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HowSocietise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这本书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贾德·戴蒙于1997年所著。作者以对失败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提供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结合我们如今所遇到的环境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或许我们会有新的启发。
开门见山地说，我将从“这本书究竟是在谈环境还是在谈政治？”、“作者的五点因素成立吗？”、“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关于环境问题作者有解决方案吗？”与“我对于整本书的看法”这五个部分来阐述我对于这本书的感受与理解。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一、这本书究竟是在谈环境还是在谈政治？
戴蒙德的这本《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衰》（以下简称《崩溃》）究竟是在谈环境还是在谈政治？这是我看到“复活节岛”那一章开始所萌发出的疑问，这个疑问伴随我看完了这本书，所以我想先从这个问题开始谈起。
说到“自然环境”，我们会想些什么？从我个人的主观印象来看，谈到环境，我所思所想的无非是土地、山水以及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我并不否认我对“自然环境”这一概念的思考过于狭隘，所以我再换一种问法以更好的阐述这个问题——说到保护“自然环境”，我们会想些什么？排除高中地理所固知的那些如“反对大水漫灌”、“退耕还林”等程式化方案，我还可以回想起一些高大上的东西——《京都议定书》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说到这里，我已经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的活动联系了起来。
即使不谈保护环境，人与环境的关系也绝难分割。作为人类活动的物质载体，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活动的空间，也为人类提供了活动的必需品。下面，我将阐述政治与环境的关系。虽然去年学了诸多关于“政治”的定义，但是我却更想通过马克思关于政治的定义对这个问题进行切入。马克思认为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离不开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资源，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政治与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所以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虽然这是一本谈环境的书，并借此警醒人类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但是就保护环境的解决方案上，戴蒙德的趋向却是政治的。正如蒙大拿的当地居民如果能够清楚有效开发土地与维系传统生活方式的关系的话，那么，便不会出现田野中的电影院与每年夏天无休止的森林大火；如果联邦政府与蒙大拿州政府能够制定并严格执行矿产业的环境保护法律的话，那么蒙大拿的诸多废弃矿地及因此造成的环境损失便不需要由当地居民买单。而复活节岛上的酋长们如果不是为了互相攀比，制造石像，那么复活节岛亦不会成为荒野。
之所以在我看来，作者不是一个单谈环境的环保主义者，便在于作者很清楚的知道保护环境不在于叫嚣环境决定论的正确，而是要告诉人们人类的行为是如何影响环境的。正如这本书的名字《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衰》中的“选择”一词已经表露了作者的一些观点，即虽然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灭亡，但是，人类也可以选择他们的命运，而选择的方式便是政治变革与环境政策。作者同举了两个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岛屿——复活节岛与蒂科皮亚岛，借以说明不同的政治策略导致不同人类社会的成败兴衰，由于复活节岛的酋长和祭司们依靠石像和无休止的滥砍滥伐来统治人民，最后得以享受最后的特权——“成为这座岛上最后一个被饿死的人”；而蒂科皮亚岛的人们通过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酋长们严禁人们竭泽而渔或破坏生态，甚至为了保护岛上的植被而将他们所认为的象征地位与珍馐美味的猪斩尽杀绝，岛上居民亦为了让岛上的人口维持常态而主动地葬身大海。如上所述，不同的环境政策和政治制度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环境状态决定政治制度与环境政策，而政治本身又决定了环境的发展过程。
复活节岛
二、作者的五点因素成立吗？
戴蒙德认为有五点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任何类型的环境崩溃。其中四点：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好的贸易伙伴（这一点在某些社会并不重要），以及第五点因素——社会如何回应生态环境问题最为关键。下面我将从我的角度来阐述我对这五点的看法。
