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研究和認識現當代文學中長期被漠視的一個重要創作現象——現代書話創作流脈——意義重大。現代書話流脈，即從周作人開始，中承阿英的實踐，後經唐弢經營、繼而孫犁、黃裳著意建構，遂成大觀。周作人是現代最突出的書話家。周作人的書話從內容材料、行文風格、文體選擇及營造的氛圍等諸方面都流露出濃重的傳統文人氣息、文人特質。在周氏的手中開創和成熟的現代書話在其後諸多書話家的創作中得以承緒發展。
一
周作人是新文學作家中第一位有自覺文體意識、悉心經營書話寫作者，儘管周作人沒有把這類文字冠以“書話”名目。單從文體創制的意義上講，周作人之於書話就如同魯迅之於雜文。周作人的書話創作開始很早。他從1915年左右就寫過書話一類的文字，如《於越三不朽圖贊》、《會稽風俗賦》、《無雙譜》。前兩篇，周氏書話雛形已見端倪，但頗稚嫩。《無雙譜》則較為成熟，周氏日後書話的形、神均已具備。進入1930年代之後，周氏“閉戶讀書”，他的寫作與書更為密切相關，真正開始了大量的書話經營。周作人在《書房一角》的序言中夫子自道：“……民國廿一年以後，只寫隨筆，或稱讀書錄，我則雲看書偶記，似更簡明得當。”對於自己的寫作，他還說：“我所說的話常常是關於一種書的。”這句話實際上已經點出了書話必須具備的兩個要素——“話”與“書”。“話”即閒談，包含了書話的行文風格及其閒適、隨性、印象式批評等特點；“書”扣住了書話根本，以書為線，由書談開，“書”的不可缺少是形成書話文體凝聚力和特點的首要條件。在這個意義上，周作人從《夜讀抄》(上海北新書局1934年版)開始，就已建立了自己成熟的書話文體風格。隨後的《苦茶隨筆》(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版)、《風雨談》(上海北新書局1936年版)等都繼承了《夜讀抄》的風格與寫法。在《苦竹雜記》(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版)後記中周氏說：“一兩年內所出的《夜讀抄》和《苦茶隨筆》的序跋其實都可以移過來應用”，可見《苦竹雜記》是與《夜讀抄》一脈相承的。包括“舊書回想記”、“桑下叢談”、“看書偶記”、“看書餘記”四輯的《書房一角》(北京新民印書館1944年版)更可完全看作周作人的書話集。《秉燭談》(上海北新書局1940年版)序言云：“這《秉燭談》裡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還與以前的相差無幾”，其實相比之下此集“關於一種書”的文章部分很多，比此前的《瓜豆集》其實更接近於《夜讀抄》寫法。《秉燭後談》(北京新民印書館1944年版)中的文章除了《關於阿Q》外都是寫於1937年間，也是“關於一種書的”，不過其意趣更顯閒適。《藥堂語錄》(天津庸報社1941年版)所收文章更為短小些，在形式上更似傳統筆記和題跋，內容也更多關於古書的談論。另外《瓜豆集》(上海宇宙風社1937年版)、《苦口甘口》(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版)等自編文集中所收大部分都是典型的現代書話作品。即使三十年代之前的文集如《永日集》(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版)等也都收入大量的書話文章。可以說周氏以豐富的創作為此後的現代書話創作樹立了典範，開啟了現當代書話寫作的流脈。鍾叔河曾編輯《知堂書話》(嶽麓書社1986年版)，是周氏書話的集中展示。
周作人豐富的書話創作主要在趣味癖、隱逸氣等方面體現了文人特質和文人傳統。
讀書是周作人極重要的生活內容，自然書也成了作文的中心話題，大量的周氏書話就由此產生。如同第一個為陶淵明編文集的蕭統說的“淵明之詩，篇篇有酒”，而相似的，我們可以說，周作人的散文中十之七八與書相關，尤其是“民國廿一年以後，只寫隨筆”，開始專心經營自己的“看書偶記”後的寫作更是“篇篇有書”了。對書的熱愛，使得淘書成為歷來文人的一種習慣，如明代鍾惺說自己與摯友譚元春有“書淫詩癖”，不作詩文便無“生趣”。周氏更不例外。他對北京的琉璃廠再熟悉不過了，“廠甸的路還是有那麼遠，但是在半個月中我去了四次”，可見去廠甸之頻繁。而且“所走過的只是所謂書攤的東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約每走一轉要花費三小時以上。”雖還是知堂式的極平淡的語調，然而稍有淘舊書經歷的人都可以感覺到他“冷攤負手對殘書”的極大耐心和悠然。
