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笑
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史书上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的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汉高祖刘邦采用休养生息之宽松政策治理天下，让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重农抑商，恢复了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君主专制社会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
汉高祖死后，汉廷经过一段的动荡，爆发了诸吕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史称为汉文帝，朝政逐步稳定下来。其后汉景帝刘启即位，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初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文、景二帝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领域
无为而治
汉帝国建立之初，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为与民休养生息，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这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原道》篇就阐述了这一思想原则。在行政实践中推行这样的原则，就像《淮南子·览冥》中所说“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齐俗》中所说“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从另一种种角度看，却透露出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这种政策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政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进步。
文景时期，继续推行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各项政治措施实际上都围绕着无为而治的思想展开，并适当补益损革，使得汉朝国力逐步恢复。文景时代比较宽和的政治空气，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位节，以安百姓”，对于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稳定局面
汉代历史相关图片
文帝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 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 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
汉初统治者认为秦朝郡县制并不成熟，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推举自己上位和诛杀诸吕的有功之臣。汉文帝前元年（前179）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汉文帝根据群臣的建议，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
汉景帝即位后，加强中央集权，重用御史大夫晁错，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汉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汉景帝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虚怀纳谏
文景二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
修改刑罚
秦朝时期大多数犯罪的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
这些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汉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军事领域
强化军权
军权是保障皇权最重要的权力，汉文帝在进入长安的当天夜里，就命令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有司衙门分别诛杀少后帝及其三个弟弟于各自的府第。皇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汉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维护统一
汉文帝
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汉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汉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即位后，先提拔晁错做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错经过分析，告诉刘启要特别提防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
汉景帝知道了七国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三十六个将军去攻打吴国、楚国；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国；派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国、赵国的军队。
窦婴向汉景帝引见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汉景帝召袁盎进宫相见，趁机劝说汉景帝杀掉晁错，以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汉景帝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便杀了晁错。
