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是張藝謀執導的第一部電影，上映於1987年。並於1988年，獲得西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是國內首部獲得國際A類電影獎的作品。這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電影而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在電影《紅高粱》之前，沒有幾個人知道莫言的這部小說。
電影上映後，隨著一首《妹妹你大膽往前走》紅遍中國，莫言的《紅高粱》才算徹底被觀眾熟知。
攝影師出身的張藝謀，在這之前，相繼攝影過《一個和八個》，《黃土地》。這兩部作品，都有著很明顯的張藝謀影像風格。（其中《一個和八個》是被公認的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之作）
而在《紅高粱》電影裡，張藝謀可以說是把他高度風格化的影像發揮到了極致。
影片的色彩濃重而奔放，鋪天蓋地的紅色不斷衝擊著觀眾的視覺：從九兒的紅嫁衣，紅花轎，紅色高粱酒；到後面豆官的紅色肚兜，抗日烈士們的紅色鮮血，以及最後完全被紅色濾鏡渲染的餘佔鰲。
張藝謀試圖通過這大片的紅，把東北高密那群血性兒女的內心世界無限外化出來，他的手法無疑是誇張的，但同時也是革命性的。
他用色彩和鏡頭，淡化了電影的故事性，集中塑造了人物形象，突出了影片主題。
但經典的電影，之所以能成為經典，是因為它無一不經典。今天我們這篇文章，就先忽略張藝謀的影像風格，去分析影片其他的經典部分。
敢愛敢恨的人物形象，是《紅高粱》電影的靈魂。
在莫言的原著小說中，高密東北鄉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
透過這段文字，我們不難看出，高密這個土地，滋生出來的是一種極為矛盾的民風文化。
尤其是後面那兩句“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可以說在影片人物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 九兒
她是影片畫外音口中的“奶奶”。和菊豆一樣，九兒也是可以買賣的“貨物”。只不過賣她的，卻是自己的親生父親。
十八里坡燒酒鍋掌櫃李大頭，年紀五十多歲，是個“流白膿，淌黃水”的麻風病人。他僅用一匹黑騾子，就從九兒父親手裡把她“買”過來做了老婆。
九兒面對自己的命運，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剛強與率性。
她先是在出嫁途中，把剪刀藏在身上，誓死捍衛命運的自主權。又在回門時，面對父親的“循循善誘”，毫不猶豫地掀翻了飯桌，同他決裂，挑戰了封建社會的父權。
另外，在李大頭死後，九兒打破了世俗對女人的偏見，挑起了十八里坡燒酒鍋的大梁。
而且，當面對曾經的救命恩人劉羅漢，被日軍活活折磨死時；九兒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態度和行為，也展現出她超越性別的勇氣與決心。
但同時，九兒也有離經叛道，甚至可以說得上是“齷齪”與“骯髒”的一面。
在迎親途中，九兒那雙穿著紅色繡花鞋象徵性暗示的腳，時不時會伸出轎子外，這是一種邊緣性的試探。
在張藝謀的鏡頭語言裡，他毫不避諱性慾望，甚至還刻意的將這種慾望外化出來。如果說九兒的腳是試探，那麼不斷給予特寫的餘佔鰲黑黝黝、汗津津且富有力量的背脊則就是慾望的誘惑。
看到這樣的餘佔鰲，再想到自己即將要嫁的李大頭，九兒內心是失落的。
所以才會在劫匪出現時，露出那不合時宜的笑容。在她心裡，被劫匪劫走，甚至劫色，都比嫁給李大頭這個麻風病人要強得多。但真要去高粱地時，她又遲疑了。
網上很多評論都說九兒的二次回頭，是為了故意引誘餘佔鰲去救自己，很顯然是錯誤的。
從九兒被劫到被救，她態度一直都這麼隨意就可以看出，其根本不在意被劫。回頭，僅僅是對餘佔鰲的長相好奇，以及為自己不能嫁這樣的人而遺憾。
九兒是大膽和直白的，從始至終，她都沒有掩飾過自己慾望。這也是為什麼到了十八里坡，蓋上紅蓋頭的九兒，還會第三次回頭的原因。
張藝謀通過這“回頭”，多次強調這兩人之間微妙的慾望。所以，當看到他們兩個人在高粱地野合時，觀眾一點都不意外。