周氏書話中對書及讀書的態度體現了其濃濃的文人趣味。對書，周作人情有獨鍾。周氏尤其愛看閒書，他說：“我以前常說看閒書代紙菸，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話，我說閒書，是對於新舊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間尊重八股是正經文章，那麼我這些當是閒書罷了。”這裡的“閒”並不僅僅指書內容本身，也暗含著閱讀的心態的閒適，完全是出自一種趣味使然。正是因了這種趣味性，在周作人看來，臨睡前兩個鐘頭枕上翻書就是一種極難得的享受，幼時學包書與訂書也成為自己溫馨的回憶，把入廁讀書看作是一種讀“閒書”的悠然消遣，談論起來更是引經據典、妙語連珠。這種趣味性，也是古代文人生存方式的重要特色。愛書乃至發痴的癖好，手不釋卷的習性，都是傳統文人的詩意化生活的一部分，且常為歷代文人津津樂道。如歐陽修的《歸田錄》就曾記錢思公的怪癖：“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而永叔自己則作文於“三上”，即“馬上”、“枕上”、“廁上”。
書齋一隅，苦茶一杯，往往是文人在現實中碰壁後的避難港灣，所以或退隱山林或遁入書齋無一例外地成了文人隱逸的最後選擇。阿英對於二十年代末之後的周作人與傳統文人隱士的關係，有過一番精彩論述：“讀最近出版的周作人短信，宛如置身於深山冰雪之中，大有‘無思無為，世緣都盡’之感。”
周作人1928年作《閉戶讀書論》雲：“苟全性命於亂世為第一要緊”，“宜趁現在不甚適宜於說話做事的時候，關起門來努力讀書，翻開故紙，與活人對照，死書就變成活書，可以得道，可以養生，豈不懿歟？”此反諷的語調，當然有批評的深意在焉。但其選擇隱逸，關起門來讀書，亦難脫傳統文人的消極反抗、追求超脫的趣味。“苟全性命於亂世”，儘管最初可能是文人無奈的選擇，“養生”、“得道”最終成為文人逃避現實的託辭。作為自己的遮羞之物，“超脫”漸成為文人保命、適安的自覺追求，正如有學者對“超脫”的分析可謂精當：“它是一種離開過度的外部的刺激活動，一種不要求推進世界的活動，一種走向人的內心的活動。所指望的不是安慰和權力，而是自知。不是捲進這個世界，而是同世界保持一個相當安全的距離。這樣的人可以服從自我，保護自我，使自我感到樂趣，寓於高度自覺之中。”
對某一文體的選擇，意味著寫作者尋找到一種適於自己的言說方式。同時其背後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這種選擇源於言說者對自我身份定位、審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認同。周氏對書話文體的選擇，實際上既顯示了他身上所深含的傳統文人的精神氣質，也表明他對傳統文人的身份定位、審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自覺追尋。劉緒源曾言：“五四以來形成了一種優美的文人傳統。”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種文人傳統在新文學以來的存在。但他並未看到：這種文人傳統其淵源遠矣。它在五四激烈反傳統的風潮中幾乎被中斷，而能在新文學中重新凝聚，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周作人。就傳統文人氣質情趣而言，在新文學家中，可以說周氏最具典型性，僅周氏的書話寫作就集中體現了諸多文人傳統特性，如趣味、隱逸、名士風流、異端傾向等的混雜與交織。
二
