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強/攝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 強
腳下的地，是黏的。那是潑灑在地面上的藥水得不到及時清洗造成的。
57歲的郭亞兵很少在醫院碰到這樣的情形，即使是17年前在北京小湯山醫院抗擊“非典”時。但當1月26日他帶領廣東省9家醫院組成的126人的臨時醫療隊，接管武漢市漢口醫院一個“重災區”時，他感覺自己像被“潑了一瓢冷水”。
在武漢市漢口醫院3號樓2層呼吸科第六病區，病房裡擠著80個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只有兩個護士和兩個眼科醫生守著；十幾個病人同時按響床頭鈴呼叫護士，總有病人無人搭理；醫療垃圾堆在病區最裡面的一間屋子裡，滿滿一屋子沒人收；地，黏乎乎的，沒人拖；緩衝區空間昏暗狹小，每次僅容兩人穿脫防護服。實際上這只是這所有400張病床的臨時傳染病醫院的一部分。
“天呀，怎麼這麼多重病人。” 醫療隊42歲的護士長李利也被嚇壞了。
每開一個病區，一天就收滿了
援兵到來之前，武漢市漢口醫院醫務部主任呂清泉，已經連續工作了23天。從1月3日，漢口醫院收到第一個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疑似病例開始，他的工作就再沒停歇。大多數的夜晚，他都是在辦公室裡的行軍床上度過的。
“當時認為可能沒有傳染性，但我們還是非常警惕。”呂清泉告訴記者，1月5日，漢口醫院將位於一棟獨立小樓二樓的呼吸科和內分泌科騰空，作為最早收治病人的病區。這也是後來廣東醫療隊接管的病區。
發熱門診就診人數越來越多，影像學檢查顯示“病毒性肺炎”越來越多。1月13日晚上9點，醫院又將住著近70位病人的心內科病房騰空，科室與病人臨時調整到外科大樓。
“我們每開一個病區，一天就收滿了。”呂清泉說，“1月19日發現情況不對，病人太多了，醫務人員不夠。我們就把內分泌科關掉了。”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介紹，這種肺炎存在“人傳人”的現象。當天，廣東省衛健委通報了廣東省首例輸入性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1月21日，武漢市漢口醫院成為武漢市最早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3家定點醫院之一。郭亞兵所在的廣東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也在同一天成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
南方醫院呼吸科主治醫師肖冠華已經預感到自己可能要去支援，他跟妻子散步時，問她，“武漢那邊可能會需要人，我想去，你支不支持？” 妻子丟了一句話：“你要是不去，就不是你了。”
漢口醫院從1月21日起，把將近200個非肺炎病人清空，一夜之間開了10個發熱門診。”呂清泉說，“當天晚上，接了400個發熱病人。第二天1200人，第3天1500人。”
大量病人湧向醫院，擔心感染的護工離開了，行政人員臨時充當清潔工和搬運工。
呂清泉最擔心的問題也出現了：陸續有同事“中招”——感染新冠肺炎。
“每倒一個人，意味著空位置需要有人來填。”但呂清泉找不到人，“剛開始50歲以上的醫生沒讓上一線的。後來50多歲，快退休的醫生全部都進來。”
有時候他自己也必須擠進人滿為患的發熱門診，處理糾紛。臘月廿九，他被一個70多歲老人揪著脖子要求看高血壓，還有普通發燒的病人，由於恐慌要求住院。
“有的醫生頭天晚上還在值夜班搶救病人，第二天就住院。”呂清泉記得，他們經歷了兩次醫務人員感染高峰，第一次是1月20日之前，第二次是1月21日至1月29日之間。
