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歷史，與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
由於科學認知受限，古人往往將病情危重、具有大流行特徵的疾病，稱為“疫”、“痢”、“瘴疫”、“瘴癘”、“傷寒”等，統稱為“瘟疫”。
總的來說，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
歷史上曾對人類造成巨大影響的“瘟疫”有：天花、流感、結核病、瘧疾、霍亂、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鼠疫等病症。
中國自古就頻發瘟疫。
而且，瘟疫在很多時候伴隨水、旱災及饑荒、戰爭等蔓延。
因而，史籍上往往有死者“大半、甚眾、無算、不可計數”等慘痛的記載。
夏商周時期
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有“蟲”、“蠱”、“瘧”、“疾年”等文字的記載。
《小屯殷虛文字乙編》中記載，商代的巫師向上天卜問兩件事：一是商王是否染上瘟疫；二是疫病是否會擴散流傳。
《尚書》、《山海經》、《左傳》等史籍則多有“癘”、“疫”、“風疥”等字記載。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中有：“厲大至，民善暴死。”
商代已有麻風病的記載。
《周禮》、《呂氏春秋》中有“以索室毆疫，大喪”、“民必疾疫，又隨以喪”、“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 “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等記載。
《詩經•小雅•節南山》記載，周幽王時“天方薦瘥，喪亂弘多。” 小疫曰瘥。
古人對於瘟疫極為恐懼，往往將其原因歸於神鬼作祟或者上天對人類的懲罰。
東漢訓詁學家劉熙著《釋名》：“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傳說顓頊帝的三個兒子死後成為疫鬼。黃帝就挑選了一個長相兇悍的人，任命為方相氏，負責驅除疫鬼。
方相氏頭上蒙著熊皮，有四隻金色大眼睛，身著玄硃色衣裳，拿著戈和盾，率領手下驅除疫鬼。
《周禮•夏官•方相氏》記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
於是人們就用儺戲、桃符、爆竹等方式驅鬼，或者祭祀天地祈求平安，以驅除瘟疫。
但是，當時人們對“疫病”的發病規律有了樸素的認識，察覺到疫病的發生也與季節變化、居住環境、個人衛生習慣有一定關係。
- 《周禮•天官•疾醫》記載：“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臠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疾，冬時有漱上氣疾。”
- 《禮記•內則》：“凡內外，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
- 《左傳》中有“慣有挖除井中積垢淤泥維護水源安全”的記載。
- 《詩經•唐風•山有樞》中，晉國人諷刺晉昭公“子有廷內，弗灑弗掃”等。
秦朝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
當時醫家已認識到，隔離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傳播。
在出土的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上，有對“癘”病患者隔離的記載：“甲有完城旦罪，未斷，今甲癘，問甲何以論？當遷癘所處之。”
大意是，甲正在接受城旦(築城)的刑罰，患了癘病，該如何處置呢?應當把他轉移到癘所（專門隔離癘病的地方）處理。
西漢
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發生疾疫之災，“民大疫死, 棺貴, 至秋止。”
由於病死者太多，導致棺材漲價，疫情到秋天才好轉。
當時統治者已認為，執政者德行不夠以及施政出現失誤，以致天道不順，老天要懲罰人間，因而天降災難。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國大旱，蝗。平帝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書•平帝傳》）
當時發生了嚴重的旱災和蝗災，疫病隨之而來。平帝詔令安排宅房，以治療疫病患者。
新朝
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大疾疫，死者過半（《後漢書•劉玄傳》）。
天奉三年（公元11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後漢書•王莽傳》）。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
東漢及三國時期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尤甚”（《後漢書•志第十七•五行》）
建武十四年（38年），“會稽因大疫而死者萬數”（《後漢書•鍾離意傳》）。
建武二十年（44年），馬援遠征交趾（今越南），“軍吏經瘴疫死者十之四五”（《後漢書•馬援傳》）。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後漢書•馬援傳》）。
根據《四庫全書》修訂版記載，光武帝時，在南陽戰爭中，因為外來的俘虜引發了一種疫病，因而稱為“虜瘡”。這其實是“天花”病症。
和帝時，“時有疾疫”（《後漢書•曹褒傳》）。
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四月，會稽大疫。”（《後漢書•安帝紀》）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為至憂。”（《後漢書•志第十七•五行》）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師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後漢書•桓帝紀》）
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在隴右，軍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後漢書•皇甫規傳》）
皇甫規率軍征討隴右地區，軍中發生疫病，皇甫規“親入菴廬巡視”。這裡的“菴廬”指建立的臨時性隔離醫所。