周作人開創的現代書話，使被五四打破的文人傳統復甦，影響當時和此後的一些作家，形成一重要創作流脈。只有在1949-1978年間，這一脈流淡出人們視野，其間儘管唐弢雖曾出版《書話》，但他卻一再儘量地隱藏文人氣息，對文人傳統的延續似乎沒有多大助益。文革剛過，這種寫作卻有迅速滋長之勢，並漸成氣候，進而構成了現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創作現象。
阿英在自己的書話中對周作人書話及文人趣味多有談論。阿英的語氣其實是複雜的，有著不自覺的欣賞，進而在自己寫作中不自覺地認同。讀阿英的談晚明文人小品的書話，不能不下此判斷。與周氏一樣，他也多把眼光投射到明清的文人小品隨筆，而且在書話文風上直追知堂氣息，不過語言稍顯直露，不如周氏蘊藉淡然罷了。阿英的《關於黃仲則》、《屠赤水的小品文》、《明人筆記小話》十則，其實都頗具周氏之神韻。尤其需要指出，阿英的書話也多采用抄書體的形式。對於抄書體的創制，在新文學中當首推周作人，儘管當時頗受一些人的譏諷戲謔，但周氏卻是當作一種文體試驗去認真經營的。阿英對抄書體的運用和實踐，就與周氏頗有相似之處。阿英在一篇書話中往往檢出多段古書中的語句分插於自己的行文中，邊抄邊議，看起來使書話更顯跳躍。如他的書話《〈枕中秘〉》一文就抄錄了七段文字。從某種意義上講，阿英是補充完善了周氏的抄書體書話體式。
而唐弢則將書話寫作體式運用到對新文學作家作品及版本等方面的考察上，其體例和文風也難脫周氏的影響。如果我們閱讀他1945年起發表在《萬象》雜誌上的系列書話以及集中出現在《文藝復興》“中國文學研究號(下)”的由22篇書話組成的《新文藝的腳印——關於幾位先行者的書話》，不難有這種感覺。只不過後來重新結集出版的《晦庵書話》，對此做了不少的刪改，增添了許多主流話語，裡面的知堂氣息已不為讀者所察了，如《新文藝的腳印——關於幾位先行者的書話》中原名為《瞿秋白》的一節書話到了《晦庵書話》中改成了《絕命詩》。謝其章在將此文與原文的結尾進行比較之後說，“不改又何妨，我喜歡唐弢先生過去的文風。”其實，細味唐弢的原文，其文風、趣味是與周氏一路的，這在當時如何能不改。然而，即使唐弢頗費苦心地掩藏這種文人趣味，還是難免藏頭露尾。《晦庵書話》對文抄體借用，及整體流露出的玩賞趣味、故紙氣息，早已使唐弢的掩蓋努力化作徒勞了。特別是“書城八記”中談買書、藏書、版本等內容的八篇文字，已把他與周氏相近的趣味顯露無遺，原來其實唐弢並不是僅僅對新文學出版物情有獨鍾，他對古籍也有著特殊的喜愛。
當代以來，作家與學者才真正的分而治之，涇渭分明。即使同一作者，其在創作和述學時往往也都有著明確的意識。然而這種狀況，實際上被文革之後開始復甦的書話寫作所打破。書話寫作的復現，逐漸恢復中國由來已久的學與文合一的那一脈傳統。他們首先效仿的其實就是周作人所重新確立的文體形式。
前文談及周作人對書籍的酷愛，連包書訂書這些活動也念念不忘，亦敷衍成文，遂成趣談。這種趣味是文人傳統的獨特表現。孫犁也“曾於很長時間，利用所得廢紙，包裝發還舊書，消磨時日，排遣積鬱”，並常常“題書名、作者、卷數於書衣之上。偶有感觸，慮其不傷大雅者，亦附記之。”孫犁的這種記於書衣之上的“文錄”寫法，既深味知堂由書閒談開去的路數，亦暗合古人藏書題跋的妙處，如同鄧之誠的《書衣雜識》，實際也接近於“提要”，不能不說是文人傳統的又一重要表現。
寓居香港期間的葉靈鳳留下了許多關於故鄉金陵的風土民情的書話小品。如抒發鄉愁的《能不憶江南》，談故鄉吃食的《家鄉食品》，談鄉賢著述的《鄉邦文獻》、《朱氏的〈金陵古蹟圖考〉》，無不寄託著懷國思鄉的濃郁情緒。這些比起他早先出版的關於外國文學的書話集《讀書隨筆》更多了文人思鄉的傳統情懷。讓人自然想起周作人附逆侍偽期間對鄉賢著述抄錄，對故鄉紹興風土生活的大量眷憶。這既似可視為對周作人重建的文人傳統的承緒，也是文化鄉愁的一種表現。
1980年代突然復現的黃裳，儘管他曾在一些文字中一再表白自己是最喜歡魯迅的，然而他的文體選擇、行文風格乃至借重的材料，都已經明確地告訴了人們：他的書話更像是周氏書話的傳代者。他的《珠還記幸》看似仿晦庵文風，實承知堂神韻。與周氏一樣，對於自己書話寫作的方式，黃裳也十分明確與清醒，他曾在《榆下說書》的後記中夫子自道：“‘說書’，意思是說，這些文字大抵說的是與書有關連的事情；同時也是說，這只不過是一些漫談。取書本中一點因由，隨意說些感想，……既無系統，又少深度，就連材料也是零碎的。”所謂“少深度”當然是自謙，但“說”、“漫談”卻真實點出了其書話創作時任意為文的自然狀態。試比較周作人對自己為文的認識：“講一件事情，大抵多從讀什麼書引起，因此牽扯開去，似乎並不是先有一個主意要說。”黃裳書話的文體來源就一清二楚了。