虽然我能够举例一些社会或环境的崩溃与上述五点无关，然而作者亦有说明他的这个说法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在我看来，前四点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客观环境足以供养人口的话，那么，第五点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客观环境恶劣到一个社会必须崩溃的话，那么第五点的存在便值得怀疑。然而作者在考量这一问题时，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那便是人口的流动性与环境承载力。至少对于古代中国而言，由于北方战乱与历代消耗，当黄土高原的森林被砍伐殆尽，气候变冷，少数民族崛起，北方生存环境变得恶劣的时候，中原人选择了南迁。即便是没有选择南迁的北方汉人，也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繁衍生息。至少从这个例子来看，以中国的土地之大，资源之丰富，即便某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崩溃，人们还是可以选择迁徙以继续繁衍，而中国的环境承载力也足以在屡遭破坏的情况下负担一定限度的人口。因此，我们可以说作者的上述论点是站不住的，因为人类可以选择一个并不关键的回应生态环境问题的措施——那便是一走了之，然而我们要问，今天的人类还可以一走了之吗？
至少这个问题对不同国家的人而言并不公平。幅员辽阔，人多地少的国家可以忍受一次又一次某一地区的环境崩溃而社会不为所动。即便美国有如此之多的盐碱地与因工业而导致的环境破坏，可当我们想到一个生态环境较好的国家时，并不会忽略美国。我们会认为内华达州的死亡谷是一个旅游胜地而不会想到它同时也是一个于人类生存而言的绝地；但就我们的主观印象来看，我们绝不会对撒哈拉沙漠报以此等好感，正如死亡谷代表着富足而撒哈拉代表着贫穷。在环境问题上，于某些国家而言是有后悔药可吃的，即便是一走了之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亦不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因此，作者在举例论证方面未免偏颇，就那些消亡的社会来看——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汉德森岛、格陵兰岛等无一不是环境本身便已脆弱，生存环境已然狭小，对于岛上的人而言，环境破坏与迁徙等同于灭亡。就环境破坏而言，无论是程度还是广度，中国与澳大利亚远胜于上述的几个小岛，然而这两个社会依旧欣欣向荣的原因除却部分正确的环境政策外，不得不承认幅员辽阔与较高的环境承载力也是防止社会走向崩溃的一大重要因素。
皮特凯恩岛
三、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关于上述因素的第五点，是我所疑惑的。为什么蒂科皮亚岛的岛民为了族群的可持续发展而放弃美味，而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宁愿被饿死也不愿意学习因纽特人的狩猎技术？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极其匪夷所思的。因为趋利作为人的本性而言，一个社会群体不可能坐以待毙。所以，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谈一些形而上的东西。首先，我不得不提出一点，那便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根据我的看法，既然目前是活着的，那就接着活呗！或许这话说的有点黑色幽默，但是，就我目前的思维来看，我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于是，我只能说，每个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各不相同。格陵兰岛上的维京人出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不愿意学习因纽特人的狩猎技术，并视其为异教徒，这总让我想到“至死不悟”这个成语中的那只鹿到死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被老虎吃掉。或许，于维京人而言，他们也不明白作为上帝子民的自己为什么会被饿死。因此，出于工具理性的因素，我们自然可以认为“活的更好”是我们的目的，但是除此之外，我并不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活的更好，正如同我不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一样。当然，人们大可以举出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选择改变所带来的生命的绵长。但是，这无非是把事情的结果说成是这样做的原因。所以，抛开价值观念的不同来说，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差异如此之大的抉择，根本原因便在于“无知”。维京人并不知道环境会如何变化，也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被逼到如此境地；澳大利亚人也不知道引进狐狸和兔子会给整个澳洲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而玛雅人也不知道农田会被雨水冲走。我们依靠现在的技术，可以知道每年土地的养分是在增加还是在流失，可古人并不知道，当他们对土地不断的施加压力时，我们无可苛责，只有当土地长不出粮食，一切困难突如其来时，他们才知道他们当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甚至是现代人，难道可以保证自己所做的抉择是正确的吗？或者说是符合自己愿望的吗？我认为并不可能，因此，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从微观上看，有价值观念、文化、利己主义、现实情况等等，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或许，我们的选择根本上出于盲目和无知。
维京人