靈帝建寧二年（169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獻帝建安元年（196年），“南陽自此連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間，吾宗族兩百餘口，死者竟達三分之二。”（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劉備聯軍於赤壁大破氣勢兇猛的曹操大軍，曹操失敗北歸。這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中記載：“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十二月，大疫，魏軍吏士多死。”
也就是說，主力來自北方的曹軍，在赤壁之戰中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於不服南方水土而感染瘟疫，以致戰鬥力下降。據專家研究，曹軍中流行的是急性血吸蟲病。
建安二十年（215年），吳國發生瘟疫，“吳，疾疫。”（《三國志•吳志•甘寧傳》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是歲大疫”（《後漢書•志第十七•五行》）。
曹植的《說疫氣》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建安七子”中有多人死於此次疫病。
即使是懂醫術的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記載自己宗族感染疫病的慘狀：“餘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
天災人禍，引發了“黃巾起義”，群雄割據，最終導致東漢的滅亡。
魏文帝黃初四年（223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三國會要》、《宋書•五行志》）
黃初六年（225年），“諸葛亮行軍雲南，兵士染虐，死者甚眾。” （《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
太元二年（252年），“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三國志•吳志•孫亮傳》）
嘉平五年（253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書•五行志》）
泰始九年（273年），“吳疫，三年內僅京都死者競達十萬。” （《宋書•五行志》）
咸寧元年（275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萬人。” （《宋書•五行志》）
東漢晚期及三國時期，是我國曆史上非常罕見的瘟疫高頻時期，蔓延大半個中國，造成的危害性也很巨大，在世界瘟疫史上居前列。
頻繁的戰亂加上瘟疫，使得“十室九空”。曹操在《蒿里行》中描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據說死亡人數達數千萬人。
人口數量出現“斷崖式”驟減。在“黃巾起義”前達到峰值六千多萬人，但一百年後到西晉統一時降至一千多萬。
但同時，人們也在努力尋求驅除疫病的方法。
應劭的《風俗通》記載：“五月五日,以五彩絲係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命闢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闢兵及鬼,命人不病瘟。”
也即在胳膊上綁五色線，分別叫長命縷、續命縷、闢兵繒、五色縷、朱索，可以避免兵禍、鬼怪、瘟疫。
醫學家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可以治療流行性“黃疸病”。現代醫學受此啟發，則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成為治療瘧疾的新藥。
據說華佗發明了可以防治瘟疫的“屠蘇酒”，經過唐代神醫孫思邈的推廣傳播，成了除夕日的風俗。
醫學家張仲景編著《傷寒雜病論》，論述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不同時期的的療法，其中很多方藥沿用至今。而且他奠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基石，被後人尊為“醫聖”。
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
西晉武帝咸寧元年（275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萬人”；
惠帝永平元年（291年），“七月，雍州大旱，殞霜，疾疫”；
元康六年（296年），“關中大疫”；
懷帝永嘉四年（310年）， “五月，秦、雍州飢疫，至秋”。 （《宋書•五行志》）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於永嘉……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白骨蔽野。”
東晉元帝永昌元年（322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 （《宋書•五行志》）
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大飢且疫。”（《宋書•五行志》）
永和三年（347年），今曲靖到廣南一帶發生瘧疾，“興古現瘴氣”。 （《宋書•五行志》）
永和十二年（356年），“時多疾疫。朝臣有時疾，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皆不能入。” （《宋書•五行志》）
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絕戶者。”（《宋書•五行志》）
太元五年（380年），“五月，自冬大疫，至於此夏，多絕戶者。”（《宋書•五行志》）
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紀》）
北魏泰常八年（423年），“魏，士眾大疫，死者十有二三。”（《北史•魏本紀》）
魏皇興二年（468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魏書•靈徵志》）
魏永平三年（510年），“四月，平陽郡的禽昌和襄陵二縣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魏書•世宗宣武帝紀》）
道教學者、醫學家葛洪著《肘後備急方》，有許多關於傳染病的記載。其中一些是我國乃至世界醫學史的最早記錄，例如結核病、虜瘡（即天花）、沙蝨病(恙蟲病)等傳染病的症狀、治法。
