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改革是人類社會克服困難、走向光明的重要途徑。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發生了無數次改革，梭倫改革就是這些改革中發生得比較早而又影響深遠的一次。校倫改革發生在古希臘的雅典城邦。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早期國家不同，雅典在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建立起了民主政治。梭倫改革既是雅典城邦形成的重要環節、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起點。改革之前，貴族在社會上處於統治地位，他們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地位，肆意剝削平民。使雅典社會矛盾空前激化，雅典社會需要一場社會變革。公元前594年，梭倫擔任首席執政官，對雅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實行全方位的改革。梭倫的改革措施反應了當時雅典社會現實的需要，同時也體現了梭倫所推崇的比較溫和的價值觀。這場改革促進了雅典社會生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創立了適合民主制發展的社會管理機制。它不僅推進了雅典城邦的形成，更為雅典乃至西方的民主政治莫定了基礎。
一、雅典往何處去
- 貴族與平民、工商業奴隸主的對立
雅典國家在公元前8世紀初才開始產生。據說，提修斯以不侵犯貴族的私有財產為前提，動員貴族放棄司法審判權，以雅典為中心，建立起中央議事會和各種行政組織，奠定了雅典國家的雛形。國家形成初期，雅典實行王政，實際上是以國王為首的貴族國家。後來，君主退出了權力中心。大概到了公元前7世紀初，雅典形成貴族共和國，由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擁有最高司法裁判權，併成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由貴族選舉產生的執政官掌握各項具體權力，這此執政官共有九人，一年一任，卸任後自動成為元老院成員。
在雅典國家形成初期，雅典社會形成了貴族和平民兩個階層。平民占人口的大多數，他們在經濟上處於貧困的境地，政治上雖然享有公民權，但實際上無法真正參與到國家政權中去。貴族在政治上把持了國家政權，包攬官職，制定法律;在經濟上佔有大量財富，肆意剝削平民。貴族的剝削方式主要有高利貸、債務奴隸制和土地兼併。他們往往乘平民經濟困窘之際發放高利貸，又利用各種手段搶奪平民土地，使眾多的平民陷人赤貧。梭倫改革前夕，雅典的平民大多欠了貴族的債，他們不得不租種貴族的土地，向貴族交納租稅，或者淪為貴族的僱工，接受貴族的剝削。不少貧困的平民為了獲得貸款或租得耕地，被迫以自己的人身作抵押，一旦還不起債務或交不起地租，債主就把債務人抓來當做債務奴隸，甚至賣到海外，以抵償債務。
（小奴隸在為主人服務）
六一漢” 的狀況是當時雅典下層平民的生動寫照。據亞里士多德記述，當時雅典的土地已被瓜分殆盡，貧窮的人連同妻子兒女都成為富人的依附民。他們不僅失去了政治權利，更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稱為“佩拉太”(意為“隨從、附庸”)。在經濟上，他們必須將土地收入的1/6交給富人，所以被稱做“六一漢”。
公元前7世紀，希臘工商業持續發展，希臘商隊的足跡東至黑海沿岸，西到伊比利亞半島。在這場工商業發展的浪潮中，雅典的工商業也得到發展，部分人藉此發財致富，成為工商業奴隸主。工商業奴隸主原先大多出身平民階層，儘管經濟上富裕，但由於其出身低下，所以在社會上仍然遭到貴族的歧視，在政治，上沒有地位。他們不滿於貴族的統治，在政治上逐漸與平民站到一起。
貴族與平民、工商業奴隸主的矛盾是雅典社會的主要矛盾。其中，平民與貴族的矛盾更為尖銳，貴族的專權與剝削激起平民階層的普遍不滿。公元前7世紀後期，雅典社會階級矛盾異常尖銳，政局動盪不安，雅典社會面臨嚴重的危機。
- 解決危機的嘗試
在動盪的政治形勢下，公元前631年，貴族青年基倫企圖乘機建立僭主政治。“僭 主”-詞的現代英文寫做tyrant,意為“暴君”或“暴政”，在古希臘語中指通過不合法手段上臺執政的人。就政制形式來說，僭主政治是一人專權， 僭主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僭主政治當時已經成為希臘政治生活中的一股潮流，許多城邦都建立了這種政治體制。
基倫出身於貴族家庭，曾經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獲得冠軍，後來成為麥加拉僭主的女婿。相傳基倫曾到德爾斐神廟去求籤，籤中的意思是要他在“宙斯的大節日”奪取雅典衛城。他自認為這是神暗示他奪取雅典政權，建立僭主政治。於是，他招募了一支軍隊，聯合他的朋友，在奧林匹亞節那天發動叛亂。
