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正月初九，福建省莆田市平海的居民們都會舉行盛大的節慶儀式，他們抬出城隍，繞著城市巡遊。年復一年，從明初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個習俗，從來沒有改變過。
平海在明朝的時候，叫平海衛。“衛”是一個軍事單位，最高長官叫指揮使，共計5600人，有5個下級單位“千戶所”，每個所1120人，千戶下面還有“百戶所”，每個百戶所又由若干個“軍戶”組成。
平海衛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軍事駐地。那麼，這些歷年不衰的民間節慶又是怎麼發展而來的呢？ “軍戶”有著密切的關係。
《被統治的藝術》這本書講的就是沿海衛所與軍戶的事。作者宋怡明教授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的中國歷史學教授，他精通明清及中國近代社會史。
他在描寫這段浩繁的明代歷史時，從小處著手，大處著眼。用明代軍戶制度的變化，給讀者們展現了一張明代民眾生活的長卷。
他們智慧、狡詰、短視、近利、市儈、負重、團結，有些甚至刻入了沿海人民的血脈，深深地影響著他們的日常生活。
人們接受、順從、適應、挑戰那些事關資源的控制、生產或分配的規範和規則，並通過剋制的、平凡的、微妙的表達和行為完成社會的推進。
《被統治的藝術》中文版
獨特的明代軍戶制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他就開創了獨特的軍事管理制度。大明王朝，有兩條重要的衛所駐紮線，一條橫貫東西，一條縱橫南北。東西線以長城為地標，從東到西，守衛大明江山安全。作為南北線的軍事防務，以經濟動脈的大運河線走向為駐軍地點。
雖然在他執政時期，採取的是閉關鎖國政策，但架不住海洋經濟的衝擊，如何守衛海防線，就是類似於平海衛這種衛所存在的價值。沿海一帶駐紮了非常多的衛所，由一個個軍戶組成。
明代的民眾分為四類：民戶、軍戶、匠戶、灶戶。這些都是世襲的。如果編為軍戶，則需要永久性、世代相傳地為軍隊提供軍士。這種世襲制度一直沿用到明代滅亡。
01徵兵與入籍
徵兵的渠道主要有：從徵、歸附、謫發、垛集。
從徵即為那些與朱元璋馬上得天下且有幸活著的人，他們成為世襲軍官，成為了衛所指揮使。
歸附即那些元朝的軍隊歸降而成為軍戶，納入明朝軍戶體制內。
謫發就是充軍了，這些罪犯家族進入世襲軍戶。
垛集即在衛所當地徵軍，強徵入伍，連帶他們的家庭，被列入世襲軍戶。沿海衛所的軍戶大多來源此方式。
02分派與調轉
士兵一般會分派在與自己家遠近適宜的地點，一方面讓他們與家鄉的距離足夠遠，解決駐軍與鄉里關係複雜的問題，一方面又能讓士兵儘量靠近自己的家鄉，以降低勞民傷財的概率。在這個區域內，不同衛所間輪番換防。
03補伍與勾軍
當某一家軍戶派出一員男丁參軍，如果男丁去世、受傷、失去行動力，甚至當了逃兵時，軍戶就需要從家族中挑出合適的男丁來勾補上這個缺。
04定居
到朱棣執政時，發現將士兵及軍眷安置在一個衛所是一件利大於弊的事，勾軍補伍也非常方便，於是就鼓勵士兵在衛所落地生根。
明代軍隊
軍戶制度運作過程中各類社會關係的平衡
在這個過程中，軍戶所涉及的社會關係非常複雜：士兵與家族間的關係、再域化過程中與當地各類關係間的衝撞、對抗到融入。
01軍戶與家族間的博弈關係
隨著家族的繁衍與擴充，同一個祖先分出了各房各支，讓哪一支的兒子去當兵就成為了整個家族必須要關心的問題。
倪姓家族從太祖開始，每多生一個兒子，就多一房出來，但從家族來講，只要軍隊有需求，那他們就只要從某一房中抽出一個兒子，送入軍隊即可。
甚至有些家族，家大業大，不用出自己的兒子，可以過繼別人家的，送到軍隊去抵數。哪怕沒有兒子，送女婿去，也是一樣的。
這些被送去衛所服軍役的人叫“正軍”。
正軍離開家族後，基本上就和整個家族漸行漸遠了。因為只要不是生老病死，他就一直呆在遠離家鄉的衛所裡。
但這種方式，並不能切斷正軍與家族間的關係。他們在利益上，是相互捆綁的關係。
正軍去當兵了，作為家族，必須每年要支付一定的費用給他們，以彌補他為家族所作出的犧牲。同時，也是為了讓正軍安安心心服役，不要做逃兵，不要給家族帶來麻煩。
而正軍在衛所正常服役，對於遠在故鄉的家族，可以免受勾軍官吏的騷擾。另一方面可以維護自己在稅務方面的特權。
就這樣，世襲兵役使相隔千里的宗親長期保持聯繫。百姓們也絕不是“自然而然”地希望維持這種聯繫。這種軍隊政策帶來的家族行為模式，同樣影響著日後的海外華人社會。幾百年後，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僑家庭也在設法保持與家鄉父老間的團結，抱團取暖，互惠互利。