第一批“中招”的醫護人員，主要集中在呼吸科與重症醫學科。“因為新的診療指南出來之前，我們可能無意識地增加了醫務人員暴露風險。後來，第二撥人又特別疲勞休息不夠，身體抵抗力下降。”呂清泉說，“我24小時手機不關機，最長紀錄是5天4夜沒睡。”
1月23日，連續工作21天的呂清泉被院領導要求強制休息半天，“手機關機，天塌下來，你不管它。”但呂清泉沒關掉手機，他給“中招”的醫生打電話，電話那頭的醫生說：“我一旦好了，要立刻返回崗位。”呂清泉聽得直流淚。
那時候，支援武漢的廣東省醫療隊已經開始“備戰”。
除夕夜，有人只在年夜飯的餐桌上吃了兩塊三文魚；有人到了武漢之後才跟母親打電話說自己來了一線，母親哭了；有人找了個藉口說“有一臺手術要做”，便匆匆回到單位，至今還瞞著父母；有人把銀行卡、支付寶密碼記在本子上，留給家人。有人捧著東拼西湊做成的兩束花前來送行，告別時有人哭了。
大年初一凌晨，醫療隊126名醫護人員抵達武漢時，天正下著小雨，室外溫度零下5℃，很多人沒提前備好羽絨服，有的帶著西服就來了。
當天晚上，郭亞兵前去漢口醫院，準備接手的是一個擁有39個床位的病區。但第二天上午交接時，“變了——80張病床！”
2月25日，武漢市漢口醫院負責物品搬運的人。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強/攝
我們這些人來對了
其實，廣東省醫療隊已經是第三批支援漢口醫院的醫療隊。呂清泉告訴記者，1月21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曾派醫療隊支援過，但1月29日便離開了。1月24日，海軍軍醫大學醫療隊也趕赴漢口醫院，但2月2日轉戰火神山醫院。
漢口醫院已經守了很久，損失慘重。“他們的院領導好幾個都倒下了。” 郭亞兵向記者回憶，“他們看到援軍來了，眼淚都下來了。”
最後，郭亞兵接手時數了數，“可能也就六七個醫生，不到20個護士。他們真的管不過來。”
“每個病房都住得滿滿當當。”護士長李利說，“當時護士很疲勞，危重病人多，整個病區髒亂差。”
“我們這些人來對了。” 李利說。
工作開始調整，“這種時候不是進去的人越多越好，減少感染率，要最少的人進去才合適。” 醫療隊實行彈性排班，輪休保證醫護人員每週有3天休息時間，並將80個病床進行ABC分區管理。
這個武漢市的二甲醫院，雖然迎來了廣州三甲醫院的“精英”，但匱乏的醫療資源，讓大家很頭疼。
11位檢驗科的醫生，由於醫院達不到進行核酸檢測的標準，他們只能臨時充當起“清潔工”“司機”“搬運工”；重症醫學科的醫生只能在由普通病房臨時改造的病房裡搶救病人；那些在三甲醫院順手就能夠找到的醫療器材，這裡很難找到；郭亞兵至今沒在醫院裡見到ECMO（體外生命支持）。
重症醫學科醫生吳鳳遇到一例呼吸困難患者，需要做胸腔積液穿刺引流術，但找不到配套的引流管，最後找了一根尿管，通過改造接口也達到很好的引流效果。
郭亞兵做的第一步就是改造病區。提到當年在小湯山醫院，他最多的記憶也是與“感染控制”有關。
“漢口醫院平時不是按照傳染病醫院來管理，病人亂串，病人家屬亂串，完全是開放的病房。”郭亞兵注意到，在僅有兩道門與隔離區分開的辦公室裡，竟然有醫生在這裡吃飯，且不戴口罩。緩衝區只是閘了3道木門，但門頭上有空隙沒被封死，且緩衝區沒有裝燈，每次只能夠容下兩個人穿脫防護服。
“吃飯的辦公室趕緊清掉，緩衝區重新做，門口打膠全封死。”在改造緩衝區的時候，郭亞兵遇到一個修門的師傅，在將前兩扇門改造好之後，最接近汙染區的那扇門死活不願幹，連鎖也不願意裝好，“他說你給我1萬塊錢一天我也不幹。”
在廣東醫療隊接管的混亂的第一天，這個病區就送走了5位病人。郭亞兵記得，“有一個從急診科直接推到我們這個地方，實際上已經不行了。” “很無助！你看著病人倒下，沒多少辦法。”郭亞兵感覺到無可奈何。
第一天下來，有的護士嚇哭了，有的ICU醫生夜裡做了噩夢，有的吃下安眠藥入睡。
