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袁世凯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对他的影响却非常大。

李鸿章的失势使袁的政治前途再生转折。因为清军遭遇一连串的溃败，朝野上下变法的呼声逐渐高涨。本来由汉纳根和胡燏棻主持的训练新式军队的任务，阴差阳错地落在了袁世凯肩上，也可算是因祸得福了。

我们先把时间回到1884年

平息开化党政变

开化党人合影

1884年12月4日的晚上，如同平日的宴饮一样，朝鲜邮政局总办开化派洪英植邀请清廷驻朝总办商务委员陈树棠及各国驻朝公使聚会，在座的还有朝鲜官员闵泳翊、李祖渊、金宏集等人。正当午夜觥筹交错之际，突然有人来报，外面有房屋起火，闵泳翊连忙出去查看。

可是过了不久，闵即满脸鲜血地回来并扑倒在了门口，众人惊恐万分。同在聚会的德国人穆麟德见状，急忙将其送回家中救治。袁世凯闻讯赶来，闵泳翊奄奄一息地说道，此系开化党所为。袁世凯连忙继续叫人打探，才知开化党意图政变，已引日兵进入王宫。

在此情形下，袁世凯昼夜难眠。十九日凌晨，袁世凯致书叔父袁保龄商量对策。他认为日本既然帮助开化党除中国党，那么朝鲜即便不被日本吞并，背叛大清也是迟早的事。因此首要任务即是要求日本撤兵，这可以通过陈树棠通知各国公使，借助外国施压于日本。若是日兵不撤，驻朝诸将士计划冲入王宫，护卫朝王。同时北洋应当迅速派出大部队东渡平叛。

赢得李鸿章信任，获得升迁

最终，驻朝清军武力入卫朝鲜王宫。在袁世凯关于处置情形的稟帖中，李鸿章看到了一个有勇有谋、敢于任事的袁世凯。加之袁世凯之前己向李鸿章表示效忠，所以在清廷与日本议定《天津条约》之后，光绪十一年九月，李鸿章即属意袁世凯作为新的清廷驻朝鲜代表，此奏随即获得了朝廷的同意。

从随军营务到独当一面的清廷驻朝鲜代表，对于这次任命，袁世凯的心情是复杂的。早先因甲申之乱的交涉未竣，袁世凯才得以告假回乡侍奉母亲，谁知半年后又须宦游异乡。

刚踏上离家赴任的路途，袁世凯即向二姐问询母亲的身体情况，安慰母亲毋以己为念。到了天津面见李鸿章后，袁世凯始确定自己须再赴朝鲜。在袁世凯看来，朝廷任命和条约保证了其在朝鲜的基本安全。

希望“在内地谋事”

然而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朝鲜开化思潮兴起后，开化派力图摆脱清朝藩属的活动从未中断。原先袁世凯只在军营中有所接触却不曾全方位的亲临其事，现在到任不久，他就有了深切体会。

他向李鸿章汇报说，朝鲜群小持政，导致内忧外患，自己很难开展工作，朝鲜非常不愿意中国干涉。显然朝鲜的政治氛围让袁世凯感到掣肘难行，但新官上任，他不能因此放弃，“在内地谋事”的想法只能暂缓。

到了光绪1889年秋，是袁世凯任满回国之日。所以从年初开始，袁世凯就积极联络各方友人，表达自己的归国之志。同时，他向盛宣怀表示，俄国人阴谋蚕食朝鲜己久，此时正在与朝鲜商讨陆路通商问题，将来肯定有所纷乱。

此番言语当然是袁世凯希望能通过盛宣怀传达到李鸿章处，说明自己的筹谋之才，但是盛宣怀却劝他“蝉联”，同时盛宣怀还主动提出与袁世凯义结金兰。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

除了盛宣怀外，吴大澂也主动与袁世凯结下姻娅之谊，中间作媒之人正是袁保龄的好友周馥。通过叔父袁保龄这层关系，袁世凯结识了众多北洋幕僚。

虽然袁世凯年岁较轻，但经过自己的努力，在官场上己经具备与这些人物同台交流的资格，故而对于袁世凯这样的青年才俊，北洋诸人颇愿结识。因此在开差回国这件事上，袁世凯也积极联系周馥和刘含芳等人代为请求。

