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非典到新冠
新冠疫情正在爬坡期，這兩天各地不僅確診人數增加，肉眼可見的發病患者也開始增加了，這再次證明了封鎖措施的重要性。下一個考驗是節後復工潮，推薦大家能呆在家裡休息或者辦公的還是呆在家裡，畢竟現有的人群密集處管控手段只有測體溫一項，而這是無法識別潛伏期患者的。
再熬一熬，疫情拐點早晚會來的，到時候再出門才是安心又不添亂。
天災當前，壓力肯定是有的，而且不讓出門很多高社交需求的人怕是都快得心理疾病了。越是在這種時候，越是需要一些幽默感去消解病魔帶來的沉重感。本就具有獵奇屬性的鄉村話題，在這個時候又一次在互聯網上活泛起來了。
從上個月到現在，我已經在各種群裡看到不下50個農村防疫視頻了。河南鬼畜村長和大爺提關刀勸返都是前期被擴散得比較快的畫面，我還看到有浙江農村宣傳隊扮鬼差打梆的，有蘇北村官推音響背順口溜的，還有四川村警查麻將的。
這時候你會發現，中國農村基層社會的動員能力和創意都是不俗的。先組織幹部隊伍，然後給老百姓講政策，再用各種接地氣的宣傳方式普及知識（有時候說得有些過了，但在農村環境倒也並無不可），最後是用農村特有的自治手段對付那些不服管控的人。
但獵奇的視頻看多了，快樂散去，湧上心頭的卻是悲哀。農村防疫創意百出的玩法卻是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指望不上任何外部援助，終究只能自保。就目前來看，農村還不是疫情傳播最嚴重的區域，而且可能也一直不會太嚴重，但如果疫情向農村擴散，處置難度會可想而知地比城市高得多。
農村醫療條件的匱乏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這一點在非典時期就已經很明顯了。
非典時期國家統計局農村經濟調查總隊做了這樣的統計：
當時全國平均每個鄉鎮擁有衛生院數為1.2個，每15個村才擁有1個鄉鎮衛生院，農村平均每千人擁有的病床數為0.79張，每千人擁有的衛生技術人員為1.3人。所有這些數字，都沒有到達全國平均數的一半，有的甚至只有30%左右。再加上當年基建條件也不好，通訊手段也有限，農村如果出點什麼事是真的來不及管。
舉個例子，非典期間北京通往廊坊的路是被挖得一塌糊塗，動輒來個10米大坑。這事後來發現真不是廊坊市政府或者北三縣政府指揮的，都是城鄉結合部的老百姓自己動手。沒辦法，當地沒醫療，實在惹不起瘟疫。
當年統計局的幹部就在呼籲，要加強基層衛生建設，免得在疫情到來時手忙腳亂。
十幾年過去了，情況有什麼變化嗎？
真沒有。
2018年的《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目前鄉鎮衛生院共計36461個，而鄉鎮級單位（不含建成區街道）共有35400多個，平均下來一個鄉鎮單位只有1.03個衛生院可用，比當年還少。
這當中當然有我國近幾年大量撤縣設區，鄉鎮單位改為街道，相應的衛生院也改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影響。按衛健委的說法，這類社區衛生中心密度是變高了的。可在它們的背後，鄉鎮衛生服務密度進一步下降卻也是事實。
這時候再看關刀大爺，你會覺得他是個揹負著全村希望的真男人，而不應該是被獵奇的對象。
預防第一，農村尤其
農村治理核心團隊對村落防疫重視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農村醫療保障水平仍然不夠。對疾病返貧的擔憂，不止出現在城市中年危機群體當中，農民也同樣有。只要把疫情的致病性、致死性、治療難度說明白，農村治理團隊很很快達成加強管控的共識，都不需要鄉鎮領導去做什麼工作。
當然，不管是當年還是現在，免費醫療的政策給的都很快，從密切接觸者到疑似再到確診的醫療費、生活費都會得到政府託底。但這些優惠的前提是要得到確認，現在就算是在城裡的也還要排隊，農村的落實自然更加困難。
非典時期就是這樣的。
還是剛才那份國家統計局農村經濟調查隊的報告，從1991年開始，全國新增財政衛生經費投入中只有14%進入了農村。這逼迫鄉縣級醫療機構雖然掛著公立的招牌，實際運轉卻大量依靠很不規範的市場收費。村級衛生室則更是變成了類似小賣店的個體經營。
當年在北京，一個疑似病人每天的治療費用就高達1090元，確診的重症病人每天要花費3220元，還有生活保障等要報銷的費用，總數相當可觀。就算是醫療基礎投資完善的北京，當時執行起來看著也有點吃力，如果農村大規模爆發，那真的只能扔著不管了。