“來的時候雄心壯志、豪情萬丈，咚地一下掉到冰窟窿裡去。”郭亞兵說，起初大家有些悲觀。曾跟隨郭亞兵支援過小湯山醫院的護士長李利也覺得，“它傳染性太強了，而且潛伏期太長，這是比‘非典’更可怕的地方。”
郭亞兵的印象裡，17年前在小湯山醫院，“所有的後勤供給給你安排得好好的，你管好自己不感染，幹好活兒。現在好多事情都要自己幹。”
在如今的病區裡，護士成了護工、清潔工、送餐員，要負責汙染區的垃圾清理、拖地開窗、端水送飯喂元宵、擦屎倒尿換窗簾，甚至搬運四五十公斤重的氧氣瓶。
一位1996年出生的小護士，人生中第一次搬氧氣瓶。入行6年的護士張志博每天拉著小車要送20個氧氣瓶，整個病區每天至少需要搬六七十瓶。漢口醫院也有中心供氧的管道，但由於耗氧量達到往常的10倍，管道氧壓不足。
接管病區的第二天，郭亞兵就開始尋找氧氣。郭亞兵去急診留觀室拉氧氣瓶的時候，卻感受到另一種“可怕”的場景。
“留觀室真是躺得滿地都是，很悲壯。”郭亞兵第一天到達漢口醫院時並未來過這裡，他透過一扇玻璃門看到急診留觀室裡：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躺到簡易床上，有的在地上，全都是病人，也收不進去，最多隻能打吊針。室外，條件好的把吊針掛在私家車裡，條件差的就在三輪車上杵個棍。
那天晚上，郭亞兵拉了十幾瓶氧氣，僅解了一時之渴。
接下來的幾天，凡是領導下來慰問，醫療隊便提出希望解決氧氣瓶的問題；弄來三五十臺家用製氧機，減少管道氧氣的用量；改善儲氧面罩，提高用氧效率。
“語言，藥物，氧氣，是這裡治療的三大法寶。”吳鳳在一次值夜班時，遇到過一個老人，陪護家屬無法安撫病人情緒。但只要醫生護士在旁邊不停地跟他講話，老人的血氧飽和度就可以達到85%，但只要稍微走一會兒，“回來一看又只有74%”。吳鳳說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時間，她都站在老人的病床前說，反覆說，“沒事的，你放心好了。”但白班時醫生都很忙，沒人能夠像晚上一樣陪他說話。次日傍晚，老人走了。
她最後連她想喝的水都沒喝到
其實漢口醫院並非沒有ICU病房，這裡有一個擁有16張床位的外科ICU病房，但被專家們判了“死刑”，至今空置未用。“呼吸機上不上去，氧壓還是不夠。更嚴重的問題是，病房通風不行，會造成很大的威脅。之前他們ICU的醫生，插管插了3個病人，結果7個醫生6個‘中招’。”
如今一個月過去了，醫療隊並未有人感染。
“至少它是同一個呼吸道的疾病，它預防的方式一樣。”郭亞兵說，“非典”時他們做到了“零感染”，雖然這次病毒不同於“非典”，比“非典”傳染性更強，更狡猾，但他第一個目標還是零感染，帶著大家平平安安來，平平安安回。
從大年初一，醫療隊到武漢的那天，高強度的“防護培訓”就開始了。醫療隊花了半天時間訓練穿脫防護服，並要求他們兩兩互相監督。這是郭亞兵“非典”時汲取的經驗：防護要做嚴格，但心態要放輕鬆，“該吃吃該玩玩該睡睡”。
真正走進病房，護士張志博總感覺“防護服是不是在漏風？”在郭亞兵看來，“怕，我們就放心了。就怕你不怕，慢慢油條了，膽子大了，那種往往容易中招。”
“走路跟企鵝似的，衣服全是汗，護目鏡上全是霧，眼睛看不清，聽力也會受到影響，所以第一天基本就是靠吼。”張志博告訴記者，戴著3層手套讓手指失去了靈活度，第一天扎針的成功率只有60%左右，“還是有些受打擊的”。
工作不幾日，幾個醫生選擇了剃成光頭，而給他們剃頭的同行護士，在此之前只給她家的薩摩耶犬理過毛。
郭亞兵頭髮早已花白，在這支隊伍裡，他是年齡最大的。像採集咽拭子這類暴露風險高的任務，他總攬在手上，“你們年輕，我來，我有經驗”。有一天他取了20個咽拭子。
疫情一天天地好轉，發熱門診的門診量也降了下來，病區的情況趨於穩定。病房的垃圾被清理乾淨了，病區氧氣瓶的供應，也從最初的四處搜尋，到每天在固定的位置搬用。