李鸿章：再干三年

可是李鸿章最终只答应袁世凯可以在十月左右允假探亲，假后仍须回韩。李鸿章的意思是，朝鲜责任重大，关系天下大局，袁世凯责任重大，袁世凯在朝的又一个三年任期要开始了。

从1889年开始的第二轮任期刚过半年，就有不好的消息相继传来。先是袁世凯养母的乳旁生了小疙瘩，后来又接到了袁保龄去世的消息，母亲患病让袁世凯更加牵挂家中之事，而袁保龄去世无疑对袁世凯的政治前途有所影响。这让原本求归的袁世凯更加焦躁不安。

终于，在第二轮任期结束前的两个月，袁世凯收到家书，信中说母亲病重，李鸿章随即代奏乞假两月。袁世凯连续两天拜访了张佩纶，并给张佩纶赠送了朝鲜境内所立权怀素书《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拓本。待家中诸事完毕，袁世凯来到天津再次拜访了张佩纶。表示想尽快摆脱朝鲜这个漩涡，尽力向国内政治权力中心靠拢。

时间到了1892年：

“在内地谋事”再次失败

这一年，袁世凯乞假返乡，既是因为母亲病重也是因为正好到了任职轮期。所以袁世凯在光绪1892年初回差之后，因起服和新一轮任期的原因再次得到了李鸿章的奏保，李鸿章也是想通过此举稳住袁世凯，从而保证朝鲜局势的稳定。

在袁世凯方面，当然是继续想借此“在内地谋事”，言语之间大有视李鸿章为伯乐之感。因此在简放实职一事上，袁世凯不仅希望“在内地谋事”，同时也不愿离开李鸿章的北洋势力范围。

因为在北洋既有李鸿章的赏识，也有朋友、同僚的支援，实在是得天独厚的环境。不过，最终李鸿章还是以朝鲜事务关系紧要为由，将袁世凯奏留在了朝鲜。

期待了一番，最后还是留在了朝鲜。若是仍然在外，朝鲜因系藩属名义，袁世凯己是超擢的二品道员。

东学党叛乱成为归国契机

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日本开始有所行动。1893年，面对东学党的叛乱和日本的试探，袁世凯和总署皆发生误判。等到日军登陆，袁世凯愈发感到此地不宜久留，并提醒李鸿章，倭兵操法律令甚佳，战斗力很强。而且日本大军前来，不可能空手而归。清军不如陈兵鸭绿江或平壤周围，既可防范又能避免开战。

甲午战场上的日军

朝廷为缓解朝鲜的情绪，终于，1893年的8月，电旨准袁世凯调回。袁世凯离开了前后工作生活近十年的朝鲜。

但此时日本方面已再次声明拒绝撤兵。兵临城下，即使袁世凯回津，朝鲜局面己无可挽回。漩涡己经扩大，若仍在天津，以后被李鸿章派赴战事，仍将难以避祸。为此，袁世凯联系到了户部尚书翁同鮮，想称病回京，只有来到京师，才有可能彻底摆脱朝鲜的困境。

因为袁世凯既己回津，上策是晋京，其次是留在北洋，总之是不会想着回朝鲜了。

翁同龢与李鸿藻：袁世凯领兵上前线

翁同龢与李鸿藻的意见是想让袁世凯带兵，于是次日便有电旨发出，“着李鸿章速催姜桂题、程允和招募成军，令袁世凯会同带领，即赴前敌，相机进剿”。

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这显然不是袁世凯所期望的。所以当周馥被电旨明令总理营务后，袁世凯也向李鸿章说愿意协助办理粮台。不过此时，袁世凯将要启程奔赴前敌了。

时间到了1894年：

袁世凯在后方搞运输

对于朝鲜不断恶化的战局，袁世凯的思考是厚集大军再图进取。

他建议李鸿章陈兵鸭绿江或平壤。这也可以让自己避免在前线遭遇不必要的意外。

袁世凯是负责办理后方粮台，与周馥各有分工，但显然在这里，袁世凯选择了比凤凰城更为后方的新民厅，而让周馥去了前线。

袁世凯依然担心朝鲜局势的发展会对自己不利，他寻求开差回津的想法一直没有停止。但此时前线正兵荒马乱，这样的请求不仅李鸿章不会答应，盛宣怀也难以在当中疏通，袁世凯只得继续等待时机。