這些情況經過這些年我們的農村投入政策是有所改良的，比如村衛生室的規範性上去了，新農合的補貼力度也變大了，江浙粵魯等發達省份也有了新的養老保險政策。但投入不足、人手不足、技能不足的情況仍然是長期存在的。村民不敢去醫院的還是大多數。
◎圖片來自：swh46878472 / 圖蟲創意
指望縣級政府往衛生系統投資也是想多了。對於中國絕大多數的縣級財政來說，能保住基礎設施運轉並有所發展已經堪稱政績，人稱“吃飯財政”。醫療和教育這種長期投入，又幾乎沒什麼見效的投資舉步維艱，是隻屬於百強縣的福利。
所以村官們也明白，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預防階段重視起來，從一開始就不要冒險，就沒有後面那些糟心事了。
農村獨特的優勢
在疫情面前，農村是極為脆弱的單位，但是比起管控亂象頻出的大城市，農村又有很多獨到的優勢。善於利用這些優勢投入防疫的村莊，還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農村最大的優勢就是自給能力強，交通需求不大，封村封路對經濟生活造成的損失比較小，長起封鎖可能激起的反彈相較城市會小很多。最低限度，農民有自己的自留地，糧食儲備一般也比較充足，吃點粗茶淡飯還是可以堅持很久的。
城市就不行了，像有些疫情不是很嚴重的地區也採取了網格化防疫的手段，封大院、封小區，對居民生活的影響就很大。如果再遇到有確診的鄰居導致徹底封樓，而潛伏期又一個接一個的話，遲早會造成反彈。
這很考驗基層治理的水平，安排一批穿藍背心的土著耀武揚威解決不了問題，甚至還會在災後造成更嚴重的土客矛盾，到時候就得不償失了。像徹底封城的武漢現在推出了市民心理干預電話就是一個很好的措施，但說真的，如果不需要這種措施才是最好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也遺憾地看到了很多養殖戶和種植戶求救的聲音。
中國的經濟發展伴隨著更加細密的分工和越來越高的農村參與度，現在從事經濟種植的農民人數比非典時期是多多了，農村防疫確實比非典時期更具有挑戰性。
另外，這次疫病爆發的時間點對農村也是比較有利的。大量農村能很快動員起參與封路、執勤、巡邏、宣傳的村民就是一個結果。
春節期間本就是農閒時節，很多農民本來是沒有正事幹的。反正在家裡閒著也是閒著，去村口執勤不僅能玩行為藝術，還能有光明正大的藉口和其他執勤員嘮嗑。除了在室外有點冷，沒別的毛病。所以村民對參與封鎖的積極性很高。
但1、2月份尚且可以如此，如果開春以後病毒仍然沒有失活，拐點到得更晚的話，農村的動員能力怕是也會出問題。
非典時期很多農村地區就遇到了這個困難。
非典雖然也是在春節期間出現的，但由於種種原因，最終的爆發、擴散和強力控制手段已經是在4月中旬了。在那之前廣州還舉辦了國足友誼賽、羅大佑演唱會、萬人長跑等群眾活動，舉動相當迷惑。全國性拐點一直到5月上旬才出現，後續還有一段時間的傳播期，而“三夏”農忙季在5月中旬就要開始了。
比如在農業城市河南周口，03年5月中上旬湧入了近26萬返鄉農民工，準備參與農事。而留在農村的農民也已經不願意參加封鎖、執勤等活動了，畢竟“三夏”是一年裡第一次農忙，對農業生產至關重要。
最後周口市採取的措施是派遣了市計生委的班子下鄉巡邏，頂替農民參與隔離管制和宣傳教育。好在那時候非典已經是強弩之末，最後周口市只新增了一例確診，沒有出更大的亂子。
關鍵是要重視
農村還有一個防疫管控的天然優勢，就是家庭信息透明。
各家的收入情況、人口情況、親屬情況，村幹部一般都可以掌握得比較細緻。相對而言城市街道、居委會幹部能掌握的情況一般只侷限在土著老街坊，大量外來人口的實際情況在城市基層管理中是無據可查的。
所以在村民力量被動員，村幹部加強巡視管理的情況下，疫區流出人員想進入農村並不容易，想要不為人知地長期躲藏就更不現實了。只要村民沒有掉以輕心，想控制傳染源根本不用跟城市裡一樣“懸賞捉拿”，只要老村長出街轉一圈就夠了。
即使現在農村人流量大，進城工作的年輕人更多，農村幹部對基本情況的瞭解程度還是遠遠勝過城市。
而農村聯繫緊密的社交結構也強化了農村的自治能力。如果有家庭包庇疫區來人，被鄰居、親屬發現之後，就會被列為對全村不負責的家庭，災後面對的社會性死亡的壓力。在城裡還能換個社區隱姓埋名，在農村你還能逃到哪去？
有這份心理壓力在，農村的管理也會相對簡單。
所以從社會結構和治理能力上看，農村是可以勝任防疫自保的工作的，怕的是心態上不重視，或者重視得不夠早。