隋朝
開皇十八年（598年），“九月，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隋書•高帝紀》）
大業八年（612年），“山東、河南大水，不久出現疾疫。山東地區災情尤慘。”（《隋書》）
醫家巢元方主持編纂的《諸病源候論》，是中國第一部專論疾病病因和證候的著作。
唐朝
《唐書•五行志》記載唐初的疫情：
太宗貞觀十年（636年），“關中、河東大疫””； 貞觀十五年（641年），“三月，澤州大疫”；貞觀十七年（643年），“夏，譚、濠、廬三州疫”； 貞觀二十八年（648年），“卿州大疫”。
高宗永徽六年（655年），“三月，楚州疫。”（《唐書•五行志》）
永淳元年（682年），“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數。死者枕籍於路。”（《舊唐書•五行志》、《舊唐書•高宗紀》）。
武則天垂拱三年（687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舊唐書•中宗紀》）
景龍元年（707年），“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新唐書•五行志》）
寶應元年（762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新唐書•五行志》）
貞元五年（789年），“是夏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舊唐書•德宗紀》）
元和元年（806年），“夏，浙東大疫，死者大半。”（《新唐書•五行志》）
廣明元年（880年），“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舊唐書•僖宗紀》）
醫藥學家孫思邈寫成《千金方》，其中有許多防治瘟疫的治方，是我國早期的麻風病專家。被後人尊為“藥王”。
兩宋
根據《宋史》記載並統計，北宋一朝的167年期間，瘟疫相對不算嚴重。
原因之一是，北宋朝廷比較重視醫學發展，而且防治措施比較科學、有效。發生瘟疫時，朝廷往往會派醫官到各地診療，並且對患者分坊隔離治療。
例如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大旱，饑荒、瘟疫併發。杭州知州蘇東坡開倉放糧，穩定米價，救助饑民；創建治病的專門場所--安樂坊，後來朝廷在各地設置“安濟坊”，做為官辦醫療慈善機構。
北宋時，有醫生嘗試用人種痘來治療天花。宋真宗時，有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種痘獲得成功的記載。
但是南宋一朝的149裡，瘟疫比較多。
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宋史•五行志》）
紹興元年（1131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宋史•五行志》）
紹興二年（1132年），“春，涪州疫，死數千人，會稽時行痢疾。”（《宋史•五行志》、《續名醫類案•痢類》）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騷然。”（《金史•完顏匡傳》）
隆興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綏，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鎧饑民疫者尤眾。” （《宋史•五行志》）
淳熙八年（1181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寧國府民疫，死者尤眾。” （《宋史•五行志》）
紹熙二年（1191年），“涪州疫，死數千人。”（《宋史•五行志》）
嘉定二年（1209年），“夏，都民疫，死去甚眾，淮民流江南者，飢與暑並，多疫死。”（《宋史•五行志》）
嘉定三年（1210年），“四月，都民多疫死。”（《宋史•五行志》）
德佑二年（1276年），元軍包圍臨安城，“數月間城中疫氣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數計。”
元朝
成宗元貞三年（1297年），“八月，真定、順德、河間旱疫；河間之樂壽、交河疫死六千五百餘人。（十二月）般陽路飢疫，兵多死於瘴癘。”（《元史•成宗本紀》、《新元史•史耀傳》）
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台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元史•五行志》）
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疫癘死者十九”（《元史•文宗本紀》）。
至順三年（1332年），“宜山縣飢疫，死者眾。”（《元史•文宗本紀》）
元末的惠宗時期（1333年--—1370年），戰爭頻繁，瘟疫多發，死人無數。
明朝
永樂六年（1408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明史•五行志》）
永樂八年（1410年），“登州、臨海諸州縣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餘人。” （《明史•五行志》）
永樂十一年（1413年），“六月，湖州三縣疫；七月，寧波五縣疫；邵武大疫，絕死者萬二千戶。” （《明史•五行志》）
正統九年（1444年），“冬，紹興、寧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萬餘人。” （《明史•五行志》）
景泰四年（1453年），“冬，建昌府屬縣大疫，死者八千餘人，武昌、漢陽疫死萬餘人”（《明實錄》）
景泰六年（1455年），“四月，西安、平涼疫，死者二千餘人”（《明實錄》）
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萬餘人。湖廣黃梅縣春夏瘟疫大作。”（《明史•五行志》）
天順元年(1457年)，“順天等府、蘇州、遵化等州縣春夏瘟疫大作，一戶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全家倒臥無人扶持，傳染不止。”（《明實錄》）
1470、1471年，連續兩年發生疫情：“十二月，河間、天府、真定、保定……飢疫”，“五月，京城饑民疫死者多”。（《明實錄》）
成化十一年（1475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明史•五行志》）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名醫類案•瘟疫》）