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汉景帝调派周亚夫等将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用三个月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景帝将各诸侯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诸侯王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安定边疆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侵汉地，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汉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文帝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
总体而言，受制于国力、统治思想和马匹、武器等具体物质基础，文景时期对待匈奴的入侵并不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使恢复不久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再次受到破坏
元经
被历史所称道的“文景之治”是孝文、孝景父子两代帝王掌政的时代，历时近四十年，人口增长，经济复苏，国库充盈，社会安定，尽管因工商业主的崛起和权贵的搜夺有贫富悬殊之弊，诸侯国的几次叛乱形成局部的震荡，但中央政权日益巩固，社会依然充满了活力。
历史有很多的偶然性，一连串的偶然性规定了历史的走向。吕后死，诸吕灭，倘若庶子外王刘恒没有入主朝廷，用他宽厚仁爱的性格和持重稳健的国策开其端，其子刘启自然也不能继位人主承其续，那么，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什么“文景之治”。
刘恒之被选为新君，自然因为他作为高祖刘邦活着的儿子排行居前，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有一位起兵讨吕的高祖长孙齐王刘襄同样有竞争力。由谁入继大统，是权臣们根据自身政治利益反复权衡的结果，任何具有皇家血统的刘氏子孙都可能成为新的君主。
刘恒历史有很多的偶然性，一连串的偶然性规定了历史的走向。吕后死，诸吕灭，倘若庶子外王
刘恒没有入主朝廷，用他宽厚仁爱的性格和持重稳健的国策开其端，其子刘启自然也不能继位人主承其续，那么，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什么“文景之治”。
刘恒能够胜出，他的母亲薄夫人为其加了关键的一分，这一点，薄夫人本人不知道，但恰恰是因为她，才成就了其子孙后来的帝王之业。不止是她，文帝之后景帝之母窦太后同样重要。
薄夫人，高祖刘邦之姬，文帝刘恒之母。生于秦代，其父吴人，与原来魏国宗室之女私通生女。不久，其父死，葬于山阴（今之绍兴）。此时六国已灭，秦皇一统，薄氏女在这样的时代渐渐长大。至秦二世，天下叛秦，诸侯蜂起，已灭六国
想趁机死灰复燃，魏豹起兵，自立为魏王。薄女之母原既为宗室女，当然知道女子入宫乃是博取富贵权势的最佳途径，于是，将女儿送进了魏王宫。有相者许负，为薄姬（魏豹之姬）相面，云将来当生天子（此姑妄听之）。
当时项羽和刘邦相距荣阳，楚汉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胜负未分。魏豹本是汉之盟友，帮助刘邦打项羽，及闻许负言，心中窃喜，没想到薄夫人后来成了刘邦的女人
窦太后，文帝刘恒之后，景帝刘启之母。吕后当政时，窦女以良家子选入宫中。窦皇后有一个弟弟，名叫窦广国，四五岁时，被人贩子拐卖，家里遍寻无果。广国连着被转卖十多家，到了宜阳，为其主人进山烧炭。夜宿崖畔下，山体崩塌，所宿百余人尽死，唯广国得脱。大难不死，求人算了一命，说不久将要封侯。
广国流落长安，听说皇帝新立了皇后，皇后早年家在观津，窦广国被拐时年虽小，还记得家乡和自己的姓氏，犹记小时与姐姐采桑，从树上摔下的往事，于是上书自陈，说当朝皇后是自己的姐姐。皇后言于文帝，立即召见，所言父母家乡皆合。又问及当年情景，广国说起姐姐被征入宫的往事，说姐姐临行前和我诀别在官家传舍之中，曾要了一个澡盆给我洗了澡，又亲自喂我饭，这才哭别而去。
窦皇后闻听，抱着弟弟大哭，姐弟相认，左右的人无不下泪。这个“三言二拍”中才有的故事并非小说家言，而是记于正史的。
窦广国自此封侯骤贵。窦氏有三人封侯，除窦后之弟广国封为章武侯外，她的一个远房侄子窦婴在吴楚七国叛乱时为大将军，破吴楚有功，封为魏其侯。至汉武帝时，窦婴还当过丞相，后被武帝所诛。窦皇后，景帝时为太后，武帝时为太皇太后，高寿，得三朝之尊。
晚年时因患青光眼，双目失明。她笃信黄老之言，所以，为帝王的儿孙都要读老子的书，对汉初朝政有重大影响。
《汉书·儒林传》记载一个有趣的故事：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博士辕固生，辕对曰：此乃民间私家之言耳。他的话是对老子之书的轻蔑，认为不足以作为王朝施政的指导思想（王官之学）。
窦太后大怒，其喜怒塑笑不仅关乎朝政，关乎大汉帝国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还关乎一些人的身家性命。
窦太后直到晚年，对朝政还有决定性的权力。
薄、窦二后，不仅因为她们生育了文、景二帝，也因其性格、好恶乃至个人命运戏剧性的变化决定了汉王朝的历史走向。
历史天天说吧
文景之治”是指在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和汉景帝（公元前140年）两代帝王的统治下所出现的那段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时期。“文景之 治”是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第一个太平盛世，它是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论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也被称做“黄老之治”。
在汉朝建立之初，社会经济极为衰弱，朝廷推崇道家的黄老之术，采取“与 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这种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生产逐渐得到恢复 和发展，整个社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 可食。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也大大增强， 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治更是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景之治的出现说明道家的黄老之学对恢复社会生产、迅速提升国力、改 善人民生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家思想对封建王朝政 治决策的巨大影响力。
放学别走我去叫人
政府无为而治，则百姓自然恢复发展，文景之治出现。