汉纳根：练兵十万

德国人汉纳根

就在陆战前线吃紧，袁世凯寻求开差回津的时候，汉纳根因随北洋海军作战负伤得到朝廷嘉奖，从而进入了廷臣的视野。

实际上，汉纳根不仅没有袒护李鸿章的意思，而且试图指挥北洋海军进行整顿之时，李鸿章表达了严重不满。

汉纳根首次提出了练兵十万的计划，但对于海军，只是谈了购买军舰和雇洋人管带之事，对于海军制度则未涉及。就在汉纳根递上条陈的前一天，盛宣怀写就的练兵筹款禀帖也由李鸿章代递到了总理衙门。

盛宣怀在电禀中谈到，“西法用兵实胜中法”，军制规整、号令统一。所以“请速练枪队两大军，计二万四千人；炮队一军，计三千人；马队一军，计三千人”。

这俨然是一个让李鸿章继北洋海军后，再次主导清朝陆军军事改革的方案。翁、李皆为主战之人，也希望由此练兵而可操胜券。

翁同龢力保汉纳根练兵：

朝廷也初步同意了汉纳根练兵十万的计划。

圣旨发下的第二天，汉纳根即把所言的详细办法拟了出来，练十万人，分两队，每队五万人。其中步队四万，马队五千，陆路炮队三千，围城炮队一千，工程队一千。另外月饷计划需一百七十万两，饷项由新海关领导新设的新军支应局办理。

在汉纳根的设想中，新军的训练并不由北洋主导。反而计划将新军支应局的总司设在北京，由总税务司兼理，并与督办军务处王大臣时常商酌。支应局的人员也由总税务司简派，名义上属于北洋的总粮台完全成了单纯发放饷项的机构。

另一边：议和开始

不过在另一方面，向日本示意求和的计划也逐渐活动开来。首先是张佩纶听说张荫桓将赴天津是为了求和之计。继之，廷寄准德璀琳赴日本，通伊藤。李鸿章也因此给伊藤博文发电示好。在此氛围下，旅顺又己全失。

十一月初十日，张荫桓因商量议和事赴津，在和李鸿章的交谈中，张明白了李对于汉纳根练兵的态度。李鸿章说：“云眉向不知兵，又升转在迩，岂合以此相累？至汉纳根，虽有才而不易驾驭，不图内间抚番至此。”第二天，汉纳根仍不明就里，向张荫桓面呈练兵办法，想作最后努力。但张荫桓只能支吾以应。回京后，光绪帝向张荫桓问及此事，张荫桓以天津见闻答之，光绪帝闻之只得默然以应。

十一月二十日，翁同龢日记记道：“夜草驳洋队稿，此事全系胡燏棻鼓簧以致中变”。而京中也有御史上奏称：“洋将汉纳根事事核实，诸有条理，胡燏棻以其不谀己，又恐其妨己，致碍将来报销，而必欲去之。故作危疑之言，以败其成，假公济私，不顾大局”。

最终汉纳根练兵一事己不了了之。

袁世凯发迹—掌权练兵

袁世凯进入视野

汉纳根练兵中辍的消息传出后，盛宣怀立即重拾其之前的练兵构想，尤其有了汉纳根的蓝本，盛宣怀也列出了较为详细的计划。他提到“袁世凯有智略，肯讲西法，如能病痊，似可任用”。

并且在具体措施中，强调了不在京中设军务总司，一切“仍宜中堂慨然自任”。袁世凯虽一直身在前线，但也对京中的练兵动向十分关切。

目睹战场败状，盛宣怀意识到仍须按西法练兵。他向张之洞表示自己可以设法筹款，人员也己定妥，唯独欠一个支持此计划的督抚大员。若是张之洞能支持，自己愿意离津赴宁，作为协助。

