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百多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又最為災難深重的一百多年。其中從1840年到1919年，為舊民主革命階段，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歷史學家對近代歷史時期的劃分，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們從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來看，書法是走下坡路衰退的一百多年。
因為，這一段時間，是中國人民以救亡圖存為主流的，書法在中國這一段歷史上是非常蒼白的。
特別是晚清時期，中國的變革呈現出加快速度，加大力度迫在眉睫的情勢之下。
中西文化衝突激烈爆發，改革的呼聲壓倒一切。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取消，新興的大眾學堂教育登上歷史舞臺。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一落千丈。
一時之間，文人雅士的書法風流，蕩然無存。在這個時代談影響後世的書法家，真的太為難歷史了。
近代書法崇尚剛猛的碑學。這與近代中國的衰落有關。在近代中國陷入救亡圖存的命運生死攸關之際，書法家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可以怒吼的筆底力量。
我們經常說文章可以有怒吼，豈不知書法也是可以發出怒吼的，這就是書法中的另一種大風而歌的力量。
藝術要給人以力量。力量來自心底，無論看得見還是看不見，藝術的力量是屬於心底的呼喚。
所以，這一時期也確實出現了對現代影響深遠的書法創作和書法變革。
因此，千里馬認為有兩個人值得一提，一個是康有為，還有一個是吳昌碩。
他們二人可以說就是近代書法史上的大家。
第一，這是因為康有為（1858—1927）雖然比吳昌碩小了十幾歲，卻少年得志，是近代思想文化的領袖人物，他的書法也是主張變革不甘迂腐 。
他繼承了清代的碑學文化傳統，高舉碑學大旗，鼓吹書法理論，他的書法著作《廣藝舟雙楫》，宣揚魏碑“十美”，影響很大，推動了近代的書法革新，湧現出了書法革命的新氣象。
在他的影響力下，像于右任就是一位響應康有為書法理論主張者之一。
于右任本來也是學趙孟頫一路書法的，但是在康有為的影響下改變他對書法藝術風格的追求，他摒棄了文人雅士的帖學情趣，以書法為戰鬥精神，於是開始崇尚具有剛猛力量的碑學書法。
而康有為本人，由於有時代風雲人物的巨大號召力和影響力，所以，弟子眾多，這些弟子都在他的影響下，崇尚碑學。有的弟子甚至學康有為的書法。
康有為作為書法家來說，從傳統的意義上看，就是一個叛逆者，但是，他在書法上的革新意義是上值得肯定的。他的書法作品，也以具有六朝碑學書法風氣而著稱於世，是當之無愧一位書法家。他的弟子有蕭嫻、遊壽、徐悲鴻、劉海粟等。
其次就是吳昌碩（1844—1927），吳昌碩雖然不是時代風雲人物，但是，他也是繼承了清代金石學書法美學思想的書法家，而且他的書法成就也是影響了幾代人的。
吳昌碩是近代篆書大師、篆刻大師、畫家。他以《石鼓文》為突破口，開闢了書法金石味的新面貌，從新民主主義到現代，他的書法影響力一直不容忽視。
這主要是吳昌碩除了自己的書法創作，還在自己門下，培養了大批後來有影響的書法家，例如，他的弟子沙孟海、諸三樂、朱復戡、潘天壽等。
這些弟子都成為現代書法家的教授，又培養了今天的書法家。
第二，近代書法史上，還沒有來得及產生書法巨匠。至今，我們的書法美學基本框架，仍然是康有為吳昌碩的基本元素。
近代書法家大部分都是魏碑和金石書法家，帖學書法家基本上沒有太大作為，書法成就也無法與清代的成就相提並論。
所以，就書法革新和書法實踐來說，只有康有為和吳昌碩是這一時期的書法大家，尤其是康有為在理論和實踐上，努力開局面，終於取得了碑學在書法中的半壁江山，傳播了書法新的美學精神，對於近代書法的基本走向開闢了道路。
吳昌碩也是這個潮流中的一股大浪淘沙。這股大浪淘沙，至今如同滾滾長江，匯成時代的大潮。
我們回顧近代書法，這是不同尋常的一段歷史背景。在國家災難深重之際，書法沒有淪為藝術的遁世者，而是與時俱進著，這是我們今天要感謝這些先賢們為書法做出了不休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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