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冠肺炎的“零號病人”？
2月15日，大眾視線被引向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黃燕玲。網絡傳言，她“因意外接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殉職”，並被懷疑是“消失的零號病人”。
傳言不斷髮酵，“零號病人”相關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一天後，病毒所發佈官方聲明，稱“網絡流傳不實信息”，黃燕玲2015年畢業後“未曾回過武漢，未曾被2019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大眾的關切不難理解。一直以來，“零號病人”被認為是傳染病研究的重要對象。通過對“零號病人”的細緻調查，能為疾病來源、病因分析、預測、控制措施採用、預警機制建立提供大量寶貴信息。
但從過往經驗來看，在尋找“零號病人”過程中，似乎總是充滿了真真假假，也少不了“彎路”和“錯路”。
烏龍
如今，“零號病人”被普遍用來指代傳染病首例罹患並散播病毒的病人。但追根溯源，這個稱呼的誕生卻源自一場誤會。
1982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社會學家威廉·達羅（William Darrow）開啟一項新的課題。當時，美國男同性戀群體中開始流行一種本來十分罕見的皮膚癌——卡波西肉瘤。《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爭相對這一現象進行報道，自然也引起了達羅的注意。
在瞭解多位男性患者的性關係史後，他迅速將研究目標鎖定加拿大航空法籍空少蓋爾坦·杜加（Gaëtan Dugas）。事實證明，杜加可能是疾病的重要傳播者——他列出的72位曾發生性關係的人，以及這些人的性伴侶，均出現相似病症。
後來，卡波西肉瘤被證明是HIV病毒感染的併發症。
達羅對病例進行標記時，用“加州外”（Outside of Califonia）首字母“O”代表杜加。但原本的“O”被誤認為“0”，在媒體報道中，杜加成了傳染病史上的首位“零號病人”。新的代號被賦予新的含義，許多人開始懷疑，杜加就是將HIV病毒帶入美國的第一人。“零號病人”的用法,也由此被固定下來。
這場命名“烏龍”似乎預示著，有關“零號病人”的故事也將不缺“烏龍”。
2016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進化生物學家邁克爾·沃羅比等人在1978年和1979年間採集的8例血樣中，獲得完整的HIV病毒基因序列。據其研究發現，HIV病毒進入美國的確切時間為1970年或1971年。換句話說，在艾滋病被正式發現前，HIV病毒就已經在大量傳播。
因此，杜加並非將HIV病毒帶入美國的真正“零號病人”。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病毒學專家Jacobs指出，儘管人們總希望瞭解事情的全貌，將某個人定義為傳染病的源頭，但至少在傳染病歷史中，並不存在完整、純粹的故事。“ 對於傳染病學家來說，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確認某人做了這件事，或者某人開啟了傳染病。”他說。
難題
問題出在哪裡？
有學者指出，能在第一時間找到“零號病人”，能夠為傳染病及時防控提供寶貴時間。但多數情況下，“零號病人”都是第二代病例發病並呈現聚集性表現後，通過追溯調查發現的。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發。病毒學家通過基因比對，最終確定埃博拉病毒的“零號病人”是一名幾內亞2歲男童。根據研究，多位病患血樣中的病毒基因顯示出極大相似性。而調研發現，該男童最早顯示出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狀。
哥倫比亞大學傳染病學家Lipkin認為，能夠像埃博拉病毒一樣尋找到“零號病人”的情況極少出現，因為溯源需要非常及時的研究。事後再對病毒傳播鏈進行重建，很容易被誤導，從而難以定位真正的初始病例。
但即便迅速採取措施，調查仍可能陷入瓶頸。
1月20日，新加坡君悅酒店舉辦了一場國際會議。會後，來自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與英國的多名參會者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有關“零號病人”的調查隨即展開，但直到2月15日，仍未得到一個最終結果。
確診患者曾接觸過的中國人依次被排除在外，調查逐漸走向死衚衕。新加坡衛生部長顏金勇承認，儘管新加坡當局將繼續追查此次事件的“零號病人”，但其一種結果是，“可能永遠都無法找到”。
有專家發出提醒，要警惕“超級隱匿者”（Super-Shedding）的存在。
歷史上最有名的“超級隱匿者”，莫過於被稱為“傷寒瑪麗”的瑪麗·梅倫。由於私人廚師的身份，她一生中曾先後將傷寒沙氏門菌傳染給53人（注：另有47人等說法），但她本人卻一直沒有染病。最終，在警察協助下，她才願意接受醫院檢查，並最終被證實為病毒傳播源頭。
悲劇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一則調查顯示，不少專家與管理者事實上並不願意透露“零號病人”的存在。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獸醫學院病理學副教授Thomas Friedlich認為，儘管定位“零號病人”在研究和溯源傳染病、確定防疫辦法上能夠起到一定作用，但反過來，其不僅會給大眾有關疾病如何產生的錯誤印象，同時也會傳達出一種不當信息：“零號病人”是帶來疾病的“元兇”。
悲劇曾一再上演。
杜加最早感受到因揹負“零號病人”的稱號而帶來的痛苦。當“零號病人”的誤讀被傳出後，非議和冷眼撲面而來，杜加因病重離世。
《舊金山紀事報》記者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出版的《世紀的哭泣》，進一步激化了偏見。他在書中頻繁使用“零號病人”的說法，還將杜加描寫成一名濫交、故意散播病毒的反社會者，先後與2500多人發生性關係。而後，《紐約郵報》等媒體的共同參與，讓人們更加確信杜加是將HIV病毒帶入美國的“罪犯”。
杜加的名字在長達30年內都與HIV掛鉤，他的家人也受到歧視和辱罵。直到近些年，“平反”的聲音才開始加強——2500名性伴侶完全是無稽之談，而杜加成為眾矢之的，很可能與其接受調查時的積極態度不無關係。
影響不止涉及某個個人或者家庭。在埃博拉病毒“首例病人”被確認來自幾內亞的小村莊Meliandou後，這裡的農民失去了他們僅有的生存依賴。據《衛報》報道，一名當地官員透露，不僅其主要產出菠菜、穀物、大米、香蕉等作物再無人問津，當地人更是出於害怕燒光了所有家當。“我們現在比以前更加貧窮了。”他如是說。
實際上，在不少專家看來，“零號病人”並非“兇手”，其實他們也是“受害者”，只是“更倒黴的你和我”。作為研究的輔助工具，這個稱號應該被控制在研究範圍內，而不應被附加更多社會意義。
如今，新的“零號病人”尚未確認，但至少，希望悲劇不會再度重演。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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