族譜
02軍戶與衛所反客為主的再域化關係
軍戶在初到衛所之時，是被孤立與割離本地社會的，但在逐步發展的過程中，軍戶們利用軍戶制度進行套利，從而在衛所反客為主，掌握了社會組織的話語權與領導權。這是在再域化過程中，所衍生出來的副產品。這些副產品，連朝廷都沒有預估到。
軍戶制度的副產品之一：“倭寇” 90%是中國沿海的居民。
據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的估計，被指為“外國匪徒”的人當中，外國人真正所佔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真正的“倭寇”身份，更多的是聚集在福建三大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和福州府的士兵與百姓。
軍戶從士兵和軍官演變成海盜，有其複雜性與社會性。軍戶在被徵入伍前，處在與原籍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關係中。
朱元璋及其繼任者，不僅出於軍事上的考量，還有著其它的原因：如果士兵服役留在原籍，他們利用原有的社會關係，很容易為所欲為。所以，採取了“再域化”的手段，讓他們紮根於新的衛所。
但初衷往往會跑偏。士兵們在“再域化”過程中，重塑了新的社會關係網，在衛所開花結果，形成了一張新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下，他們顛覆原來所服務的制度，為自己獲取新的身份，謀取新的利益。
嘉靖8年，浙江盤石衛，因為軍餉拖欠數月，引發了眾怒。數百士兵逮住了當地衙門主簿要求發餉。最後鬧到朝廷，嘉靖帝要求徹查。最後的真實情況是盤石衛的指揮使與走私者及“倭寇”狼狽為奸，劫掠地方。
官兵為什麼參與走私、成為海盜呢？要麼是迫於生計，要麼是懷有野心，要麼是投機取巧。
引發這一問題的原因之一在於軍戶制度本身。雖然衛所的兵員數量是固定不變的，但自從實行了士兵本地化政策之後，漸漸地使士兵家庭成員越來越多，人口增長成為了棘手的問題。
當那些士兵在衛所成家立業後，再也不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狀態了，他們需要養活整個家庭，一份軍餉是不夠全家人開支的，如果再被拖欠，那隻能開闢新的途徑。
沿海衛所的士兵，最容易接觸到船隻及航海技術。在明代的大部分時間裡，衛所是唯一可以合法建造大型遠洋船舶的地方，這為他們的非法走私貿易提供了便利條件。
同時，衛所的守軍佔盡了地利優勢，這就給士兵們提供了有機可乘的機會。他們嚮往來的商船徵收非正式的通行費，還為自己的買賣提供各種方便。
士兵們與當地的精英家庭結成聯盟關係，包庇、欺瞞、出售情報等等，結成了一道緊密的利益關係網絡，使他們在非法貿易過程中更為肆無忌憚。
雖然明代自朱棣開始開放海禁，派鄭和出使西洋，使其一度成為了海洋強國，但明代海盜依然橫行，屢禁屢犯，從來沒有得到根治。
那些謀劃著在軍戶制度中如何更好地生活、操縱著體制為自己謀利的人們，在這個時代裡，或是考量著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接受或拒絕國家控制，或者繼續成為海盜，陽奉陰違地打著制度的擦邊球，或者成為海外僑民，或者在全球貿易網絡的發展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明代《抗倭圖》
軍戶制度的副產品之二：再域化產生的新型社會關係（婚姻、衛學、寺廟）
婚姻是再域化構建社會網絡的重要工具。最初是軍戶與軍戶間進行聯姻。如果與非軍戶聯姻，那麼，潛在的親家會害怕自身也受到軍役的牽累。所以，大部分情況下，都是軍戶之間互相結親。
隨著軍戶在本地社交網絡的增大，軍戶也開始和民戶通婚，從此逐漸跨越了戶籍上的鴻溝。
嘉靖十年秋，15歲的何鵬繼任蒲歧千戶。他是何家第8任千戶。他的曾祖父、祖父和叔叔都娶了其它軍戶之女，他的父親則娶了當地一名出身書香門第的女子。等到他婚配的時候，在家族的建議下，也娶了當地的民戶之女。
何鵬英勇善戰，屢立奇功，並且在抗倭中取得勝利，受到了官府的通報表揚。但他的社會圈子，不光光是在軍隊，並且通過他母親及妻子的關係，何鵬和他的家族成為了浙南地方精英階層的一員，實現了階層的遷躍。
軍戶在再域化過程中，女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軍戶通過婚姻，改變了在當地孤立無依的社會地位。通過婚姻，讓他們在當地的社會網絡中，地位越來越鞏固。
