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武漢封城作為疫情在大眾認知的爆發點，到現在已經一個月，許多經驗、聲音和感動似乎正在由現實變成故事，某些敘事成為了主流，某些卻慢慢淡忘，有些故事被隱喻替代，有些隱喻似乎成了事實。我們該如何面對關於疾病的故事和敘事，如何面對敘事的多重與單一，如何思考敘事的力量，和構築或消解這一力量的社會結構與文化情境？本文評議的是一本人類學著作《霍亂時期的故事》。這本書講述了90年代初南美霍亂爆發後委內瑞拉的疫情與防疫。因為作者的語言人類學背景，這本書的成文幾乎像是在不同的人群，機構、媒介、話語與數字裡穿梭，收集故事不同的母題與變奏。作為延遲性的學術性著作，作者非常小心地避開以話語消解現實的陷阱，而是努力傾聽最易被遺忘的原住民，發掘出滋生汙名化疾病敘事的社會結構。希望這篇評議能對大多數只能從敘事裡感知武漢疫情的我們提供一些思路。
書封：Briggs, Charles L., and Clara Mantini-Briggs. Storie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Racial Profiling during a Medical Nightmar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人類學家書寫的委內瑞拉霍亂故事
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南美，離加布裡埃爾·馬爾克斯1982年榮獲諾獎已經過去了接近十年，離他1985年出版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也過了快五年。小說娓娓道來的是一段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三角戀愛，霍亂是愛情的隱喻。事實上這片大陸雖然飽經剝削和政變，但霍亂已經接近一個世紀沒有爆發了。直到1991年，一場真實的霍亂在整個南美大地肆虐，約九千人病疫，近百萬人感染。
哥倫比亞的鄰國委內瑞拉的東北部有一大片三角洲，南美第三大河奧裡諾科河從這裡流入大西洋。龐大的水系生活著豐茂的植被、魚蟹，生養著原住民佔絕大多數的當地人口。語言人類學家查爾斯·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長期在此地做田野，研究當地瓦勞語（Warao）和西班牙語的雙語教育。在1992聽說霍亂在三角洲爆發時，布里格斯尚在紐約，時任位於紐約上州的瓦薩學院的人類學系系主任。田野裡的友人們——此時主要是雙語教師和人類學家——給他傳遞著頻繁迭換的訊息，一開始他聽到的是一般性的腹瀉，後來聽說只是一兩個霍亂的孤例。當他將信將疑地來到阿馬庫羅的首府圖庫皮卡，聽到一個又一個關於瘟疫降臨和擴散，病患感染和受難的故事，很快便確認了霍亂爆發的真實性，尤其是當地亞馬遜土著的悲慘遭遇。雖然明白自己正受著人類學家的天真所驅使，想要施加北美對南美的又一次拯救，布里格斯還是在1993年夏天再次來到阿馬庫羅，試圖讓嚴重受災的馬留薩人能有更好的醫療防疫資源。這趟行程裡，他結識了克拉拉·曼迪尼博士，當地地區健康辦鄉村原住民健康計劃的項目負責人，一名長期服務原住民的經驗豐富的醫生，本書的另一作者，也成為了他的太太。
查爾斯·布里格斯