四、关于环境问题作者有解决方案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直接回答，作者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当看到《中国的重要性》这一篇时，我很激动。罗素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而我也曾说过，亦因如此，西方的颇多宏大理论将中国视作例外，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国闭口不谈。所以，当看到这一篇时，我认为作者的理论至少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他包括了中国。但是，理论成立并不代表就有相应的方法，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戴蒙德至少是说不清楚的。
试想，如果中国继续发展，达到美国人的消费水平，那么，这个地球将负担不起，但是我们又不能借此说中国就不要发展了，这是中国人所绝难接受的。上述这句话是作者的看法，可是，这也是一句废话，什么也没有说。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那便是，西方已经告诉了我们一种发展的途径及发展的结果，即便发展的途径非先定且各国不同，但是，发展的结果确是相同的。所谓同归殊途，如果说美国通过两百多年时间方有此等生活水平，即使中国需要八百年（这固然是笑话），也是要达到的。我们很容易发出这样的愤怒，“凭什么别人能这样，而我不能？”——我们自然也可以说：“凭什么美国人能那么浪费，而中国人却不能？”如果中国变成了美国，那么地球就变成了炼狱，但是我想，没有人会拒绝走向这个“地狱”，并且没有人能拒绝走向“地狱“。由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环境的不可修复性这一矛盾的存在，那么人类的发展便必然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如果无法解决这一矛盾，一切的建议都是空谈。
五、我对于整本书的看法
我很佩服戴蒙德对环境的认识如此深刻，至少，他不是一个单谈保护环境的环保主义者。他的五大主题中的前四点虽然提出的毫无逻辑，但是无论如何也很难反驳。作者借用书中所提举的诸多实例在于警醒现世人们的环境抉择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成败兴衰。然而我还是觉得“崩溃”一词用的未免夸张。我们可以说复活节岛与格陵兰岛的维京人是崩溃，但是我们却很难说今天的社会整体上也会面临上述的状况，哪怕历史总会不经意的重现以及作者所提出的集体决策失误或集体无意识也会在今天的世界中反复出现。
在这里，我先借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阐述我的上述观点。虽然我对斯宾塞的这一理论反感颇多，但这一理论却足以用来说明我的看法。首先，我们不能否认人类的相关活动导致了环境破坏并最后危及自身；也早已见到诸多社会消亡的案例。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得出整个人类社会都会面临崩溃的结论。虽然世界是联系的，因而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即便是在不同国家也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正如各国工业化及经济水平各有差异，因此各国对于环境问题的应对能力也大为不同。普遍来说，发达国家的环境状况要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这当然不是说发展的最终途径是发展与环境的协调共处，而是说，发达国家的“较好”环境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绝不能否认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状况，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正是因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等的旧秩序导致了世界环境水平上的不平等。正如作者所渲染的那样，自然环境的改变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在这个“适者生存”的全球秩序下，世界体系边缘或外围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着环境破坏的压力与无力解决的现实情况，在我看来，环境问题是其处于现存体系中所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同时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达尔文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世界是联系的，当这些外围国家的环境及社会崩溃之后，资本主义核心的国家们难道可以全身而退吗？这似乎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至少目前由中东及北非所走出的恐怖主义便是环境和政治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社会崩溃的结果。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正因发达国家的成就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发达国家并不会蠢到杀鸡取卵而是养鸡下蛋。可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不会坐以待毙，至少不会甘于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当他们奋起直追，不断发展的时候，环境问题又将像幽灵一样飘荡在亚非拉世界。在我看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拥有着超出环境承载力所能承载的人口，其迈向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无异于是自取灭亡。因而，我认为在环境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既是现实环境状况的各有不同，也有着应对环境能力的高低之分，“崩溃”不会是某些国家所要考虑的问题，而对于诸多国家而言，这是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