弘治六年（1493年），“吳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闔門死。”（《都公譚纂》）
正德元年（1506年），“六月，湖廣、平溪、清涼、鎮遠、偏橋、四衛大疫，死者甚眾，靖州諸處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寧、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
正德二年（1507年），“是歲，湖廣靖州等處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死者四千餘人”； （《明實錄》）
正德八年（1513年），“江西瘟疫流行”（《明實錄》）
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泉州大疫。”（《明實錄》）
正德十六年（1521年），“北直隸山東、河南俱旱，福建、福州等府亢早癘疫流行，府縣官病死者四十餘，軍民死者無算。”（《明實錄》）
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南京大疫，軍民死者甚眾。”（《明史•五行志》）
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山東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明史•五行志》）
嘉靖九年（1530年），“痘災盛行，死者過半。”（《痘症理辨•序》）
嘉靖十三年（1534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疫症集說》）
1554年和1565年，京城發生兩次大規模瘟疫事件，“都城內外大疫，死亡塞道”、“京城飢目疫”（《明實錄》）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山西通忘》）
萬曆十年（1582年），“四月，京師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頭瘟症，死者枕籍。”（《明史•五行志》、《順天府志•祥異》）
萬曆十四年（1586年），“大梁瘟疫大作，甚至滅門。”（《萬病回春》）
天啟二年（1622年），“（時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門闔境患此，病勢極為危迫。”（《先醒齋筆記•痢門》）
崇禎十年（1637年），山西 “瘟疫盛作，死者過半”，河南“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
崇禎十六年（1643年），北京、天津分別於二月和八月發生鼠疫，“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明實錄》）
明末的鼠疫，1633年發源于山西，至1641年時蔓延到華北地區，1644年在北京達到流行高峰，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從而也導致北京防備鬆弛，被李自成大軍輕易攻陷，崇禎帝自盡，明朝滅亡。
醫學家吳又可著成《溫疫論》，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是我國論述急性傳染病的劃時代醫著，被後世一直推崇。
在明代，防疫方面的重要發展是“人痘接種術”的推廣，以預防烈性傳染病--天花。但是初期技術不夠成熟，種痘失敗率較高。
清朝
清初，疫病頻發（《清史稿》、《撫州府志》）：
- “順治元年，懷來大疫、龍門大疫、宣化大疫。”
- “順治四年，夏秋，江西撫州大疫，屍相枕籍，死數萬人。”
- “順治九年，萬全大疫”，“順治十三年，西寧大疫。”
- “順治十六年，夏秋，濁州大疫。”
康熙二十年（1681年），“晉寧疫，人牛多斃；曲陽大疫，餘姚痘疫盛行。”（《清史稿•災異志》、《學箕初稿•天花仁術序》）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春，瓊州、靈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無算；六月，曲阜大疫，東昌疫，鉅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幾半。”（《清史稿•災異志》）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春，南樂疫，河間大疫，塊獻縣大疫，人死無算；六月荷澤疫；秋，章邱、東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無算，昌樂疫；羌州寧海、濰縣大疫。”（《清史稿•災異志》）
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鄉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潛銅山大疫。十月，江南大疫。” （《清史稿》）
康熙帝因為自身受過天花的影響，將“人痘接種技術”列入全社會推廣計劃。
雍正元年（1723年），“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 （《清史稿•災異志》）
雍正四年(1726年) ，“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獻縣疫。”
雍正五年（1727年），“夏，揭揚、海陽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無算。冬，漢陽疫，黃岡大疫，鍾祥、榆明疫。” （《清史稿•災異志》）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武進大疫，鎮洋大疫、崇陽大疫、蒲圻大疫”。
雍正十年（1732年），“崑山大疫，死者數千人；夏，會城疫。”（《洄溪醫案•瘟疫》）
雍正十一年（1733年），“鎮洋大疫，死者無算；崑山疫；上海、寶山大疫。” （《清史稿•災異志》）
《清史稿》記載，乾隆二十一年、五十一年，發生了兩次大的傳染病，“闔家盡斃，無人收殮者”；而且伴有旱災，“沛縣，夏大旱，有青蠅結陣如密雨過，大疫，隨之邑人多死（《沛縣誌》）”，“蘇州大疫，米價騰貴。”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贛榆、武進、蘇州大疫；夏，日照、範縣、莘縣、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計數；昌樂疫，東光大疫。” （《清史稿•災異志》）