但另一方面，不干预政策最有利于权贵，他们富者连田阡陌，而贫者已无立锥之地了，详情请见晁错《贵粟疏》。
权贵富裕，百姓因为当时增量尚未分完，也有所得，自然就是盛世了。
历史的行程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被高度推崇的一个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一个盛世。既然是“文景之治”，其治理手段和政策措施，肯定是这个盛世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原因。然而，当一些历史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这个“治”的时候，却让孩子们非常迷茫。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文景之治”究竟有哪些“治”的内容。
一是“轻徭”。“徭”就是徭役，也就是政府把老百姓征集起来，修建大型工程。比如修水利工程，修道路交通，修边防设施，修皇家宫殿等等。
在征集老百姓的过程中，有一些是老百姓义务劳动，也有一些会发一定的补贴。不过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要搞国家建设。
而“轻徭”，就是很少征集老百姓干这些事，当然也就是很少搞国家建设。
二是“薄赋”。“赋”就是税收。“薄赋”就是减免税收。汉文帝在位期间，有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还全年免田税。
汉景帝虽然在收税上略有增加，但大致也是照搬汉文帝的政策。
三是“减刑”。秦朝的时候有很多严酷的刑罚，汉文帝的时候，把很有严酷的刑罚都减轻了。而一些包括“黥、劓、刖、宫”这样的肉刑，汉文帝都予以了取消。
四是“节用”。也就是从上到下讲究节约。汉文帝非常讲究节约，他在位期间，基本上没有修过什么房子。衣服也是穿了又穿，有时候甚至穿着草鞋上朝。
如果我们仔细看上面的四条措施，我们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叫什么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不做事。或者用一个比较书面的语言，就叫做“无为而治”。
我们都有个概念，一个政府要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那必须大干苦干。修桥补路，搞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推进等等。只有这样搞，经济才上得去。
但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文景之治”，秘诀竟然是“无为而治”，竟然是“不治”，这个怎么还能称作“治世”呢？
当然了，也不能完全说没有提倡的东西。“文景之治”的时候，非常提倡一点，就是“德”。选拔官员的时候以“德”为先，官员要做道德修养的表率，同时在地方治理上要“以德化民”。
不过，“德”却是属于文化的范畴，是务虚的东西。这对促进经济的发展，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所以说，当孩子们在学习这个“文景之治”的时候，会觉得迷惑不解。历史老师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有些说不清，因为实在没什么“治”可讲。
然而，恰恰是什么也不做的“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理经验。
中国古代社会和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不一样。比如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社会，其能够强盛，那就是要出一位战神。只有出现了战神，他才能带着大家结束北方四分五裂的状态，征服别的地区。这样，北方才能富裕，北方的社会才会出现盛世。欧洲古代，由于处在非常复杂敏感的地域，又是海洋文明，大致和中国北方的游牧社会是差不多的，也是要能打。希腊能打，所以战胜波斯，强盛起来。罗马能打，所以战胜希腊，强盛起来。英帝国能打，所以到处都是其殖民地，让它强盛起来。
但是中国古代不一样。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不打仗，不搞大型工程修建，让老百姓安心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粮食生产自然就会丰收。粮食生产丰收了，人们自然富裕。人们富裕了，国家自然会强盛。
所以说，不做事的“无为而治”，恰恰就是“文景之治”最重要的“治”。
当然了，这一条经验，其实并不适合现代。因为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要是不做事，搞无为而治，那就只有落后。当然了，虽然不该“无为而治”，却也不该折腾老百姓，“文景之治”的经验，也是应该借鉴的。
海洋说历史
话说推翻秦朝暴政之后，又爆发了许久的楚汉战争，后来刘邦获胜成立汉朝，刘邦也被称为汉高祖。虽然刘邦上任之后励精图治，但是国家，百姓都苦于战乱，很难在一定时间内恢复元气，经济萧条，民生哀怨!
刘邦死后。刚成立的国家又经历了系列的小规模动荡，史称诸吕之乱，在经历了这些动荡使得刚得到恢复的国家又面临的极大的危机，农民食不果腹，传闻更是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事件”后来众人推举刘恒即位称为汉文帝，平定了诸吕之乱。汉文帝时期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才稳定了动乱的国家局面。
后来汉景帝刘启上位之后吸取秦朝衰败的教训，大力发展农业减轻赋税劳役，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注重以德服人，使得国家经济方面得到蓬勃发展，虽然经济得到大幅度恢复，但是国家忧患尚在，各诸侯国的实力还是非常强，这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后来颁布法令收回了各个诸侯国的官职任免权只保留了收税的权利，虽然如此，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推行的措施只能恩施并重逐步收回权利。
内忧解决之后外患依旧存在，匈奴看到西汉这块肥肉还是蠢蠢欲动，但是此时的汉朝也不是软柿子，部队积极准备反击，促使匈奴只能在边疆活动，为了避免匈奴的骚扰只能用和亲的政策去缓和关系，但是老单于(匈奴的首领)死后，新的继任者不买账，依旧对汉朝发起了战争，但是汉朝也是积极备战，新首领看到汉朝防备力量精良便作罢，后来汉景帝对匈奴也采取一系列的经济联合措施，使得在双方在关系上得到很大的缓和，最终内忧外患都得到相对的解决，汉朝也达到了相对的稳定发展，历史上也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为后世的汉武帝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也是功不可没!