基倫本以為雅典公民怨聲載道，自己又得到神助，一定會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取得成功。可是，雅典公民所期望的並不是他想建立的僭主政治。原先矛盾重重的平民和貴族現在聯合起來共同抵制叛亂，許多人從鄉村趕來，協力圍攻衛城。基倫眼看大勢已去，趕緊尋機逃脫，而他的同黨則退到雅典衛城的神壇前面，企圖逃脫懲罰。按照當時希臘的慣例，不得在神廟之內殺人。圍困者假意允諾不傷害叛亂者的性命，誘使他們離開神廟。在他們走出神廟後，圍困者乘機發動攻擊，擊敗了基倫的同黨。基倫暴動的失敗，表明當時雅典人對徹底改變舊制、建立僭主政治並不認同。
基倫暴動被鎮壓之後，雅典社會矛盾繼續激化。吸取基倫暴動的教訓，人們試圖在原先的體制內實行改革。由於國家權力掌握在貴族手中，他們在處理經濟糾紛和其他訴訟案件時，處處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經濟問題必然反映到政治上來。當時，雅典還沒有成文法，案件審理主要參照慣例，貴族利用自己把持法庭的機會肆意歪曲法律，欺壓平民。於是，實行法制改革，制定成文法，成為社會改革的方向之一。
（雅典衛城）
公元前621年，司法執政官德拉古受命編訂法典。《德扭古法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嚴刑峻法:法典允許債權人把不能還債的欠債人及其家屬罰沒為奴，或出賣為奴;法典對各種罪責動輒處以死刑，盜竊蔬菜水果與殺人罪同罰，犯懶惰罪的人要被處死。所以人們說，《德拉古法典》不是用墨水寫成的，而是用血寫成的。
《德拉古法典》是雅典第一一部成文法，它對於抑制貴族專權有一定的意義，而且法律成文化、公開化對於雅典政治走向民主也有重要意義。但是法典基本上是站在貴族的立場上，用嚴厲的法律來維護貴族的利益， 因此它不能保護平民的合法權益，不能平息雅典公民的嚴重不滿，也不能化解雅典社會的重重矛盾。
（梭倫改革前夕貴族間的大辯論）
基倫暴動和德拉古立法都未能解決雅典社會的複雜才盾。公元前600年左右，雅典國內形勢更為緊張，平民開始醞釀暴動，雅典社會危機更加嚴重。與此同時，雅典的西部鄰居麥加拉乘機奪取薩拉米島，使形勢雪上加霜。薩拉米島位於比雷埃夫斯港灣的入口處，距雅典海岸僅一英里，它扼守著雅典最重要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薩拉米島的失守對雅典經濟無疑是沉重的打擊。由於雅典國內矛盾重重，無法動員全國的力量奪回港口，貴族又擔心平民力量乘機壯大，因此禁止再討論奪回薩拉米島之事。
薩拉米危機暴露了雅典社會內部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雅典處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
二、奠定雅典民主基石的政治改革
- 詩人政治家
公元前600年左右，雅典政治形勢異常緊張，平民暴動一觸即發。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雅典社會共同推舉梭倫擔任公元前594年的首席執政官，擁有立法權和改革現存制度的非常權力，任期一年。
（梭倫）
梭倫出身於貴族家庭成年後曾經從事工商業活動，遊歷過希臘不少城邦。 梭倫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 擁有豐富的知識，對《荷馬史詩》非常熟悉，是希臘“七賢”之一。 在政治上，梭倫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曾經在市民廣場上高聲朗誦自己創作的長達100節的詩歌，鼓勵市民奪回薩拉米島;後來又親自率軍作戰，奪回了薩拉米島。梭倫寫了不少政治詩，表達自己對貴族的不滿和對平民的同情。梭倫既不主張對平民無限度地剝削，也不主張徹底剝奪貴族財產。正是基於梭倫特殊的人生經歷和政治態度，雅典公民推舉梭倫全權負責立法，改革雅典政治制度的積弊。
公元前594年，古代希臘著名的城邦雅典發生了梭倫改革。這次改革不僅推進了雅典國家的形成進程，而且對歐洲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解負令
梭倫就任首席執政官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實行全面的社會改革。梭倫採取的第一一項重大改革措施就是頒佈《解負令》。根據這個法令，平民所欠的債務一律廢除， 淪為債務奴隸的雅典公民全部解放，被賣到海外的雅典公民由國家出資贖回，永遠禁止以債務人的人身做抵押。法令同時禁止以土地做債務抵押，拔除作為抵押土地憑證的界碑，規定土地佔有的最高限額，禁止個人收購過多的土地。這個措施實際上取消了債務奴隸，保護了平民的基本權益。經濟上的獨立，為平民享有政治權利提供了物質保障。
- 發展工商業
梭倫採取措施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提倡學習手工技藝，規定父母若不幫助其子女學會-一門手藝，將來就不能要求子女贍養自己;鼓勵外邦手工業者移居雅典，遷人者將被賜予公民權;梭倫還制定措施鼓勵進口穀物，出口葡萄酒、橄欖油等產品，同時限制穀物出口。