十五個月的田野裡，兩人走訪了三角洲的每一個角落，評估到底有多少人感染霍亂，死於霍亂；當地人如何使用傳統醫療和體制醫藥資源；不同人如何理解霍亂及其病原學；疫情會給當地社區帶來怎樣短期或者長期的影響。一路上他們不僅治病救人，也建立了一系列基層的防疫項目，更收集了大量關於這次瘟疫的敘事。從當地巫醫對疾病之靈的詢問，到防疫站基層醫務人員並置自身的辛勞和對土著生活習慣的鄙夷，從背井離鄉的原住民對自己親人生離死別的回憶，到他們集體的權益遊行，到整個委內瑞拉社會對原住民深層次的種族話語，再到拉美國家之間的地理想象和以北半球國家為首的世界衛生組織立足於科學和統計的話語霸權，查爾斯和克拉拉又花了接近十年把這些盤根錯節的敘事一層層剝開，重組，從看似柔軟的話語入手挖掘堅硬的政治經濟學，最終於2003年成書出版，並榮獲2004年拉美研究協會的最佳英語出版物Bryce Wood獎，和美洲研究學院頒給最佳人類學書籍的J.I. Staley Prize獎。
疾病的隱喻：對他者的汙名
雖然貴為二號傳染病，霍亂在疾病史上卻相當年輕，首次爆發於1817年的印度。誕生伊始，就不可避免地在殖民者的凝視裡呈現為危險、貧窮、落後、前現代的被殖民者缺乏文明衛生習慣帶來的後果。這套邏輯在不同時空中不斷複製。世紀末的南美，霍亂首先襲擊的是秘魯，諸多鄰國眼中最窮的南美國家。委內瑞拉的媒體話語採用了一系列空間、身體和國際關係的修辭來形容瘟疫可能的“入侵”，把疾病描繪成“門口的刺客”，而國民要做的不僅是防疫，更是全面的防禦。
對疾病而言，戰爭是常用的喻體，傳染病尤甚。桑塔格精準地指出“隨著細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被確定為疾病的載體，軍事隱喻在醫學中第一次獲得了廣泛使用”。而當載體從病原體轉譯為攜帶病原體的人群，入侵者和防禦者就從病原體和白細胞轉譯為了一群人與另一群人。戰爭的隱喻在90年代初的委內瑞拉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危機的症狀。1989年二月，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第二次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不久就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受了一筆四十五億美金的外債以試圖緩解石油價格下跌導致的通貨膨脹，條件是必須實施嚴厲的緊縮政策，深化新自由主義路線，這很快把國家推向了貧富差距的深淵。在1992年霍亂爆發之前，一系列窮人主導的遊行已經讓佩雷斯政府的政治信用降到底點。對此刻國內的富人而言，這些“亂民”是比疾病更緊迫的“門口的刺客”。而此時無論是官方的防疫快訊還是媒體的批判性報道里，套用戰爭隱喻的疾病話語仍舊把霍亂與貧窮捆綁在一起，雖然給社會問題以緊迫性，但並沒有形成具有建構性交流的話語空間。事實上，霍亂爆發不久，彼時還是上校的查韋斯就發動了一次不成功的政變，雖然沒能直接取代佩雷斯政權，後者搖搖欲墜執政到1993年春季也終於倒臺。
委內瑞拉的第一例霍亂病例出現於1991年十二月，患者是一位從哥倫比亞開來的卡車司機。這例“輸入病例”並沒有引起委內瑞拉衛生防疫中心和全國輿論的重視。真正的恐慌要等到十二月14日，那是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現的時候。死者是一位六十歲、走街串巷的冰淇淋小販，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生活在哥倫比亞邊境上的原住民。