小编觉得文景之治时期两位皇帝做的都是值得认可和肯定的，最起码我觉得他们在外交方面就做的非常好，总结出来就是能好好谈就不动手，真动手咱也不怕!真的是为百姓着想，毕竟没有人喜欢战争，小编为这两位皇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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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指的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代帝王的统治，时间从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0年，差不多40年的时期，这段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时期。之所以会出现文景之治，一方面是主观上文景二帝推崇黄老无为而治，希望与民修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却是根本的客观原因是，经过战国后一统的秦，仍然是对内大搞基建 对外连年征战。一统15年之后秦灭，继而楚汉相争天下再一次打乱。汉高祖刘邦开国后面对的内部局面其实已经是一片凋敝。再加白登之围后，对外部匈奴的“朝贡”又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综上，主客观不得不也需要相当一段时期休养生息恢复民生国力。于是出现了文景之治这可谓是第一个太平盛世，为汉武帝的霸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力基础。
老豆讲历史
“文景之治”是指在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和汉景帝（公元前140年）两代帝王的统治下所出现的那段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时期。“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第一个太平盛世，它是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也被称做“黄老之治在汉朝建立之初，社会经济极为衰弱，朝廷推崇道家的黄老之术，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这种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也大大增强，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更是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景之治的出现说明道家的黄老之学对恢复社会生产，迅速提升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家思想对封建王朝政治决策的巨大影响力。
方大杰
《汉书·景帝纪》中关于西汉文景之治有这样的记载：“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足可见，史论家对文景之治的评价有多高。
一、儒家思想对文景之治的影响
文景之治是汉文帝与汉景帝均推崇儒家思想，施行仁政的结局。而文、景二帝之所以广施仁政，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对于政治儒家一直主张仁政思想。在儒学中“仁”主要指道德非常广阔，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从人的层面来说，儒家指出真正的人是品德仁义的人，反之，则为人形兽。可见儒家强调仁义思想，人际间需做到“亲亲为大”。特别是孔孟之道，更将儒家仁义思想推至极高的位置。在两汉时期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刻。
汉初有许多杰出思想家，比如主张儒家思想的贾谊，其深受汉文帝赏识，同时其儒家思想也对文帝影响颇巨，使文帝树立了广施仁政的强硬信念，这就是汉文帝之所以自觉施行仁政的根本。而之后的汉景帝，更是对与民休息方针推崇之至，这无疑使儒学发展及恢复获得了更大空间。
二、文景之治主要施行仁政
1．正法省刑。
文景之治期间各种严苛刑法均被取消，该时期正法省刑，以宽容、慈爱厚待子民。封建社会最惨无人道的法律即连坐法川而汉文帝即位后，很快连坐法被取消。从文帝的行动上来说，他认为正法省刑是仁政的核心，若法不正刑严苛，则无法禁暴导善，最终发展为暴政。封建社会的诽谤妖言罪专司禁人心，钳人口，对民众思想言论予以处罚的律法。但这种律法对国家社会健康发展破坏极大，官吏不受舆论的监督，只会迎来不断的改朝换代。正是由于这一弊端，汉文帝即位后诽谤妖言罪被废，民众获得了畅所欲言的空间。
后期的汉景帝即位后继承了汉文帝的意志，其即位之初(公元前156年)即减笞刑，诸如此类的正法省刑事例数不胜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形成奠定了良好
2．其他仁政。
广施仁政主要是为官民同乐，富民强国，避免民贫官富造成的暴政。汉文帝与汉景帝为达到富民共乐的目的，制定实施了重农政策。汉初受战争之乱，地荒民饥，至文帝时仍不见善。故文帝接受贾谊重农富安九州的意见，连番下诏强调要重视农业生产，并对力田者给予相应奖励，恩准民众用粮食赎罪买爵等后期的汉景帝同样不忘汉文帝遗志，大力推广重农富民政策，甚至在病逝前还下诏全国凡不重农者必严惩。正是由于这些仁政的实施，使得汉代经济得到了极快的发展，为文景之治形成创造了诸多便利条件。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形成，与儒家仁政思想之间关系密切，可以说，若是没有儒家仁政思想，则文景之治不成。
历史上的新鲜事
文景之治的出现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文帝和景帝重视农业生产。他们多次减免田租赋役，定田租为三十税一，开放山林川泽，鼓励农民进行副业生产，活跃商业市场。
（二）改革法律，废除秦朝的株连，关心民众疾苦，用笞刑取代某些伤残肢体的。这里还有一个缇索救父的故事。缇索，汉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文帝时，淳于意有罪要受刑，诏命解送长安，当时肉刑尚未解除，淳于意临行骂他的女儿说：“我没有儿子，遇到急事，你们一点用处也没有。”缇索便跟着父亲到了长安。上书给皇帝，表示愿意卖身为官婢来赎父罪，文帝怜悯她，下令废除肉刑，赦免了淳于意。景帝继续减轻刑罚，各级官吏亦断狱从轻。
（三）提倡节俭，反对侈糜，减省财政支出。文帝统治期间，宫室苑圃，车骑服饰，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景帝尚节俭，对地主商人中正兴起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与的大兴土木，“，八百里”，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