前兩天醫療隊的群裡，有人說“這個星期好像沒怎麼走人了。”李利記得，起初醫療隊到的時候，這個病區平均每天要送走兩位病人，“這樣的情況維持了一週左右，後來就一週去世一個。”
吳鳳也有同樣的感受，院方已經不再催著病區接收新病人，一些新住進醫院的病人，症狀也相對較輕。她見過氧療3周、從大白肺到肺部纖維化完全吸收的68歲的病人，也見過48歲的退役老兵，在無法住進醫院之前在家中靠製氧機自救，住進醫院後肺部開始慢慢恢復。
呂清泉在連續工作超過50天以後，此前“中招”倒下的同事逐漸出院，呼吸科的醫生開始回來了，向他申請上一線。
武漢的天氣漸漸暖起來，病房也是。比如有人走路去醫院時，在酒店門口遇到陌生人，說“我送你們去醫院吧”；比如在病區，陪床家屬會在空閒時，幫忙搬運氧氣瓶，清理垃圾；比如突然聽到一個身體慢慢恢復的病人叫出自己的名字；比如出院的小姑娘會留下一幅畫著櫻花和熱乾麵的畫；再比如當一個陪床家屬在護士下班時問，“你明天還上班嗎？”眼神裡滿是期待。
護士張志博最近送走了一位50多歲的病人。
那是個危重患者，上著無創呼吸機和心電監護。張志博看到她的時候，她的血氧飽和度不到70%，心率為107次。交接班時，同事告訴他，前一天晚上剛通過胸外按壓的方式把她搶救回來。交接班後，張志博便去給其他病人輸液，一會兒有同事喊他，“你的床（病人）要喝水”。
病區裡只有開水，張志博拿著杯子接了一杯開水，端在手裡用勺子攪著。透過護目鏡，他看到水還冒著熱氣，條件反射般地想用嘴吹一下。勺子又在空氣中晾了一會兒。
張志博把扣在她嘴上的呼吸面罩取了下來，水送到了她嘴邊。
“她喝了一下，說‘哦好燙，好燙’。”張志博趕忙把她的面罩扣回去，繼續讓水在杯子裡晾著。晾了一會兒再喂時，她仍然覺得燙。
“晾一下我再喝。”這個病人說。張志博把呼吸面罩又扣了回去，看了看血氧飽和度，80%，“比我接班時好很多”。放下杯子，張志博去寫護理記錄單。
過了一會兒，同事告訴他：“她現在（心率）只有50幾次。”張志博感覺情況不對勁，立馬往病人床前走，並讓同事幫忙叫管床醫生。“我過去看她，心率已明顯慢下來了。56次。然後我們就開始搶救。” 最終她還是走了。
她走後，張志博摸了摸那個40分鐘之前還盛著熱水的杯子，水已經涼了。
“她最後連她想喝的水都沒喝到。”張志博有點兒自責，“哎，這杯水我應該給她準備成溫水。”
在汙染區裡，原則上不允許有人陪床，但醫院一直都有部分病人存在家屬陪床的情況。女兒“陪床”80多歲的父親，死活不肯離開；一個意識障礙的男人確診後，老伴兒寧可感染了，也不願離開。
“有很多現實的問題。”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胡國棟告訴記者，“很多危重的患者，除了我們醫療積極的救治以外，有一個很好的家屬去陪伴也是很好的。”但醫生們都明白，陪床者很可能是流動的傳染源，胡國棟說問題的根源還是醫護人員人手不足。
大多數病人並沒有家屬陪床。護士長李利說，“很多病人都是一家人得病，都在醫院。”
郭亞兵但求能夠把隊伍平安帶回，肖冠華希望疫情早點兒結束，他想看看每天自己叫著名字卻看不到面容的同事，到底長什麼樣子，張志博想回家看父母。
東道主呂清泉也盼望能摘下口罩，看看這一群救兵。他盼望著疫情在3月初結束，他要帶他們去武大看櫻花，“3月初正是武漢最美的時候。”
護士的陪護任務很重。一天晚上，李利跟女兒打電話時，女兒說自己的作業寫完了，要等媽媽回來的時候再對答案，李利哭了。
李利很少有摘掉口罩的時候，除了一個人在房間，或者陽光好的時候，爬上酒店空曠的天台，就像17年前在小湯山醫院一塊空曠的草地上。
醫療隊住的酒店離長江只有3000米，他們卻沒去過。那個被高樓大廈環繞的天台成為許多醫護人員放風的地方，有人散步，有人聽歌，有人閒聊，有人晾曬衣裳，有人在此第一次見到雪花從天空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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