衛學是再域化得以鞏固的手段。如果衛所沒有衛學，那麼軍戶子弟要回原籍入學、應舉。譬如出生於鎮海衛的周瑛，由於鎮海衛當時沒有衛學，他為了應舉，必須返回祖籍莆田，在那裡生活、學習、考試。他的生活重心，不是在有父母在的鎮海，而是在鎮海。
這對於再域化，無疑是個打臉的行為，社會黏度不夠。
但自從辦起衛學後，這些子弟就能在當地學習與生活。雖然能入朝為官的機率不高，但他們可以參與和領導地方事務，紮根並服務於本地，成為本地的精英群體。
隨著軍戶們社會關係的越來越強大，他們的外人身份、漂泊不定被人們漸漸淡忘，反而成為了在再域地安家立業，參與公共生活的最穩固的社會人群。
寺廟是再域化得以融合的產物。 衛所一般有三種神衹存在。
官方信仰。“關帝廟”，這是朝廷規定的。因為關公與軍事有關，所以，明朝的每一個衛所，必須要供奉。
本地信仰。 “城隍廟”，負責保佑本地居民的守護神，基本每一個地方都有這樣一位神明。除了城隍之外，他們還供奉其他的神靈。每個地方的信仰都不一樣，比如位於莆田的銅山所所供奉的是“九鯉湖仙公”，這是當地最大的廟宇之一。
原籍地信仰。當軍戶派出一名男丁去指定的衛所服役時，都會從老家供奉的寺廟或神龕中取出一些香灰，將本地的神祇引入到衛所居住地供奉，這種做法叫“分香”。
銅山所的軍戶有供奉“三山國王”的，這是一個原籍潮州地區的軍戶，由該軍戶“分香”帶到了銅山所，以便他的子孫後代供奉。
軍戶通過前兩種的信仰，融入到當地社會中，和當地人一般無二的信奉這些神祇。但同時又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自家供奉的原籍信仰，使自己與原藉保持著精神上的相對一致性。
平海衛城隍廟
軍戶制度的遺產
明王朝的覆滅，意味著這一歷史上獨特的軍事制度終結了。但它所留下來的遺產，不僅影響是清代的體制格局，甚至在現代社會里，依然可以看到當時所留下的印跡。
01體制消亡後殘留下來的義務
滿族人的“八旗軍+綠營”模式是清朝軍隊的基本結構。他們看不上明代的世襲軍戶及衛所制度，所以衛所很快被取消，世代為兵的軍戶制度也隨之廢除。“軍籍”走進了歷史。
衛所取消了，但衛所的社群關係還在，整個明代所建立起來的複雜的社會關係網，並不能隨之而消失。
清朝前期威脅之一來自於“國姓爺”鄭成功。他打出“反清復明”的旗號，率領部隊攻佔沿海大部分地區。最終兵敗撤回臺灣。
清政府為了切斷鄭氏政權的物資補給，下令沿海地區的居民強行遷到距離大海數十里甚至數百里的地方，很多曾經的軍戶也背井離鄉，苦不堪言。
等鄭氏政權覆亡後，清政府又讓他們遷回到原來居住的衛所，而此時，他們的家鄉已經是滿目蒼夷。
02體制消亡後眾人努力維持的特權
在新體制上能夠維持原來的特權，就必須採取抱團取暖的方式，來增強宗族內部的凝聚力，甚至同宗異姓也能成為同一個宗族。
軍戶很早就設立了族產，這些族產的作用，搖身一變，成為了助力當地倡導理學的精英們實現願景的物質基礎，而這些精英在實現願景後，又為宗族的勢力鞏固提供必要的幫助。
03新目的下對於體制的再造
原有的軍戶，在清朝消失了戶籍。這在當時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沒有“戶”就沒有任何地位，他們無法參加科舉考試，也很容易被在籍的鄰居佔便宜。
於是買賣戶籍也開始風行起來，但畢竟僧多粥少，還是滿足不了軍戶入籍的要求。
有一些衛所集合全衛所的各宗族，團結起來組成一個共同的、虛構的宗族，並共同推舉一個姓氏，關帝是他們共同的祖先，以此來處理明代身份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
他們利用共同身份，作為某種組織性資源，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創造新的社會關係，併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
作者宋怡明教授
用族譜、碑刻以及其他家庭文書等這些田野調查取證形式，整合還原出了明代一個在微生態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東南沿海軍戶在整整一個朝代中的活動軌跡。
透過他們，讓我們看完了這群沿海老百姓的真實生活。作為被兵役和戶籍制度牢牢束縛的群體，他們在制度的博弈中謀取自己的利益；又在“陽奉陰違”中，實現圈層躍遷；藝術地讓自己“被恰當地”統治，且讓弊端最小化。
這是留給後人的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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