黃裳對於周作人，態度比較複雜，大致可以看作是“文”和“人”兩分法。晚年黃裳對周作人的為人，明確表示批評，措辭頗不留情面：周作人“將劍戟森嚴、腥臭逼人的虎狼窟穴看做安樂窩，一頭扎進去，偷偷地在寫。”但其文卻與周氏相通，此前雖然很難從黃裳自述文字裡找到實實在在的證據來，但待到他早年發表在《古今》雜誌上的三篇談周作人的文章《讀知堂文偶記》(《古今》第六期，署名默庵)、《讀〈藥堂語錄〉》(《古今》第二十、二十一期，署名南冠)、《關於李卓吾——兼論知堂》(《古今》第十八期，署名南冠)首次收入《來燕榭集外文鈔》重新面世，一切就豁然開朗了。這三篇文章表明，青年時期的黃裳對知堂文筆見識的推崇，無以復加。如：“讀之如聞說法，令人頓生澈悟，獲益匪淺。在文章之美以外，更是另一種收穫也。”述及《周作人書信》中的一些小札時，喜愛之情更是溢於言表：“或者可以譬作精緻的小糕點，入口即溶，不留渣滓，每隔若干時，取來重讀一過，味道依然。”而對於周氏文人趣味，黃裳亦是心儀和追摹的：“吾輩年紀尚輕，然似已自極濃之世味中度過，無復少年幼稚的情趣，也因此可以欣賞知堂翁。……即如今日，坐在酒吧裡吃茶，在看《藥堂語錄》，並攤紙執筆寫此小文，如此行徑，稱之為‘遺少’固無不可，鄙人也不否認。”後來的黃裳再未明確表示過喜歡知堂，但是黃裳自己的散文尤其是書話寫作與周作人確實十分接近，這是毋庸置疑的。黃裳反感有論者說有“所謂的‘周作人傳統’存在”。在筆者看來，這個傳統，確實不是“周作人傳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賴於周作人恢復的中國文人傳統。五四時期以來，周作人是這一傳統中的最重要一環。如此說來，把黃裳放在這個傳統鏈中，就再恰當不過了。
當然，黃裳後來的《來燕榭讀書記》則己越過知堂的書話，直追傳統的藏書題跋的體例了。也正因為此，我們更不妨認定黃裳的寫作，是試圖把經周氏重新凝聚的文人氣質、文人傳統，真正復歸到傳統形態。
行文至此，也該作個總結了。現當代文壇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往往更有長久創作生命力的老將都能寫很好的書話文字。為什麼書話隨筆文體成為他們不約而同的選擇，為什麼文人傳統因子能更易在書話隨筆文體中得以承傳？筆者以為，更多地是因為這些文壇耆宿本身更多保有著文人特質。其知識、情趣、氣質都會隨年歲逐增而更具有內蘊，這是書話文體寫作主體必須具備的。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隨著五四新文學的成功建立，小說、詩歌、戲劇等文學形式都成功地轉型，建立了與傳統形式截然不同的現代化形式。要實現與傳統的對接，文人傳統要更好的傳承，只剩下了散文唯一憑藉，而散文中的書話則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寫作體例上都是最佳的選擇。因為隨筆中尤其以書話最具傳統意味。這些在很多時候被排斥於“文學”視野之外的書話，往往都出自博學的大家之手，常常說文談史，談天說地，憶人論書，兼通古今，遊弋於學術與文學之間，具有極高的文學、思想及學術的含量。所以選擇藏書題跋、讀書志、讀書雜記等形式，是傳統文人習慣於借六經、古人中的話來傳達個人看法，正因如此，這種寫作形式在中國傳統中十分普遍。那麼周作人選擇書話形式(亦即他自己所謂“讀書錄”、“看書偶記”)來實驗，文人特質自然頑強地在其中體現出來，從而實現了被五四中斷的文人傳統的恢復和凝聚。而知堂之後的阿英、唐弢、黃裳等人的書話都深蘊著文人文化的傳統之風，與周作人書話形成了遙遠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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