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文化？文化者，乃民族之魂魄，企業之精髓，家庭之興衰；文化者，類似老子之“道學”，無處不在，而又無所不包。

同時文化二字來源於百家典籍之源《易經》，其彖傳有言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演變成了“文化”，尤其各國之間在交流方面均是呈現出各國的特色文化及其風土人情，甚至在災難面前也通過彼此的文化給予援助和關懷。

本次國內出現了疫情，各地紛紛捐贈物資救援湖北武漢，但是在一批的救援物資中，我們看到日本在贈予的口罩外包裝上竟然有下面一句話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此八個字，看似簡單，卻把我國古代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深深的融合在了一起。

疫情其間日本捐贈的物資，其包裝上有字樣：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長屋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遣唐使”特指在公元七世紀初到九世紀末（約264年）間內，從日本來盛唐學習前進文化的遣唐使者，然具有該使命的人並非始於唐朝，而是在隋朝隋煬帝其間就存在，只是在盛唐遣唐的次數多、規模大、時間久、內容豐富，故將這些學著們統稱為“遣唐使”。

據史料《隋書》列傳第四十六：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至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遣唐使來唐朝的船隻

可見，此時日本對我國當時的綜合實力是讚賞的，不然不會稱之為“日出之子”。只是，隋朝和秦朝均歷經二世被取代，不然我們相信“遣唐使”將是“遣隋使”。據史料記載，在公元七世紀，日本天武天皇的孫子，長屋王特別仰慕唐朝的文化，尤其是佛法，並命人做了1000件袈裟送給唐朝的僧侶，而該袈裟均繡著長屋王的贈言，即：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長屋王此次舉動被《東征傳》記載如下：

日本長屋親王在贈送供養給大唐的千件袈裟上繡“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偈。鑑真大師被此偈打動，決心東渡弘法。

日本長屋王贈送袈裟（樣板），其上繡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然長屋王在公元729年，因日本宮廷內發生政變，長屋王被人謀殺，史稱為“長屋王之變”。由於唐朝酷愛詩句，和尚們為了表達對長屋王的贈送袈裟的恩情及其聞訊長屋王死亡後，將其繡在袈裟上的贈言，改成了詩句，如下：

繡袈裟衣緣
作者：長屋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雖然長屋王本人在生前沒有機會來到盛唐感受其文化，其佛法，其制度等等，但是在他的派遣下一次又一次的輸入了很多遣唐使者。由於唐朝的主持和尚鑑真在得知長屋王的事蹟後甚是感動，於是決定東渡，故才有了著名的鑑真“六渡扶桑”的佳話。

鑑真石像圖

鑑真：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

我國始終是禮儀之邦，在日本派遣無數的遣唐使來到盛唐學習，而且日本的長屋王給予袈裟等，這些是對天朝的膜拜，故鑑真為表達謝意，同時傳揚大唐的佛法，願意親自去日本。同時在吳承恩的著名小說《西遊記》中，唐僧代表的就是大唐君主李世民，在此也體現了唐朝佛法發揚的程度。

據史料記載，鑑真在東渡日本整個過程中有六次，即為“六渡扶桑”。然而這六次都很艱難，如漢朝的王昭君出塞建立“絲綢之路”般艱難。不過鑑真卻時刻不忘自己的初心：“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743年，鑑真和他的弟子祥彥、道興等人自己打造海上航船，決定從揚州出發向東出發，前往日本宣傳大唐文化，然因人為因素被當成強盜，導致東渡失敗。

鑑真在東渡中病倒

由於鑑真東渡日本為個人行為，沒有得到官方或是大唐的贊助，在各種條件（如：天氣、航海技術）下導致不是碰觸暗礁，就是直接沉船。故前五次均以失敗告終，鑑真本人和弟子們要不在東渡中死亡，要不在東渡中放棄。

值得慶幸的是在鑑真第六次東渡日本時終於成功，此時的鑑真也年過六十，而且眼睛在屢次的東渡中直接瞎了。鑑真東渡的行為得到了日本僧人和日本天皇的高度讚譽，並任命他為“大僧都”。鑑真在日本宣傳佛法，傳播文化，被日本人民譽為“律宗之祖”和“文化之父”，同時有史料《唐大和上東征傳》也記載如下：

