的意識流理論和達爾文進化論一道為徹底摧毀近代哲學中的心物二元論、特別是為以與實踐統一的經驗概念代替傳統形而上學知識論上的經驗概念奠定了科學基礎，也為以新的經驗概念和實踐概念為整個哲學核心概念的實用主義哲學奠定了科學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詹姆士1898年在加州大學所作的《哲學概念和實際效果》的講演，第一次正式把皮爾士1872年在“形而上學俱樂部”發言中提出的標誌性觀點稱為實用主義，並對它作了最接近現實和生活的闡釋。“實用主義”這個詞也由此像野火一樣迅速傳佈開來。在此以前，無論是皮爾士或者與實用主義運動相關的其他人都沒有使用過“實用主義”這個詞。由於詹姆士善於用清晰和通俗的文筆說出皮爾士和他自己提出的實用主義的道理，從而使實用主義這種接近生活和現實的哲學為美國各階層人士廣泛接受，由此成了美國最為流行的哲學。
在美國實用主義的發展中，為其建立全面完整的理論、將其運用於思想文化各個領域，並使其對美國現實生活和實踐的各個方面都產生重大影響的哲學家是約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其哲學思想最為全面和深刻地體現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民族精神和社會發展的積極方面，堪稱最偉大的美國哲學家。由於他的哲學最能體現當代西方哲學發展的趨勢，而被羅蒂稱為20世紀西方三位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這一評價獲得舉世認可。
杜威在美國實用主義的諸多發展中，最突出的是他在繼承傳統的經驗主義時，對它的經驗概念進行了相當徹底的改造，去除了它的舊形而上學意蘊而將它與實踐概念融合起來，由此實現了他的“哲學的改造”“哥白尼式的革命”。這意味著他比其他西方哲學家更好地實現了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型。關於這些，我在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所寫的數十篇文章，以及以它們為主體編輯或重新編寫的幾本著作中，從各個方面作了我所能作的闡釋。在我為《杜威全集》中文版所寫的序言中，又作了一個概括。其中指出，杜威把對現實生活和實踐的關注當作哲學的根本意義所在，杜威的“哲學的改造”適應和引領了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代轉向的潮流，與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存在某些相通之處。為了避免過多重複，本文就不展開論述了，僅建議讀者們更多關注如下兩點。
第一，杜威的經驗概念同一於實踐概念，它既與傳統哲學的經驗概念根本不同，又關聯著思想文化的所有領域。
在傳統哲學（不管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經驗論還是唯理論）中，經驗都是認識的起始階段，蘊含著主體對客體的一定認知，是認識活動的某種結果。在此，主體和客體是分離的，從而必然導致某種形式的二元論。杜威的經驗概念不是指認識的階段和結果，而是作為有機體的主體與作為環境的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本身。在此，主體不是什麼神秘的精神實體，而是自然進化的產物，是詹姆士心理學所論證過的人的大腦的功能，它作為主體存在是相對於客體而言的；環境是主體所遭遇（或者說與之相關）的一切，不存在什麼不能作為客體的神秘之物，它們作為客體存在是相對於主體而言的。主體與客體（有機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又是無所不包。作為這種相互活動的經驗不只是認知活動（知識），也可以是情感、意志、信仰（道德、藝術和宗教）等活動。正是通過同一於實踐活動的經驗活動，杜威把知識、道德、藝術和宗教統一起來。這點在他的《確定性的尋求》（1929）中有詳細的闡釋。
第二，杜威既要與傳統的思辨形而上學決裂，又想避免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他由此受到這兩方面的哲學家的批評，他對二者都有所妥協。
由於杜威企圖用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來說明知、情、意等人和人類社會的所有活動及與之相關的所有學科，但是他對這種相互作用往往缺乏具體和確定的解釋，這被他的許多反對者（包括像羅素這樣著名的哲學家，特別是當時在美國也有相當影響的各種實在主義和自然主義哲學家）指責為陷入了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為了回應這些指責，杜威力圖使“經驗——”這個他的全部哲學的核心概念——具有某些實在主義和自然主義色彩。他在《經驗與自然》（1925）這部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強調自己的理論是經驗自然主義或者自然主義的經驗主義。儘管他的基本觀點與他此前的代表作《哲學的改造》（1920）基本相同，但畢竟有實在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外表。然而這樣一來，他又受到比他更加要求消解形而上學的分析哲學家（包括他的著名信徒、由分析哲學轉向實用主義的羅蒂）的反對，他們指責杜威哲學有不必要的形而上學的殘餘。杜威對他們的指責也表現出了妥協的傾向。他在後期著作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語言的轉向，在《認知與所知》一書中他對一些重要哲學概念甚至還作了語言哲學意義上的解釋。
總的說來，杜威等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的實踐轉向在超越傳統形而上學方面確有分析哲學家們所揭露的不徹底處，但他們又能吸取分析哲學在這方面的長處而使他們的實踐轉向與語言轉向結合起來，由此在解決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當代的轉向上，能立於西方現當代各派哲學之顛，甚至還能與馬克思在哲學上實現革命變革所實行的轉向存在著張力。這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
