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最后的辉煌，大致历经康雍乾三代，持续时间为一百三十余年，将中国本土的封建君主专制推向了顶峰，自此以后，中国经济社会便开始逐步落后于西方，并且将差距越拉越大，将中华民族之前历经数千载之久流传的文明成果为近代民族国家带来的优势毁于一怠，就后世对其评价和研究而言，大多着眼于其繁荣的经济和文化，很少研究者可以看到盛世之下的社会政治危机，因此，本文将探讨的重点着眼于盛世之下的危机。
康乾盛世下的大清版图
饥饿的盛世—经济繁荣掩盖下的民生匮乏
近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康熙年间由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以番薯为典型代表的"充饥"类作物，生活于此时代的平民应该是可以做到吃饱，吃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人口的总数长期在四亿至五亿之间波动，正是由于受到了传统农业生产效率极低的困扰，四至五亿基本上可以视为在传统农业支撑下世界人口所能达到的上限。清朝的人口在自入关到乾隆六十年之间由两千余万猛增到接近三亿人口，显然，就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根本无法承载起如此之多的人口负荷。因此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采用了向内改革和对外交流两种方式缓解这一重大社会矛盾。
首先我们来看雍正向内改革的摊丁入亩法，将人口税在保持总额不变的基础上，平摊到全国所有可供农业生产的地区上去（包括林地，耕地，鱼场等），希图通过降低农民实际税负和生产成本以达到刺激生产的目的。在政策总体施行的表面上确实有利于减少少地，无地农民的生产负担，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转移土地等种种现象，农民的切身利益未能达到预想的增加，社会粮食生产略有起色，这可引《清史》中"每岁户口孳息"，"民间谷价，有增无减"为证。再者而言，摊丁入亩的实质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巩固封建统治的利益需要，使得封建统治更加坚固。对于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言，效果远远不如当初预想之"四海丰盈，天下富足"
摊丁入亩维护阶层利益，还是不利于生产发展
其次是乾隆皇帝的对外交流政策笼罩下的社会农业生产，乾隆皇帝在面对父辈们留下的这一问题，选择通过开垦荒地和引入种植高产粮食作物的方式缓解社会危机。在乾隆正是掌控政权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五年，乾隆以新年谕令的方式要求各省，府，道，台 "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这一政策由于免税和无租的双重利好影响，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前往垦荒耕作，但在后期实施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假借朝廷名义，加征各类苛捐杂税，极大的挫伤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二是引入高产粮食作物，这一政策是少有的解决国内粮食危机的治本之策。但是在口感上确实不符合东方人的口味，因此虽然是有效的，但是却并不能缓解日益加重的粮食危机，乾隆皇帝就在愈发深沉的危机中走完了自己的"十全"一生。
乾隆政策前期，由于减免税收等措施，对农业生产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矛盾的激化—重农抑商政策的崩溃和商人阶层的兴起
众所周知，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和重农抑商自从秦代开始便被我国封建君主们当做长期坚持着的基本国策，并采取诸多手段限制着商人们本应该拥有的若干权利，有时候甚至商人的地位甚至不如布衣贫民。这其实是一种极为畸形的社会现象，虽然在保证人员流动的基本稳定和维护统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根本上却背离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商人在自身的经济地位通过经营得以提高之后，必然会要求自身政治地位的抬高。然而，这样一种要求分享国家政治权利的意愿却被垄断了政治权利的既得利益统治集团借助自身政治和文化优势加以阻隔。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商人们在康乾盛世中诸多暗中不配合中央政府的行为也就得到了合理解释。在经过了明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不断探索之后，在清代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不断发展，尤其在江浙等东南沿海省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雇佣劳动关系，并且采用了粗糙的机器生产方式，这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模式。然而，这样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却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以"奇淫技巧，妨害民生"的名义禁止了这一生产关系，这又大大加深了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了统治阶级和新兴的商人阶层之间本就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在部分程度上使得商人阶层和统治阶层之间利益共同点越来越少，两者渐行渐远，加剧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
清朝商人
文化的背离——渐行渐远的市民阶层和官方理学
在宋代的理学家们借鉴董仲舒为了取得官方对于儒学正统性认可从而对于儒学进行改造之后，对于自先秦流传之下的孔孟哲学进行了进一步改善，完善了其对于世界本原的认识和思考，适应了宋代之后商品经济繁荣时期统治者对于商人限制的需要，虽然在元代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但在明清两朝发展至极盛，全面接管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社会都不可能接受只存在一种声音的社会舆论，必然会有不同的学说，观点兴起而发展，文化就在这样一对矛盾的不断运动中加以发展。
在康乾盛世中，儒学遭受了夹杂着西方现代科技和来自市民阶层就自身生活经验的总结所归纳出的人生哲学的冲击，儒学第二次遭到了来自于理论根源上的重大打击。前次宋明之际的社会本源之争，有着诸位理学家们的增补和完善。很可惜，康乾时期文字狱的大背景阻绝了这些人出现的可能。自此，以儒学世界观的崩塌和市民阶层文化（小说等）的兴起为标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于文化的需求日益不同，并激化了本就存在的理学束缚与人性解放之争。这是诱发清朝后期统治危机的深层因素之一。
康乾时期文字狱
总结：
康乾盛世虽然是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社会盛世发展的顶峰，但是还是有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蕴藏其中，无法调和。这直接诱发了清代后期的社会统治危机，但是，康乾盛世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下的闭关锁国和安于现状，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当康乾盛世的终结者乾隆恋恋不舍的告别他的君主特权的同时，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华盛顿也迎来了他生命的终点。在他们背后，不同的只是近代的衰落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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