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总的看法是悲观的。这并非是情感上的悲观，而是根据我的逻辑和所学历史推断出的悲观（或许出于自身无知而有此论）。因为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绝难分割，而我所认为的发展的结果最终还是需要诉诸暴力。由于现存的政治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将受限于已发展国家。我曾将中国与拉美国家进行比较（除却巴西与阿根廷），中国有着共产党统治下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拉美在军事叛变与革命中惨遭蹂躏；中国的经济发展除了本国的市场外，对亚非拉国家进行着新的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而拉美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依附体系之下，传统工业面临崩溃，国内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与商品输出困难。如果说中国的发展已是踽踽独行的话，那么这些国家的发展更是遥遥无期。但有人会问，这些国家的发展与暴力有什么关系？
吉登斯认为现代化需要对暴力有集中的控制。我很赞成这句话，但是也反感这句话。赞成出于良知，而反感出于理智。正是由于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对地区暴力的控制，导致诸多矛盾被按下不表，控制不代表解决，当某一控制阀门崩溃的时候，这些冲突将会爆炸式增长，苏联解体后所导致的民族争端与地区冲突便是一个显例。对暴力的控制固然会在表面上化干戈为玉帛，但是，正是由于各种可能导致秩序变化的暴力被控制，整个世界的体系趋向于固化，而这个体系对于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除了暴力冲突，我想不出任何可以解决或改变现存状况的方法（当然，开玩笑地说，美国主动解体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吉登斯
如上所述，我谈政治要多于谈环境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的上述看法是幼稚的，也是无知的。因为它是根据我的想象与推论，而世界潮流未必如我所见所想的那样。我曾说过：“议论政治是愚蠢的表现。”但是我无妨在这里再一次大谈政治，做一个愚蠢的人，当今后回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带着嘲笑“过去”的眼光来阅读的。
言归正传，还是得回到对这本书的看法。作者按照五大因素的逻辑来举出一个又一个例子来说明人类的环境政策的选择如何最终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命运，以至于看到后面只能机械地浏览而很难有新的兴趣。作者将最后的解决方法诉诸大众对企业的监督，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如今的中国人，每个人都知道雾霾的害处，可是每个人又都习惯了雾霾的出现；当雾霾出现时，人们会调侃、抱怨、甚而忧心忡忡，但当天气复晴，云开雾散时，人们对于雾霾的恐惧又将抛诸脑后。这个现象大抵可以反应出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除了高谈阔论可以略显每个忧心环境者的远见外，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又都是短视的。似乎人们已经对慢性疾病式的环境问题习以为常，只要它还不至于将其危害立刻表现出来便可。
至于说大众对企业的监督，还是以雾霾为例子，我来说一件我不能理解的事情。当北京雾霾遮天蔽月的那段时间，北京卫视做了一个雾霾治理的专题报道，有趣的是，我们看见的不是某某重度污染的企业或工厂被关闭，而是一个又一个烧烤摊位被叫停。执法城管对着镜头大谈特谈烧烤对雾霾产生的“贡献”，以至于给公众一种印象，一些可见的小的污染是决不能容忍的，而那些巨头却在这一整治浪潮中被广泛忽视。从这一事件，固然可以反应我前面所说的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环境治理方面的不平等，但我在这里则想谈谈人们在环境治理上的“纠结”。
将生死选择的希望寄托于公众对企业的监督，在我看来，既可笑又悲哀；可笑的是，这句话如同中国有关部门所信誓旦旦的“接受公众监督”一样无用。试想，员工监督老板是多么的匪夷所思，而企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我不禁回想起前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威尔森说的那句话：“对通用公司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反之也一样。”同样的我们可以说，凡是对企业有利的，就是对民众有利的。但是，反之，却不一样。由于所掌握的话语权的不同与内部利益的固有矛盾，企业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始终是具有优势地位的，试想，在这一体系之下，我们如何监督企业？
于我而言，我可以找出诸多作者的漏洞，以说明作者的结论是多么理想化。但是，对于环境问题，我却束手无策。我总认为人类不至于自取灭亡，可这只是乐观者的希望，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至少，在我看来，只要目前的世界体系没有变化，环境问题始终是政治问题上的一个疥癣，它是依附于政治环境并且服务于政治利益的。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环境影响着局部的政治决策而人类的普遍选择则决定了全球的生态环境，在这一互相影响的体系之中，自然环境本身并不能在根本上决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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