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4世紀中期，一場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瘟疫“黑死病”在悄無聲息之間肆意席捲了整個歐洲。關於這場瘟疫，有不少學者至今仍認為它給當時人類所帶來的危害程度甚至不亞於一次大規模的現代核戰爭。此外，生活在那一時期的意大利詩人喬萬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年--1375年12月21日)在其代表作《十日談》當中是這樣描述那場可怕的瘟疫的：

迄今為止，沒有人真正清楚這場瘟疫到底殺死了多少人，也沒有人真正瞭解這場瘟疫給當時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怎樣的逆推作用，我們今天有幸所看到的數據僅僅是後世學者通過種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反覆驗算後而得出的。如據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伯恩斯等人所寫的《世界文明史》一書中推算，此次“黑死病”對整個歐洲的襲擊，在加上諸如戰爭、饑饉等其他相關因素的綜合考量，整個西歐的人口總量在公元1300年至1450年之間至少減少了一半，甚至於“很可能減少了三分之二”。儘管如此，但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當人們沉浸在這場“人為”的天災給人類所帶來的鉅額損失而感到悲慟的時候，有部分學者卻考慮到了它給當時的歐洲歷史發展所帶來的積極作用，如：這場“大病”讓當時人們的目光由虛擬的來世投向現世，從而間接加速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發展等等。在本篇文章當中，筆者就以這場爆發於14世紀中期的瘟疫作為出發點，結合當時歐洲地區的民族宗教形式以及相關史料的記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來對這場瘟疫對歐洲歷史所帶來的推動作用（分三大部分）做一番詳實的探究。

中世紀病入膏肓黑死病患者

​本文的研究內容：

01、“黑死病”使人們的目光發生轉變

眾所周知，對基督教所表現出的虔誠信仰是維持西方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基石之一，而中世紀的基督教通常會給當時的人們傳遞這樣一個思想，即：來世的生活要遠比現世的生活重要的多，只有通過現世的苦心修行，才能換取靈魂的拯救，從而配得上擁有一個幸福的來世。顯然，這一思想對於處於和平時期的信徒們而言，無異於是一劑“良藥”，因為它能夠幫助大多數人們在任何時候都肯於甘心地接受來自於統治階級的剝削而不去擾亂統治秩序。

然而，由於“黑死病”的突然到來以及它那勢不可擋的趨勢，使得一部分虔誠的信徒們在竭盡全力地“自我救贖”失敗之後開始對仍無動於衷的上帝逐漸感到失望，以至於當“黑死病”的陰霾悄然散去之後人們對命運觀也有了一個全新的看法，即：世事無常，既然命運不可預見，上帝也無從依靠，那麼唯一可做的便是活在當下，盡情的享受並極力創造現世的美好。顯然，儘管當時的人們並不能以一種較為科學的方式去解釋該場瘟疫的來源，但在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的潛在思維方式已經得到了一個全新的洗禮，這些人不再相信這場瘟疫跟所謂的上帝扯上半點關係，更不會相信諸如“瘟疫乃上帝的懲罰”等荒謬的說法。從某種意義上講，當時的人們已經通過這場瘟疫逐漸從一個被他人精神所驅使的肉體過渡為一個真正擁有自己“精神”並能夠獨立思考人的生命的價值的個體，這對於一個新思想的產生乃至一個新時代的產生無疑是具有相當大的推動作用。正如施爾格·繆樂所說：

死亡是作為把人引導到生命的最高峰，並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義的東西出現。

02、“黑死病”加速了中世紀教會體系的衰落

如前所述，在“瘟神”的魔爪還未染指中世紀的人類之前，教會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是無比高尚和完美的，甚至可以說是“百毒不侵”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一時期的教會承擔了人們的精神撫慰和思想整合的任務。然而，事實證明當“瘟神”真正將魔爪伸向人類時教會在精神撫慰和整合思想上的職能卻被檢驗是不合格的。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在災難來臨時，原本擔當人民精神支柱的神職人員卻率先逃離職守，即便是最為神聖的教皇克萊門特六世亦是如此。

除此以外，由於“黑死病”大規模肆虐的時候無論是普通人、商人、信徒還是教主均難逃魔爪，並最終死於“瘟神”的手下，就連自稱為人類靈魂拯救者的神父也未能倖免。據相關資料統計，以英國的約克郡為例，在當時光這一地區就有一半以上的教士因感染“黑死病”而死。毫無疑問，在神父和教士等大批神職人員也因疫情而未能倖免的既成事實之下，所謂“瘟疫乃上帝施與罪人的懲罰”等荒唐言論也就不攻自破了，當然，更重要的是這場瘟疫也讓當時的人們漸漸洞悉了平時號稱為“人類救世主”的教會和教士在災難面前同樣是與常人無異且毫無作為的。久而久之，當這一“先進”的思想逐漸在人們的心中萌芽之後，中世紀時期原本政教合一的權威自然而然就會受到來自於人民的挑戰。當然，這一點是導致中世紀歐洲教會體系衰落的主要因素，其餘諸如疫後大肆增加稅收等不良做法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總而言之，“黑死病”只是導致教會體系衰落的載體，而真正在人們心中徹底推翻教會的則是教士本身的諸多不良行為。

03、“黑死病”推動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

正如文章開頭所講，“黑死病”導致的最明顯和最直接的結果便是“人口數量驟減”。從經濟學的角度也可知道，人口數量的大量減少必然會導造成有限的勞動力減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勞工的薪水迅速上漲，在這種情況之下，封建地主階級倘若想把勞工薪水水平壓縮至“黑死病”爆發之前肯定是不現實的，一旦如此，階級矛盾勢必會得到激化，甚至爆發起義。在這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英國沃特·泰勒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及法國的佛羅倫薩手工工人起義等等，儘管這些起義最終失敗，但卻有效地促使了社會經濟、政治以及社會階層結構逐漸發生變化。長此以往，封建地主和舊貴族階級的地位和權威必然會因受到巨大的衝擊而不得不給新興資產階級“讓路”。

綜上所述，雖然黑死病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的人口損失，但正如德國著名哲學家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所說的：“惡”往往也會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

參考文獻：

​趙立行：《1348年黑死病與理性意識的覺醒》

李曉光：《1348年黑死病與歐洲文藝復興》

武斌：《人類瘟疫的歷史與文化》

​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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