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縣、武城、範縣大疫，鉅野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七月，東光、元氏、新樂、通州、濟南大疫，死者無算，東阿、武定、滕縣、濟寧州大疫；八月，樂亭大疫，青縣時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勝計；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斃無數；灤州、元氏、內邱、唐山、蠡縣、望都大疫，臨榆疫，南官、曲陽、武強、平鄉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清史稿•災異志》）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三月，武昌、咸寧、潛江大疫；四月，蓬萊疫；五月，黃陂、漢陽、宜都、石都大疫，死者無算；崇陽大疫；監利疫，松滋大疫；八月，應城、黃梅、公安大疫。”（《清史稿•災異志》）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暑風甚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冷廬醫話》）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福建、浙江等地發生大規模霍亂疫情。 “七月，長樂縣吐瀉盛行，人死極多；八月，樂清大疫，時患霍亂轉筋之病，犯者頃刻死，幾遍里巷；秋大疫，其病霍亂吐瀉，腳筋頓縮，朝發夕斃。”（《清史稿》）
1821年至1824年，連續四年在福建、山東、北京等地發生疫病；1831年至1836年，連續六年各地發生大小瘟疫事件。其中1834年最為嚴重， “秋收七月大疫，霍亂暴死者眾，福建全省皆然。”（《清史稿》）
清朝晚期，霍亂多次流行，連綿不絕，波及多地，死亡人數眾多。以1862年為最高峰。
光緒期間，疫病頻發。據《蒙城縣志》記載，光緒四年（1878年），河南、山西、陝西連續三年大飢，甚至發生人吃人的現象，同時瘟疫傳染，死者不計其數。光緒二十一年，同安發生大規模流行性鼠疫。
19世紀後期，腺鼠疫在廣東、香港傳播，波及上海、福建等沿海地區。僅在香港就造成二千多人死亡。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八月，璦琿和北京、天津爆發大範圍疫病，以霍亂為主。
宣統二年（1911年），東北地區發生大鼠疫，波及多個省區，造成至少六萬多人死亡。這是20世紀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鼠疫。
醫學博士伍連德臨危受命，依據當時世界上先進的防疫理念和辦法，成功撲滅鼠疫疫情，成為人類歷史上控制大規模傳染病較成功的一次行動。
民國時期
1916年3月，北洋政府頒佈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傳染病防治法規--《傳染病預防條例》。
1917到1918年，山西、綏遠地區爆發鼠疫，造成14600餘人死亡。
1921年，雲南爆發猩紅熱疫情。
1926年1月，鑑於麻風病人數量眾多，中國麻風協會成立。
1930年，衛生部頒佈新的《傳染病預防條例》。
1932年，因為長江流域水災，引發霍亂流行，波及大半個中國。40萬人因此喪命。
1944年，國民政府衛生署修訂頒佈《傳染病預防條例》。
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科學研究、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保健意識逐漸增強，傳染病爆發的頻次及危害減少。
1949年7月，察哈爾省（今張家口市）爆發鼠疫，至11月被控制並最終消滅。共致60多人死亡。
1952年5月，結合在抗美援朝中反對美國“細菌戰”的群眾熱潮，全國掀起“愛國衛生運動”。此後，中央防疫委員會改稱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成為中國衛生事業的一個特色。
中國的“人痘接種技術”傳至外國，英國醫生愛德華•琴納將人痘改良為牛痘，成為了天花的剋星。
新中國大力推廣接種牛痘，使得天花病例大幅下降。60年代，中國境內徹底消滅天花。
上世紀80年代，天花被公認在全世界消滅。這是人類所消滅的極少數的一種傳染病。
1952至1953年，遼寧西部暴發瘧疾，死亡二百多人。
1960年，醫學家顧方舟帶領團隊經過動物和人體試驗，研製出脊髓灰質炎活疫苗，並以糖丸的方式，解決了使疫苗真正廣泛進行免疫的問題。他被稱為“糖丸爺爺”、中國病毒學之父。
1968年7月，香港爆發流感疫情，多數患者病情較輕、病死率較低。後來被稱為“香港流感”（H3N2亞型）。
1971年，在極為艱苦的科研條件下，藥學家屠呦呦團隊從中醫藥古典文獻中獲取啟發，發現青蒿素，開創了瘧疾治療新方法，從而使瘧疾患者死亡率顯著降低。
1972年，上海市流行皮炎，患者約有50 多萬人。
1949至1992年，中國塵肺發病人數激增，至1992年9月達47萬人。
2002年11月，廣東出現非典型肺炎病例，擴散至全國、東南亞，波及全球。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此病命名為SARS。
2020年12月，武漢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擴散至全國，波及全球。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民群眾，致力於建立高效的醫療衛生體系，建立了傳染病防控體系。
經過艱苦奮鬥和努力，曾經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絕大多數傳染病發病率大幅下降，持續穩定在極低水平，天花、致盲性沙眼、絲蟲病、新生兒破傷風等已被消滅，中國人均壽命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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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歷史長河中，瘟疫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影響；同時，中華民族與瘟疫進行了漫長、艱難地抗爭，也推動了醫藥學的發展。
當然，人類在發展，病毒也在不斷變異，我們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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