但张之洞的想法却与盛宣怀的目标有所分歧，对于盛宣怀的投效，张之洞也显得谨慎、实际。他问盛宣怀道：“来电谓，阁下能设法筹款。能筹若干？大约从何处设法？尊意中有何将可任用？汉纳根现在情形若何？想己不用。能调来江否？均祈迅速详示，方能酌办。至托许星使募洋弁一节，是否阁下托？抑自傅相托？或胡云楣托？望早示。”

一连串的质问，言下之意就是，他很重视这批洋将招募的名义，而且他也相信盛宣怀是能筹款的。但非常明确，盛宣怀若来此则主要负责筹款，而不是练兵。

袁世凯更加积极

经此一事，袁世凯在军务建议上更加积极。胡燏棻也试探着让袁世凯在前线带小支军队，袁世凯对此显得胸有成竹地说道：“凯须饷优械精熟练一枝，能操不溃之权，始敢措手，否则决不愿随人奔溃。庆军如张不行，其中营官吴长纯勇略兼优，操守不苟，足胜接统任，请问功亭便知。前日凯己设西路探拨及密探多人前往，必不致为奸寇所算。”

和胡燏棻说完，袁世凯自然也更进一步，再次联系了李鸿藻。他主要指出了前线诸将领存在的问题，“勇营大半新集，未及精炼，故不耐战”。

可见袁世凯的战略战术意识相较战前并没有多少差别，仍然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日军的作战，袁世凯己有了亲身体验，而且表现出对战场形势非常了解的姿态，这不由得让刘坤一这样的“老军务”以及朝中大臣刮目相看。

摆脱李鸿章

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己由日本议和回国，因此战事实际上己接近尾声。所以盛宣怀建议袁世凯仍回北洋，依附于李鸿章为好。

但袁世凯并不做此打算，而是再次致信李鸿藻，先是表述了中国应当卧薪尝胆，精炼新军，然后说如今诸将领或“优养既久”,或“年近衰老，利欲熏心”，所以应“速派明练公正、真实知兵大员”进行练兵，但袁世凯话锋一转却说“拟即禀请北洋赏假归省”。

实际上这是彻底脱离李鸿章，等待朝廷电召的策略。两日后，电旨袁世凯“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袁世凯的机会终于来了。

进入督办军务处

他在奏折的开头就谈到：“窃维天下大势，递变而不穷者页。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数十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

可见此时袁世凯上奏的出发点乃是呼应当时朝野上下的变法潮流。他自己也不确定练兵之事是否有把握，所以选择了一个广泛撒网的策略，不仅谈练兵，也谈其他。

虽是如此，但袁世凯己然在为获得练兵权而暗自沟通。在进京之前，袁世凯就写信询问盛宣怀，“云翁己入都否？”任职督办军务处后，袁世凯和从弟袁世承谈到：“惟内事甚迟缓，办事殊不易，只随班奔走而己，似未能久居此，暂留以备顾问，而赴任之事之无可望，大约仍不外兵事。”

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随班奔走的日子里，“乃招致幕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而此时张之洞的荐举人才折适时地送到了中枢。折中称袁世凯“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

—个月之后，袁世凯向翁同龢递上了详细的训练洋队章程。又十日后，十月初三，

小结

甲午战败之际，虽然朝野上下变法之声四起，但在实际操作中，汉纳根的练兵方案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政治钻营成功后的练兵条陈。此时中国各地虽己有零星的新型军事学堂，但在政治和教育制度变革之前，传统的政治逻辑仍是政治资格优先于职业经验。

聚焦甲申至甲午十年间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可知袁世凯最初被派驻朝鲜并非其内心中最理想的升迁结果。因为朝鲜远离家乡，而且与国内政治情形有所隔膜。因此在屡次求归受挫后，借着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之际，袁世凯积极联络前线及朝中各大员，以求得在政治上摆脱因朝鲜而生的局势泥潭。最终，得到朝内外大员共同赏识的袁世凯成功获得了新式军队的练兵权。

显然这并不是因为袁世凯替朝鲜练兵或在战场后方筹办粮秣获得的机会，而是其在政治上进取的结果。因此，袁世凯的成功也反映了晚清政治生态的典型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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