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前期的官制總體上承唐代中後期以來的職官發展沿革。到了北宋中期的宋神宗元豐年間，有一次比較巨大的官制變動，即為“元豐改制”。其意圖是逆潮流而回歸到初唐的“理想狀態”，然而結果證明這樣並沒有什麼用。宋神宗之後的宋徽宗、宋高宗雖然對於官制也幾經折騰，但也是換湯不換藥。所以有的時候，我一直很困惑某些總是批判宋代“冗官”的朋友，為什麼會把宋代的職官制度批的一錢不值？我們從下圖的歷代品位結構的變遷可以看到，宋代總體是繼承了發韌於秦漢、成形於唐代的職官制度。真要說起來，倒是後來的明清職官制度有些另起爐灶的意思，這可能也是我們對宋代官制感到陌生的原因。
▲閻步克老師課件“歷代品味結構變遷簡示”
為了便於說明，我們先舉一個元豐改制前的例子，拿現藏於日本熊本縣立美術館的《司馬光告身》來說，此文書即為熙寧二年（1069）司馬光擔任新職位的任命狀。其中完整記錄了這位宋代名臣當時的官、職、差遣、勳、爵、食邑等信息——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編修歷代君臣事蹟、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同詳轉對臣僚所上封章・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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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學士（差遣）・兼侍讀學士（差遣）・朝散大夫（文散階）・右諫議大夫（本官）・知制誥（
差遣）・充史館修撰（職）・編修歷代君臣事蹟、詳定封事（差遣）・判尚書都省（差遣）・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差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差遣）・同詳轉對臣僚所上封章・柱國（勳）・河內郡開國侯（爵）・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食邑+食實封）・賜紫、金魚袋・司馬光 ▲日本熊本縣立美術館藏《司馬光告身》
我先結合上面的完整官職，說幾個對於宋代官制初學者來說最容易混淆的地方：
1、真正表示官品的是【本官】右諫議大夫，正四品下。
這個品位的作用是確定官員的薪資標準，主要分每月料錢40千、春冬兩季發放的綾絹綿羅等紡織品、以及作為加俸的添支錢30千。雖然某些特殊的貼職和差遣也有額外薪資補貼，但一般宋代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還是看本官，因此也叫作“寄祿官”。官僚體系的根本是薪資體系，而且是基於出身、資歷、績效考核的一整套體系。在宋代，無出身和有出身的官員升職途徑不同，待制以上差遣和宰相的升職途徑又不同。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說，你科舉考試考了第幾名，都會對你將來的本官升遷途徑有影響（見下圖）。例如：司馬光靠他父親司馬池的恩蔭，得了一個小官將作監主簿（無出身途經），但是他在官場上能走下去，還是靠自己刻苦通過了科舉考試（有出身途經），從此才走上了升職加薪的快車道。
▲引自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中華書局，1997年）
2、決定章服服色的是【文散階】朝散大夫，正五品下。
北宋前期沿用了唐代的制度，散官階九品以上服青，七品以上服綠，五品以上服緋，三品以上服紫。宋真宗《勸學詩》有“滿朝朱紫貴”之句，就是指的五品以上的高級文官。但是也有例外，有皇帝特旨才可以穿戴更高的服色。還是以司馬光為例，他的文散官階為正品下的朝散大夫，按制只能穿緋色官服，但因宋神宗特旨“賜紫、金魚袋”，可以越級穿紫色官服、並且佩戴金魚袋。
▲引自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中華書局，1997年）
3、【貼職】是“充史館修撰”，而不是“翰林學士”。
