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戰爭”的發現最難在哪裡?《信息戰》作者談“信息戰的崛起”

緊接昨文《“野戰排”裡做著“星球大戰”夢:戰爭能不能在電腦裡打響?》

部隊換防下來搞總結,我參與編輯了《叢林奇略》。這部近50萬字的書稿,收錄了篩選出來的157篇文章。

在前線那些日子,我對戰爭有了很深切的認識,有了一些來自於戰場的感悟與啟示,還發表了47篇文章。1995年5月29日,《解放軍報》發表我的《戰友,請審視一下自己的本領----寄自前線某團的調查報告》,就是對以往訓練中的薄弱環節進行了深刻反思,如體能訓練、土工作業、排雷技術、自救互救等平時不起眼的課目,在戰時卻用途很大,報社還因此配發了《照照鏡子》的編後語。

但是,當我讀著戰友們這一篇篇戰場“紀實”時,心靈被震撼了。這些戰爭親歷者一得一念中形成的文字,還留著戰場的餘溫,是將士們“以小的代價取得了大的勝利”換來的經驗乃至教訓。

那時間,自己的軍事學術思維被拎到了“控制戰爭、減小戰爭破壞性”的嶄新陣地,信息戰夢想植根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肥沃土壤,3萬多字的《信息戰的崛起》在一個叫落水洞的地方成稿。

這期間,最難逾越的是“創新”這道鴻溝。古今中外軍事理論至深至要,孫子兵法等兵家著述浩如煙海,大道至簡、悟在天成,躬下身子、專心體會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就需要訓練記憶力、觀察力、思考力,找準方向、吃苦耐勞、登高望遠,能夠以古說古論今看未來。

為了敲定“信息戰”這三個字,我曾備選了一大堆名詞:信息戰鬥、信息作戰、信息戰爭、信息角逐,情報戰、通信戰、電腦戰……

後來知道,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沒有閒著:1983 年科恩第一次提出“計算機病毒概念”;1984年空軍開始使用“信息戰鬥”術語;1985年小阿爾貝·加洛塔少將發表《電子戰與信息戰》論文……

部隊班師回營,我奉調原成都軍區。那時,能寫會畫的官兵會被高看一眼,我因有七八十篇“橡皮塊”“豆腐乾”大的文章,在部隊頗被看重,9年換了9個崗位。

調到大軍區機關工作,使我如魚得水,比如處理“三大件”,就能受益匪淺。“文件”有著嚴格的分級制度,機關大看的文件等級高,擁有的信息量就大,只要有心,腦洞大開。“批件”有各級直至“頂級”領導的,言簡意賅、一語中的,若能思量,眼力更尖。“稿件”的處理,需要換位思考,能養成同步思維甚至超越思維。

那一年的“百萬大裁軍”,無疑是對我軍實行脫胎換骨的“大手術”,是我軍建設史上一個偉大轉折,引領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啟航,新組建了陸軍航空兵、電子對抗部隊,加強了特種兵建設……但也有人,尤其是我們仍在戰場的一些軍人感到不解:前方在打仗,後方為啥要裁軍?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役。”因為在大機關工作的緣故,我能夠領會到高層對裁軍“消腫”的考量。“百萬大裁軍”基於“世界大戰十幾年內打不起來”的判斷,是幫助我軍擺脫長期“盤馬彎弓箭不發”的臨戰狀態,走上和平時期的建軍軌道,在“忍耐”中迎來我軍現代化建設的騰飛。

站在這樣的戰略高度,我的學術視野終被引向了“軍事戰略研究”的全新高地。培養戰略意識,開展戰略研究,決不僅僅是決策者的事,我堅定了研究“信息戰”的信念。

戰略魔力撐起想象翅膀,一個一個新奇的想法,不斷在自己的腦海裡閃現。信息時代,在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同時,是否也將改變人類使用暴力的觀念和方式?傳統意義上的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了,新的戰爭會不會出現?能不能設計一種“文明”的理想戰爭,釋放那些隨時可能迸發的戰爭破壞力。

那期間,我在北較場軍區大院完成了22萬字《信息戰》和27萬字《第三次世界大戰——全面信息戰》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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