三、馬克思主義的轉向
對實用主義轉向的超越
關於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當代的轉型、在西方哲學發展上的進步以及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較這種轉型的共性和總體上的超越，我的觀點在《西方哲學的近現代轉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道路（論綱）》一文中已明確闡釋了。其後我發表了20多篇與此相關的文章，其中有幾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正面闡釋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是對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向的超越。例如在《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對現當代西方哲學的超越》一文中，我提出了三點意見。首先，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方哲學發展的社會階級基礎，使它完全符合現當代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從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和現當代西方哲學家因階級偏見而無法擺脫的片面性和侷限性。其次，馬克思把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與對世界觀和本體論研究的改造結合起來，超越了現代西方哲學家在批判傳統形而上學時普遍存在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傾向。再次，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把生活和實踐的觀點當作其哲學的基本觀點，克服了西方哲學家在轉向生活和實踐道路上的唯心主義傾向。由於在其他地方已多次介紹，這裡就不重複了。此處僅就如下兩個觀點說些想法，提請學界討論。
第一，實踐的轉向高於語言的轉向。
西方語言分析哲學的興起，直接導源於弗雷格、羅素、摩爾、維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學家用理想語言或日常語言的分析，來代替傳統哲學的概念分析，或者說消解柏拉圖以來的對理念，特別是近代哲學認識論轉向以來被提到首位的本質及與之相關的概念、範疇等的分析，驅除了蒙在它們之上的煙霧，由此使哲學問題變得清晰、規範。這種哲學研究方式不僅受到反形而上學的哲學家們的讚許，也獲得了科學家們的歡迎，西方哲學的發展由此被認為出現了語言的轉向。這種轉向在哲學上和科學上都意味著重要的進步。換言之，語言的轉向是指通過分析語言使之明晰來取代傳統哲學對哲學概念的含混的推演，這是對傳統哲學的超越，由此被認為是實現了哲學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但是，語言不只是一個空殼，它們都是有內涵的。而有內涵的語言都具有概念意義。因此，通過空殼的語言轉向來實現哲學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可能只有字面上的意義，它並不能取消和解決包括傳統哲學在內的哲學這門學科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的問題。不管是世界觀、人生觀、認識論、方法論、倫理學、美學、宗教學等這些傳統哲學領域所應研究的問題，還是人們在現實生活和實踐中所直接面對的種種問題，都可以通過語言分析而變得清晰，但不能僅僅憑藉語言分析就可以使問題得到解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返回現實生活和實踐是必由之路，從皮爾士到杜威的古典實用主義哲學家在從近代到現當代的哲學轉向上的獨特貢獻，就是他們沒有停留於分析哲學家的語言分析，而是進一步把語言分析與現實生活和實踐結合起來。從古典實用主義到新實用主義的發展，最突出的表現也正是後者試圖把分析哲學家們的語言分析與實用主義強調的實踐結合起來。總之，在近現代哲學轉型或者說哲學轉向上，實用主義高於其他西方哲學流派，而新實用主義高於古典實用主義。
第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的轉向高於實用主義的實踐的轉向。
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變革對西方現當代哲學轉向的超越，不僅包括了對實用主義轉向的超越，而且以對實用主義轉向的超越為最典型的超越形式。因為在西方近代哲學到現當代哲學的轉向中，實用主義的轉向是最具優越性的轉向形式。我在新近發表的《從認識的轉向到實踐的轉向看現當代哲學的發展趨勢》一文中，較具體地分析了維特根斯坦所代表的語言的轉向、海德格爾所代表的存在（Sein）的轉向以及杜威代表的實用主義的轉向各自的含義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這裡進一步補充的是：與分析哲學不同，實用主義者在講到實踐概念時，關注的不只是主體和客體概念的直接統一，而且更關注在主客統一過程中主體如何相對於客觀而成為主體、客體如何相對於主體而成為客體。換言之，他們更為關注的是二者的統一發生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超越了單個主客體的直接統一，必然涉及眾多相關主體與它們相應的客體的統一的社會過程。這點與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的社會性（階級性）和歷史性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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