2.餘佔鰲
他是畫外音口中的“爺爺”。
在九兒成親那天，餘佔鰲是抬她的轎伕。面對偷看自己的新娘，餘佔鰲顯示出了他流氓的一面，不斷地用言語去調戲九兒。
後面遇到假冒禿三炮的劫匪搶劫，在九兒被挾持走向高粱地時的兩次回頭中，他們之間產生了微妙的感情，而餘佔鰲對她產生了原始的性慾望。
他先是試探性的摸腳，最後直接在青殺口“搶親”，完成了兩人既“聖潔又齷齪”的一次野合。
在李大頭死後，餘佔鰲曾兩次來到十八里坡的燒酒鍋。第一次是純屬耍流氓，繪聲繪色地跟燒酒鍋伙計們炫耀他跟新掌櫃九兒的“野合”。
第二次是來宣示主權，先是惡作劇般撒了一泡尿到新釀的高粱酒裡，然後又當著夥計們的面，直接把九兒“扛”走了，可以說是很混蛋了。
但就這樣一個“混不吝”的，卻也有血性的一面。
當禿三炮把九兒綁走，餘佔鰲以為自己女人被土匪禍害時。他毫不猶豫地來到了禿三炮據點，想要殺死對方來替九兒報仇。得知禿三炮只是要了三千大洋，並未染指九兒時，餘佔鰲又很爽快地把人放了。
另外就是劉羅漢的死；即便知道去炸日本人的汽車會凶多吉少，但為了報仇，也為了心中的民族大義，餘佔鰲和燒酒鍋的夥計們毅然決然的衝上去了。
九兒和餘佔鰲這兩個角色，可以說是電影裡最純粹，也最真實的靈魂人物。愛就是愛，恨就是恨。
敢愛，也敢恨。
3.劉羅漢
在人物個性都顯得十分鮮明的《紅高粱》裡，劉羅漢這個角色看起來有點過於平淡。但實際，他卻是少有的“狠角色”。
電影中，劉羅漢喜歡九兒，所以才會在她睡在院子時，用高粱酒“畫圈”消毒。會在九兒被綁架時，到處籌錢。如果仔細看電影，就能發現李大頭死後，燒酒鍋伙計第二天收拾行李要走時，在一旁抽水煙的劉羅漢身邊並沒有行李，這說明他壓根就沒想過離開。
另外，對於電影裡一大疑問，李大頭究竟是被誰殺死的。我想兇手並不是“我”口中的大家都認為的我爺爺餘佔鰲，而是劉羅漢。
首先是夥計們說的“大門二門鎖未動，房間錢財也未動”，這就說明是熟人作案。
另外，就是餘佔鰲挾持禿三炮，後來卻把他放了；對窮兇極惡，又致九兒於險境的土匪尚且不會下殺手，何況是九兒名面上的丈夫。
最後就是鏡頭語言，在九兒的新婚之夜，鏡頭特意給了劉羅漢點燈熬油抽水煙的模樣，隨著九兒一聲尖叫，他才熄燈睡覺。這無形中，就是在暗示劉羅漢對九兒不一樣的態度。
綜上可以推斷出，劉羅漢才是殺死李大頭的人。
如果沒有餘佔鰲的強行介入，他和九兒在一起，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最後看到九兒選擇了餘佔鰲，劉羅漢自知沒有機會，在高粱酒“十八里紅”釀成的夜晚，離開了十八里坡。
那一晚，是劉羅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稱九兒為“九兒”，而非掌櫃的。
最後他會選擇成為八路，也是預料之中。面對日軍的剝皮酷刑，劉羅漢只是破口大罵，從未求饒。
在劉羅漢的身上，我們也不難看出灑脫和血性。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拿的起，也放得下。在民族大義面前，無畏生死。
4.禿三炮、胡二
這兩個人物是電影中反差最大的，在日軍沒進入青殺口時，禿三炮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一方土匪惡霸。而胡二，就是為虎作倀的爪牙。
但誰成想，這兩人最後卻成了抗日英雄。
乍一看，好似覺得不可思議。實際從電影的一些細節處，也不難發現這設定的合理性。
在餘佔鰲挾持禿三炮試圖為九兒報仇時，在放手後卻被三炮反挾持。若是換其他土匪，餘佔鰲肯定沒命了。但禿三炮念其之前並未對他下殺手，於是也選擇了放餘佔鰲一馬。
從這就可以看出，禿三炮並非平常的土匪。他有原則，也有道義，更有血性。說他是“綠林好漢”都不為過，只有這樣的土匪，才會在面臨家國破滅時，挺身而出。
《紅高粱》中的人物，在張藝謀的鏡頭裡，被塑造的各有特點，但都激情而又張揚，充滿了生命力。他們是這片土地的英雄兒女，迸發著最原始的愛恨情仇。
正因為有了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整部電影看下來才那麼“有勁”，有力量。
獨特的敘事模式，也是電影的一大亮點。
著重分析完了人物，我們再來看一下電影的敘事方式。
這部電影，除了以時間線索敘事為主外，又另外加了一條畫外音“我”。實際這樣的敘事模式並不少見，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畫外音是獄友瑞德。而在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畫外音是成年後的馬小軍。