同樣在邊界上游走，為什麼卡車司機只是一例“輸入病例”，而原住民就帶來恐慌？除了病患的生死，更重要的是霍亂防疫所激起的種族主義話語。如前文所述，防疫話語把以糞口傳播為主要途徑的霍亂傳播與衛生習慣，貧窮，落後的文化習慣綁定在一起。彼時的委內瑞拉社會不但把窮人視作敵人，即使在進步主義者的視角中，遊離在現代生活邊緣的原住民仍然是需要防範的。除了社會文化上的邊緣地位，原住民往往也生活在國家的邊境地區。或者說，南美現代民族國家誕生後才劃分的邊境切斷了他們本身連續的族群和活動範圍。在疾控早期對外的“防”疫話語中，他們也是防控的對象，名副其實是現代社會的陌生人。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這種基於種族的汙名化話語把文化概念和生物概念混同起來。人類學的立足之本就是先天生物基礎和後天文化涵育的區別，從博阿斯到列維-斯特勞斯，美洲大陸的田野資料在這一理論脈絡的發展中功不可沒。詭吊的是，在發展主義的現代化進程中，原住民的文化往往被構建成了現代化的阻礙，進而制度性地被剝奪了前現代時期涵化靈活、可擴散的特點，被僵硬地與原住民的種族本身捆綁起來。布里格斯指出，這種僵化的種族-文化汙名化話語之下，防疫宣傳和公共衛生措施幾乎不可能產生效果。委內瑞拉白人佔百分之九十五，非裔百分之三點六，原住民只有百分之一點二，處在階級的最底層。居住在城裡的西裔白人一方面會鄙夷原住民食蟹的習慣是他們得病的罪魁禍首，但這種鄙夷並不會增進他們自身的衛生意識，還是會抱著自己種族上就百毒不侵的潛意識饕餮醃魚生（Ceviche）這樣的美味。而面向原住民的公共衛生教育也絲毫不考慮本地的傳統，一刀切地把食蟹這樣的習慣等同於霍亂之源。這樣的邏輯，在世代食蟹但僅在近幾個月遭霍亂侵襲的原住民眼中荒謬而不可信。雖然一線的防疫工作者十分努力，也得到原住民的感激，但整個公衛教育體系還是效果不彰。
委瑞內拉原住民。 視覺中國 圖
如果說17年前的SARS把廣東人約等同於“食用果子狸”的野蠻人，那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倒是沒有特地把湖北人拎出來作為光顧華南海鮮市場的元兇來批判。原因似乎不難解釋，在大眾的地圖炮裡，荊楚之地並不顯得特別荒蠻。無論是蝙蝠湯還是穿山甲，對吃食野味的抨擊很快就上升到了整體中國人的層面上，布里格斯分析的種族-文化話語似乎更多地在國際層面的排華現象裡出現。事實上，形塑大眾對病毒傳播性想象的還是前後反覆的幾輪話語。一開始把傳播僅限在了人與動物之間，“可防可控”、“沒有人傳人”。但鍾南山在一月20號肯定了人傳人之後局面急轉直下，23號武漢封城，約50萬武漢市民逃離三鎮，加上此前已經出城度假或探親訪友的武漢的民眾一併成為了地域歧視的對象。話語的反覆雖然沒有直接把湖北人等同於易感者，但武漢和湖北的民眾成為了被防的對象。這種反覆矛盾的操作消解了具體的醫學智識。正如《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早前一篇文章《“封堵武漢人”：從防疫話語到地方主義》裡談到，精細而具體的醫學防疫法則似乎成了混亂而無理的巫術原則，“只要你是湖北人”就成了排擠和隔離的鐵律。比起委內瑞拉的土著，武漢人乃至湖北人成為了更加不明不白的防疫對象，沒有文化和生物基礎包裝的外衣，他們受到的也是最赤裸裸的地域歧視。
WHO：“科學、現代、全球化”話語
身為有自反性的美國人類學家，布里格斯深知在更高的尺度上，這套基於貧窮文化和種族主義的防疫話語掩蓋的是南美國家之間相對貧困差異背後共同的後殖民歷史。事實上，這種話語更有力的語體正是來自壟斷現代化、科學化和全球化防疫話語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在WHO關於南美疫情的測評中，不僅會播報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也會著重指出哪些國家新爆發了疫情，哪些國家有被感染的危險。這種播報的邏輯也被委內瑞拉的國內媒體所熟悉操練，比如國民報（El Nacional）就指出委內瑞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口都是高危人群（vulnerable group）。這一看似精確的數字的計算過程卻十分粗糙，只是把極端貧困的人口比例與相對貧困的人口比例相加，其背後的邏輯即霍亂是一種“貧窮的疾病”。作為可高度翻譯的語言，數字統一塑造了整個國家對疫情的想象，但事實上數字對造成統一也能造成分裂的疾病想象。隱在高危人群之下是的百分之十七的富人階級。對他們而言，只要隔離開這百分之八十三就足以保證安全。同胞成為了“防”的對象。而對那百分之八十三的高危人群而言，需要防範的也不僅是水源汙染，其中相對更加貧困的一部分人也會迭代地成為防範對象。
