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增強“免疫力”，從容應對不期而遇的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的這一個多月，可能是民營企業主最為煎熬的一個月。
疫情對所有企業都會產生影響，但對於服務業的影響尤其嚴重。以2019年上半年為例，中國大陸完成的生產總值（GDP）約為45.09萬億元,而服務業的貢獻接近60%（數據來源於搜狐財經）。
自2月份全國有序推進復工復產以來，各地的製造業已陸續復工復產，加上各個地方重大建設工程項目的復工，建設項目對於原材料的需求，導致部分製造業企業甚至出現了供不應求，銷售收入超過往年同期的情況。相形之下，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大多數至今仍未獲準復工，復工期也不能確定，而服務業中又以民營企業居多。
新冠肺炎在考驗患者自身免疫力的同時，也在考驗著民營企業的“免疫力”，能不能撐過去，除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更多的還是要依賴於民營企業尤其是眾多中小微企業的“自救”。
疫情爆發初期，西貝董事長賈國龍就坦言西貝的現金流撐不過三個月，緊接著陸續有企業宣佈裁員、解散，如北京知名KTV“K歌之王”（就是王思聰一晚上消費了250萬的KTV）、知名IT培訓機構“兄弟連教育”。還有大量的民營企業哭訴，疫情下賬款更難回收，企業嚴重缺乏週轉資金。即便能扛到復工復產之日，後續發展也是舉步維艱。
2020年2月15日我們發表了《疫情下企業如何解決資金成本和現金流》（點此連接閱讀文章）的文章，分享在疫情防控之下，企業如何利用利用法律和地方政策等解決企業在停工停產期間的困難。
那在疫情結束之後，企業又如何提高自身“免疫力”，我們一起來探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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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用工關係的重構
2020年2月2日，木屋燒烤創始人隋政軍收到了來自員工林加榮發來的自願申請減薪的請願書。
在西貝董事長賈國龍表示撐不過三個月後，西貝員工紛紛表示在復工之前，不需要企業支付工資，甚至復工後管理人員降薪50%與企業一起共進退。
除上述兩家企業外，各地企業紛紛出現員工主動降薪幫助企業走出困局的現象。
這樣的“中國好員工”，得之我幸！然而，畢竟員工也有養家餬口的重擔在身，企業主不能指望著自己的員工都能主動提出降薪。那麼，還能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華為的操作：
《華為基本法》第七十條規定： （自動降薪）公司在經濟不景氣時期，以及事業成長暫時受挫階段，或根據事業發展需要，啟用自動降薪制度，避免過度裁員與人才流失，確保公司渡過難關。
華為不跟員工搞終身僱傭制，但這不等於員工不能終身在華為工作。華為在應對危機時要求企業員工自動降薪，同時華為又是一家全員持股的公司，正因為同時具有員工和“股東”的雙重身份，才讓員工的利益與公司的興衰更深度地捆綁在一起，員工對自動降薪這件事的不但不會排斥，反而會擁護。也因此，華為被認為員工激勵做得最好的公司。
民營企業主有必要重新審視下自己的用工觀念，因為在疫情面前，在生死麵前，傳統的用工觀念已經顯示出了它的脆弱。員工覺得沒有“義務”為了企業的發展主動提出降薪，而企業在這時候，可能也無力承擔“以待遇留人”。此時，應更加重視與員工之間的關係，考慮“以感情留人、以事業留人”。
股權激勵對於重構員工關係是一種不錯的選擇。所謂股權激勵，其實就是“高管（核心人員）的薪酬管理”。企業主可以採取虛擬股權、期權股權、實際股權等方式將高管（核心人員）留住，把你們之間的關係從老闆與僱員，變成事業夥伴。而對於一些非核心崗位的員工，企業主可以採取勞務派遣等方式處理用工關係，最大限度地重構和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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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核心競爭力之外的業務外包
經營成本居高不下是每個企業主都頭疼的問題，而疫情讓這個問題更加凸顯出來。
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企業部門或者人員的管理成本高，但是經濟效益卻比較低。
這些部門或人員一般是企業的非核心業務，比如保潔、報案、食堂、駕駛員、IT服務、記賬等。
非核心業務部門的人員會給企業帶來招聘成本、培養成本、工資成本、社保成本、甚至引發勞動爭議的成本。
為解決這些非核心競爭力業務產生的成本，企業主可以轉變思維，嘗試採取業務外包的形式。企業可以鼓勵非核心部門的員工另行搭建平臺，與企業簽訂合作協議，由新成立的平臺為企業提供非核心業務的外包服務，變勞動關係為合作關係。
企業還可以直接與經營上述業務的專門性公司達成合作，比如安保公司、家政公司、IT公司、財務諮詢公司等，將非核心業務外包給這些專門性公司。
上述兩種業務外包方式可以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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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應收賬款的風險管理
疫情之下，企業最先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現金流不足。這與企業應收賬款金額居高不下，回款率低密不可分。
根據我們在司法實務中的經驗來看，民營企業應收賬款回款率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債務人實力太弱、負債累累，無力還債，甚至在與企業簽訂商業合同時已經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名單，但企業未核實審查；
2.企業在簽訂商業合同時，沒有注意合同簽訂事項以及條款，造成清收難度大、時間長、成本高；
3.企業履行商業合同時不注意保留相關證據，如發貨單、驗收單、對賬單等缺失，以致於沒有證據收賬；
4.企業管理疏忽、懶散導致應收賬款賬齡過長，根據統計回款率與應收賬款賬齡成反比，甚至有超過3年訴訟時效導致無法勝訴；
5.債務人公司與老闆的資產全部轉移；
6.債務人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為了長期合作，不敢起訴。
基於上述原因造成民營企業應收賬款回款率低下，那麼在疫情當下以及疫情過後，企業更應當重視應收賬款的風險，並且企業急需要建立應收賬款全流程管理制度，從評估客戶資信、完善合同手續、保留履約證據、清收措施等四個方面著手，解決企業應收賬款的風險。
重構企業與員工的關係，可以讓員工與企業並肩共抗風險和減少人力成本。
將核心業務之外的輔助業務外包，可以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
建立應收賬款的風險管理流程，可以最大程度解決企業回款的問題，充裕的現金流會讓企業在面對下一個風險時更加從容。
疫情下，國家對民營企業的各項扶持政策就像治病吃藥一樣，企業恢復到何種程度，關鍵還要看企業自己的“身體素質”。
後疫情時代，民營企業應主動提升“免疫力”，才能在下一次風險不期而至時主動防禦，而不是被動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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