鑑真後歸淮南，教授戒律，每於“講授之間，造立寺舍，……造佛菩薩像，其數無量”。

鑑真用自己的一生去東渡，完成了一生夙願的同時也完美的闡釋了盛唐作為禮儀之邦該有的意志和態度。換句話說，日本的遣唐使和唐朝的鑑真東渡，兩者的行為如同一座橋樑，又猶如一條海上的“絲綢之路”，把兩國的佛法和文化等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尤其是唐朝的文化可以說直接滲透到日本的文化中。

日本東大寺大佛殿供養的盧舍那大佛

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

宗教文化只是遣唐使學習盛唐文化的一個方面，其中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醫藥技術以及科學技術，等也均引薦到了日本，推進日本國內的“大化改新”等諸項改革。由於引薦過去的眾多，有的制度適合日本的發展需要，（如佛法），而有的卻加重了日本百姓的負擔，尤其是賦稅制度下的“租庸調製”。

“租庸調”中的“租”是租借的意思，在此處特指“田租”；“庸”為“力役”；“調”為為“戶調”。同時租傭調中明文規定：“人丁”為本，不論土地、財產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納同等數量的絹、粟，庸調由縣尉負責徵收，八月開始收斂，九月運往京師或指定地點。

租傭調製度明細圖

在此處我們發現普普通通的百姓家裡的勞動力是有限的，而且家中的錢糧甚至連餬口都是問題，然而卻需要不得不按著人口去給國家繳納相同數量的糧食及其絹等。同時當地的縣令會派遣專業的執行人員八月份開始大規模的驗收，九月份送到相關的部分內，或是國家的糧場中。這些繁重的賦稅把勞苦的百姓們壓得喘不過來氣，正如白居易在《觀刈麥》中寫到：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白居易《觀刈麥》描繪圖景

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盛唐之下的百姓生活的艱苦，這也是為何史學家們均認為倘若沒有安史之亂，唐朝也會走向滅亡的原因之一。賦稅制度下的一種尚且掏空了一個家庭，致使百姓吃不飽。故陸贄評價租庸調法：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以之厚生，則不堤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

租傭調雖然在一定的程度上通過壓迫百姓們使唐朝出現的“貞觀之治”等，可是在安史之亂前後，我們看到唐朝的各種制度充滿了矛盾，百姓們流離失所。然而在日本來的遣唐使卻很看中唐朝的租傭調製度，認為唐朝的強盛和此制度息息相關，故把租傭調帶到了日本。

租傭調製度下的農人們

公元646年（即大化二年）正月初一，日本孝德天皇頒佈《改新之詔》，決定正式把遣唐使去盛唐學習的一系列制度運用到日本。在此大化改革中主要強調了以下四點：

其一：廢除皇室和貴族的私有土地和部民，收歸國家所有，是為公地公民；

其二：改革統治機構，建立京師和地方行政機構（如：國、郡、縣、裡等）等；

其三：造戶籍、記賬（賦稅薄賬），施行班田收授法；

其四：改革稅收制度，施行租傭調新稅法。

這些新改革下的舉措，均來源於唐朝的法律制度等等，日本天皇本想通過大化革新來解放出部分的生產力，完善日本現有體制下的制度，為日本奠定些許發展發現，從而快速的可持續發展。然而，由於受到日本土地面積及其土地的結構等客觀條件的影響，同時日本現有的農業生產條件不能滿足當下需要，故大化革新的施行加重日本百姓的負擔，最後百姓們不得不在賦稅和徭役下逃亡或是直接選擇當和尚。

日本孝德天皇

總結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是長屋王對唐朝和尚的贈言，是對唐朝佛法的嚮往，其中伴隨著虔誠、博愛、美好與夙願。同時鑑真和尚用自己的一生和弟子們六次東渡日本為了把唐朝的佛法及其其他的文化範疇傳播到日本國土上，日本人心中，兩國人民的這種感情是不會變的。

然而唐朝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文化，唐朝的文化在歷經眾多朝代後，結合唐朝的現有制度或是與現有的制度相互磨合，形成了唐朝文化。它具有生命力，也在隨著時間和唐朝的發展變化著。如若唐朝的文化直接搬運到日本是不行的，因為結合日本現有的“國情”，對其相關的制度（如：租傭調製）做出適當的調整，只有這樣大化革新才能起到應有的效果。

不過此次的疫情，日本在關鍵的時候捐贈大批物資送往前線，而且按著我國文化來體現，可以說加深了兩國之間的友誼。我們希望後續兩國之家在文化上需要互相去學習，把長屋王和鑑真的“心路歷經”再走一遍。

參考書籍：《改新之詔》、《唐大和上東征傳》、《隋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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