比如這兩天很火的“晉江毒王”，是在1月21、22日兩天參加的宗族聚餐和宴會。雖然不像網傳的那樣是划拳手，卻也真的以一己之力讓數千人被隔離。當時新冠肺炎已經在全球確診450例，武漢也已有9人死亡了。泉州雖遠，不至於要封城，但農村的大型聚餐活動還在辦，確實是不重視造成的。
如果能及時重視起來，農村的防控水平會很可觀，中國農民的覺悟和理解力都是不錯的。
還是用非典期間的真實案例來說明。
非典疫情之後，山西醫科大學對省內村民進行過一次疫情認知情況調查。調查要素很多，我就不一一介紹了，有幾個有意思的問題可以拿出來再說說。
研究人員發現，經過宣傳教育工作，有72.2%的村民會在家中常備消毒液，並經常進行衛生打掃，一改以前農村髒亂差的環境現狀；有68%的村民意識到了非典的嚴重性，對在城裡上班、上學的親朋感到擔心；有53%的村民自覺自願地呆在家裡，並覺得主動隔離就會很安全；甚至還有38.7%的村民對研究員抱怨了村衛生員問診不戴口罩的事。
山西在當時是幾個疫區之一，在農村地區加強宣傳教育對疫情防控是很有必要的，山西基層做得也尚屬不錯。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調查中省城太原周邊的各項指標都顯著優於忻州、長治和太原最偏遠的縣級單位婁煩，
可見地區內的大城市仍然是基層治理水平最高的。這次新冠疫情武漢暴露出了很多問題，但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它已經是全湖北做得最好的地方了，全球外援確實應該更多地關注湖北的次級縣市。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最後來說說農村防疫讓人比較憂心的幾個問題吧。
第一就是農村小社會社交需求對隔離政策的破壞作用，“晉江毒王”已經是一個慘痛的教訓。農村是一個人情社會，線下的社交需求非常高。現在大規模的聚餐是嚴管了，但小範圍的串門、共餐恐怕是很難一棍子全都打死的。
◎圖片來自：weibo
在山西農村的那份調查中，竟有近35%的村民還是在非典期間照常參加紅白喜事，近30%的村民堅持逛廟會買菜，這就很不容樂觀了。風險在疫情徹底解除前，是長期存在的。
而且在缺乏其他娛樂活動的情況下，讓農民憋在家裡不許串門也確實比較為難人，偷摸著打牌打麻將嗑瓜子的總是會有。在看到的一些打擊村內聚眾打牌的視頻裡，民警最後只能用錘子把牌桌打爛。這樣執法就過於粗暴了，但在基層治理條件下好像又沒有更好的辦法，是個讓人頭疼的問題。
第二是因不科學或者刻意誇張的宣傳，造成農村不必要的混亂。
比如在基層宣傳中，很難要求村幹部將病毒感染與細菌感染的區別說清楚，在很多情況下連他們自己也缺乏辨識能力。因而在對疫情進行誇張化的公告以後，有村民在家濫用抗生素的現象出現，這不但無異於抵抗病毒，還會增加無關病菌的耐藥性，增加此後的疾控風險。
吃抗生素還算是有點科學頭腦的，在缺乏醫學常識的情況下，很多村民還會寄希望於巫術迷信。畢竟巫和醫在上古社會就是渾然一體的，當醫的條件不足時，就自然會退化為巫。非典時期，中國農村就出現了農民以為燃放爆竹、喝符水就能治病的謠言，生生把2000年代活回了公元200年黃巾起義的年代。
第三是處在行政管控邊緣區域的農村可能出現物資價格扭曲的現象。
山東援漢蔬菜事件前一陣惹出了不小的風波，但無論這些菜是送還是賣，終究還在武漢市場監督局和全國人民的眼皮底下，不會搞得太離譜。但農村這種監管盲區，無良商人的發揮空間可就大多了。非典期間在北京賣到100元一瓶的白醋，在河北郊縣也能賣到100元，而農民往往沒有辨識能力和查詢、呼救的渠道，只會進一步加重恐慌。
再深想一步，疫情過後，農村的經濟恐怕還要遭到第二波打擊。農村出產的都是難以儲存的農副產品，災後農民必然急於賤賣，如果再遇到通過信息差恫嚇農民的無良中間商，那農民受到的二次打擊怕是比疫情期間更重。
所以即使疫情過去，對於沉默的農村，我們仍然不能掉以輕心。病魔當頭要殺病魔，疫情過後還是要保經濟，不能讓我們的好農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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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封面圖片來自：weibo@帝吧官微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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