貼職是授予高級文官的加銜，擁有貼職的就是所謂德才兼備的“文學高選之士”。宋代貼職前大致會掛殿職（XX殿）、閣職（XX閣）、以及館職（三館秘閣）幾種，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包龍圖”包拯，就是說的是他曾經擔任過的龍圖閣直學士。而司馬光掛職的史館是屬於崇文院，崇文院下轄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合稱“三館秘閣”。按照宋代習慣，首相帶昭文館大學士（昭文相）、次相帶兼修國史（史館相）、末相帶集賢院大學士（集賢相）。“史館修撰”本身是一個較高的貼職，因為此時司馬光的任官資歷已經達到了“侍從官”級別的高級文官，僅稍次於文臣頂峰的宰相和執政。而且史館修撰也不只是單純的虛職，而是兼了一個需要在史館裡撰寫國史日曆的差遣工作。司馬光本身在歷史學專業方向造詣深厚，這個貼職對他來說也是恰如其分。
▲引自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中華書局，1997年）
4、實際擔任的工作是【差遣】，其中最重要的是“翰林學士+知制誥”。
這裡說到的“翰林學士”在宋代官制裡就如同薛定諤的貓——有的時候是【職】，有的時候則是【差遣】。只有在兩種帶有其他差遣的具體情況下，“翰林學士”才是差遣的一部分，一是“翰林學士+知制誥”，二是“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自五代後晉開始，“知制誥”稱為內製，“中書舍人”稱為外製，兩者合稱為“兩制官”。一般來說，知制誥負責起草皇帝自內廷發出的誥諭，而中書舍人負責為中書門下撰寫詔敕。唐代時原來不分兩制，只有中書舍人，後來為了分權另外設置“翰林學士”。唐代翰林學士入院後，按照慣例首先見習一年，遷“知制誥”後方可提筆為皇帝草詔。——換句話說，翰林學士即為“見習知制誥”。但是後來逐漸形成了中書舍人和知制誥都要加翰林學士的慣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宋代單獨一個“翰林學士”是貼職，而“翰林學士”加上“知制誥”或“中書舍人”後卻是差遣的原因了。
5、其他沒什麼用的【差遣】：判尚書都省，提舉萬壽觀公事，提舉司天監公事等等等等。
尚書省在唐初本來是理想化三省制度的核心，所謂中書省決策、門下省掌審核、尚書省掌執行。然而，唐人自己也沒把這個我們教科書上津津樂道的“互相制約的三省制”當回事，到了唐玄宗時就已經改成了政事堂（中書門下）合議制度：幾個宰相坐在一起一邊討論（決策），一邊撕逼（審核），最後達成妥協（執行）……這個比三省制更接地氣的中央行政制度，後來幾乎貫穿了唐宋兩朝大多數時間。到了宋代，尚書省徹底淪為清水衙門，而其實際的長官即為“判尚書都省事”，不再是總理全國行政的宰相，而是邊緣化到了處理一些雞毛蒜皮的細微事務，堪稱北宋前期的庶務二課。身為唐朝制度粉絲的宋神宗，在元豐改制後一度嘗試復辟這個理想化的“三省制”，但仍然只是把群相合議的制度換了一套馬甲。至於提舉萬壽觀公事這種名目的閒散差事稱為宮觀官，這種由朝廷高官順帶管理道教事務的做法也是唐代的政治遺留。到了宋神宗改革吏治時，他看不慣充斥朝堂的老弱無能官員，就隨便打發一個宮觀的閒職，再給點俸祿以示優禮，故又稱為“祠祿官”。到後來新舊兩黨矛盾加深，祠祿官逐漸成為安置“下放”政敵的方式。
▲司馬光像
6、作為優容的【勳】【爵】【食邑】。
這基本還是複製唐制。勳官在唐代是用來計算軍功的，比如《木蘭辭》裡就提到過“策勳十二轉”，然而才到了唐朝中期就很快淪為了只好看沒實惠的虛銜，宋朝純粹是出於政治慣性才保留了這麼一個名目。宋代的爵位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宋代到了一定的官位就會累積食邑、並自動授予爵位。具體來說，食邑類似爵位的“經驗值”——比如食邑300戶為開國男，500戶開國子，700戶開國伯，1000戶開國侯，2000戶開國縣公，10000戶開國郡公……而且，光有食邑也沒用，必須1500戶以上才開始有“食實封”，大致食實封1戶=月25錢。而且宋代的爵位基本不允許世襲，頂多只是一種變相的津貼制度。所以，某些頂著宋代頭銜的影視劇作品，有時會出現什麼權勢滔天的“侯爺”、“小侯爺”，這在宋朝是要笑掉人大牙的。
最後順便提及一下，本文所敘述的《司馬光充史館修撰告身》，現藏於日本熊本縣立美術館；另有一份完整的《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是研究元豐改制以後宋代官制的重要歷史文獻，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宋代重要文件在頒佈過程中，需要在各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流轉簽署，上面司馬光的這份任命告身種還隱藏了一個小小的彩蛋，不知你有沒有發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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