但和這兩部作品不同的是，電影中的“我”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爺爺”和“奶奶”的後人，同時也是這個故事的講述者。另外，這個故事是留下來的傳說，並非是“我”親身經歷的事情。
所以，這個畫外音除了對影片的劇情發展作補充外，也讓電影介於了神秘與真實之間，增加了影片的趣味性。
在電影中，畫外音一共出現了十二次，影片主要的人物關係、民俗與情節轉換，幾乎都是通過畫外音實現的。像九兒和李大頭的關係，顛轎和出嫁三天回門，以及李大頭被殺和九兒被禿三炮綁架等，都是通過畫外音完成。
另外，影片中的畫外音也承擔了“預告片”功能。在電影開場，從“我”的口中，觀眾既知道了九兒是“奶奶”，也知道了轎把式餘佔鰲後來成為了“我爺爺”。這樣設定，無疑增加了觀眾對影片的期待，同時也深化了故事的戲劇張力與趣味性。
不得不說，張藝謀這樣處理很高明。使得整部電影的敘事，顯得遊刃有餘。
富有民族特色的配樂，除了體現民俗奇觀外，也是電影情節的重要推動力。
張藝謀早期的電影，都有很多民俗元素。像我們上一篇文章菊豆，在那部電影裡，我們可以看到古老的染布技藝。同時，電影的配樂也曾用到“鑼”和童謠。
而在這部電影裡，我們不僅可以看到釀酒技藝，也可以看到顛轎以及出嫁三天回門的民俗。另外，電影的配樂可以說是相當的具有民族特色。
整部電影，使用了很多陝北民歌和民謠，它們是電影情節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
最典型的有二首，第一首是餘佔鰲獨唱的《妹妹你大膽往前走》，這也是當年電影大火時，最廣為流傳的歌曲。這首歌，餘佔鰲在影片裡，一共唱了三次。分別對應了不同時期的情節發展和情緒變化，也反應了餘佔鰲同九兒的情感糾葛。
第二首就是《酒神曲》，它一共在影片裡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劉羅漢帶領大傢伙釀新酒，酒成後，祭拜酒神。充滿了激情與張揚，人物情感是高昂的。
第二次出現就是劉羅漢死後，九兒帶領著燒酒鍋伙計並餘佔鰲和兒子豆官兒祭拜劉羅漢。領唱人是餘佔鰲，因為決定第二天要炸日本人汽車，替劉羅漢報仇，整個曲調的韻味就更像先秦的《大風歌》，是出征之曲，亦是英雄的輓歌。情感在高昂之外，又多了淒涼和悲壯。
以歌頌生命為主題，是電影能被西方評委會認可的重要因素。
這部電影的主題，就是歌頌生命。所有一系列的愛恨情仇，都是對生命的禮讚。
影片刻意淡化了故事的發生背景，也淡化了人物間的社會關係。著重突出了人類作為生命體，最自由的存在形式，和最純粹的生活態度。
除了男女主角餘佔鰲和九兒，實際電影還有第三個非人類形式的主角，那就是青殺口自生自長的幾百畝紅高粱。
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這紅高粱無人種，也無人收。給一點水，就能瘋狂生長，具有最頑強也最自由的生命力。它是電影中，人類生命體的外化特徵，是人類生命力具象化的載體。
電影除了通過紅高粱外化人類生命力，也在影片中通過其他方式，多次體現生命力。
首先就是開場的顛轎，一群壯漢在嗩吶聲中，一邊唱著雄渾的《顛轎歌》，一邊左右變換肩膀顛轎。無不體現了原始生命的力量與激情。
其次就是青殺口的那一次搶親，在儀式感極強的“圓形”聖壇前，兩個壓抑已久的生命，獲得了原始慾望的徹底釋放。這次的野合，也暗合了“我父親”的降臨，是生命的誕生。
最後就是餘佔鰲率領燒酒鍋兄弟炸日本人汽車。在“奶奶”與長工們都死了，就剩“我爺爺”和“我父親”置身在一片血紅時，生命經歷了毀滅，又得以延續，重新煥發生機。
在十八里坡生活的人，他們的生命力就像他們釀的高粱酒，從裡到外，都是烈的，後勁十足。而生命綿延不絕的勃勃生機，也是電影要傳遞的真正意義。
《紅高粱》的很多形式和元素，都是傳統的，民族的。但它的內容，卻充滿了革命性與個性。這部電影，從裡到外，都散發著強烈的生機和恣意。也正因為如此，它才能以最簡陋最樸實的模樣，獲得中西方兩種不同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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