1990年代初委內瑞拉的防疫體系遵循的是美式的疾控中心（CDC）模式，地方監控部門採集到的疾控訊息與病歷樣本會逐層上報，最終由中央疾控中心發佈每日的防疫數字。通過從對遠在巴黎的世衛組織幹部到委內瑞拉各級別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再到一線防疫人員的訪談和參與式觀察，布里格斯夫婦深入瞭解了數字話語傳遞的政治。他們發現在地的臨床診斷並不能輕易算進防疫數字，按照世衛組織的操作手冊，只有送入疾控中心的樣本檢驗後才能作為感染與否的權威證據。知識生產的集中化看似科學，但事實上在疫病爆發的過程中臨床診斷才是守在瞬息萬變疫情一線的哨兵，實驗室的檢驗往往滯後。面對動態的疾病，把任何機構當做至高無上的知識生產權威無論是對病患、對知識、對這些機構、還是對一般民眾都是不公平的。
人類學家能做些什麼，取決於人民能說些什麼
在《疾病的隱喻》一書的開頭，桑塔格就提醒我們：“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儘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陰森恐怖的隱喻構成道道風景的疾病王國而不蒙受隱喻之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此一來，在修辭上打轉的話語分析似乎是最無效的學術生產方式。那語言人類學家能做些什麼呢？
本書中，布里格斯夫婦最重要的工作並不在於揭露國家防疫話語、新聞媒體報道、疾控中心數字邏輯上的漏洞，而是在採集了原住民關於疾病爆發，族群被迫遷徙，再被強制隔離的講述。與關於使用流俗隱喻的媒體或者疾控中心對數字的粗糙使用不同，原住民的口頭表達充滿著情感和敘事技巧。他們的採訪對象中不乏技巧精湛的說故事高手，通過大量使用“直接引語”這樣的技巧，他們的故事飽滿，能讓多聲部共存，而不是如官方和市場上的媒介一般充滿著單線敘事。人類學家的技巧在保持這種多聲部的話語生態，乃至進一步通過話語並置來豐富它。比如當查爾斯·布里格斯詢問因為霍亂爆發被迫背井離鄉的馬裡烏撒人（Mariusan）疾病最早出現的場景，他不僅從當時經過此地的外地人那裡瞭解到了當時霍亂爆發的慘狀，也從當地人那裡知道不同於官方敘事裡食蟹和貧窮好像自然而然帶來了瘟疫，第一位馬裡烏撒感染人恰好是一位當地有名望的巫醫，在給一位遠道而來的非原住民漁夫使用巫術治病的時候感染上了怪病。部落裡的薩滿一次次絕望地嘗試著找到疾病之靈的儀式都未果，他們在夢中對精靈的詢問也都沒有答案。巫醫最終去世了，疾病接二連三地帶走了更多的部落成員，這種絕望中整個部落選擇了遷徙。
在堅信現代化醫術的公衛人員眼中，這樣的敘事只能顯示巫術的失敗。可對於馬裡烏撒人而言，講述巫術失敗的方式是他們保存生命經驗最重要的方式。對比美洲原住民常見的祖先武功歌，這段因為巫醫慘死而引出的流亡史同樣生動而使後人銘記。即便已經離開故土，疾病並不能摧毀一些，單薄的講述才會使文明的歷史過早褪色。如此一來，人類學家能做些什麼取決於人民能說些什麼。人類學家能做的事情似乎很少，即通過民族誌把具體的人留下，但其實又很多，因為具體的人不應，也不會停止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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