這些措施從短期來看，穩定了物價，保障了平民生活;從長期來看，促進了雅典工商業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多元化，使工商業從業者的隊伍不斷髮展壯大，工商業奴隸主的力量也相應得到了增強，多元化的政治格局進一步 穩固。
- 平民政治地位的提高
在經濟改革之後，梭倫開始對雅典政治進行改革。他把雅典公民按土地收人多寡分為四個等級:凡年收入超過500 麥鬥穀物的為第一級，稱富豪級;年收人在300-500麥鬥之間的為第二級，稱騎士級;年收入在200-300麥 鬥之間的為第三級，稱雙牛級;不足200麥斗的一律歸入第四級，稱日傭級。財產越多，等級越高，出任的官職越高。第一、二等級能擔任執政官等高級官職，第三等級能擔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不能擔任官職。這一措施保護了貴族的利益。
在新的社會分級的基礎上，梭倫創立了四百人會議。會議由四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但第四等級沒有當選資格。會議職能主要是為公民大會預審提案，準備議程。四百人會議使第三等級的公民獲得了參政議政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公民大會的地位，打破了貴族對國家權力的壟斷。
另外，梭倫還組建民眾法庭，將貴族法庭的大多數職權轉歸民眾法庭，貴族法庭主要負責宗教和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民眾法庭的成立，打破了貴族對法律的壟斷。民眾法庭實行陪審員制，陪審員不分等級，一律通過抽籤產生。訴訟案件首先由陪審員審查，然後判決，但法官判決後，陪審員仍可起訴。審案時採用投票表決的方式，所有公民都有控告和上訴的權利。陪審法庭使平民獲得參加國家政權的權利。
- 梭倫的“遺產”
梭倫改革打擊了氏族貴族的勢力，完善了雅典政治體制，促進了雅典國家的形成。一年之後，梭倫任職期滿，他堅決辭去職務。為了避免有人打著他的旗號謀取私利，梭倫毅然離開雅典，到海外遊歷。儘管身在海外，但他所制定的法律卻成為雅典的一筆寶貴財富。他的法律被寫在一種叫“阿克宋”的木板上，以便市民查閱。事實上，梭倫改革的意義超越了雅典，超越了希臘，它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
梭倫改革消滅了債務奴隸制，穩定了小農經濟，確保了雅典公民經濟上的獨立。經濟獨立是行使政治權力的重要保證，因此改革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質基礎。按財產劃分社會等級的措施擴大了享有政治權力者的範圍，通過權力的重新分配，越來越多的人享有政治權力。梭倫採取措施，鼓勵園藝業、工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工商業奴隸主階層的崛起，鞏固了貴族奴隸主、工商業奴隸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會格局，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社會基礎。梭倫的政治改革完善了雅典的國家制度，為普通公民參與國家政治活動提供了制度保證，為雅典民主政治建立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到公元前5世紀，雅典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所有雅典成年男性公民都有權參加國家政治，他們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擔任公職的機會。
（雅典武士在雅典娜的監視下投票）
梭倫崇尚正義、法制，試圖通過法律的途徑，超越貴族和平民狹隘的集團私利，來化解社會矛盾。梭倫依靠法律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他的價值觀及其在改革中創立的有利於公民履行公共義務的一些制度，對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義。
梭倫力求從公民整體利益出發，穩定雅典的社會秩序，很多改革措施旨在“折中”平民和貴族的利益，改革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侷限性。梭倫改革沒有滿足下層平民對土地的要求，沒有使他們享受充分的政治權利;貴族勢力雖然受到打擊，但仍有很大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優勢。由於受到來自下層平民和貴族兩方面的反抗，梭倫最終被迫離職出國，貴族和平民的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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