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中國有許多優秀的攝影師，由於歷史的偏愛，我才能成為這樣一個幸運者”，“當我為偉人尋找背景的時候，無意中偉人也成了我的背景。在他們的背景之下，我才能夠真實地記錄下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瞬間。”
十年前，一位記者曾到徐肖冰、侯波家中造訪，令人訝異的是，兩位鼎鼎大名的攝影師家中竟鮮有照片示人，除了客廳正面牆上的那幅合影，畫面上再現了夫妻二人年輕時與毛澤東主席在香山的場景。
那是1949年5月的一天，徐肖冰、侯波夫婦接到拍攝毛澤東接見蘇聯代表團的任務。蘇聯代表團一行人離開後，毛主席熱情地與工作人員攀談起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曾認識徐肖冰，當時徐剛剛參加八路軍，在“延安電影團”參與拍攝工作。在得知徐肖冰的妻子侯波家在山西，也曾在延安學習時，毛澤東風趣地說，
“山西可是個好地方，關雲長就是夏縣人，武藝高強，人又忠厚”，“你是吃陝北小米長大的，要好好為人民服務。”
這讓第一次見主席心裡緊張的侯波一下子輕鬆起來。臨別時，新華社記者陳正青為侯波夫婦與毛主席拍照。原本侯波、徐肖冰站在主席兩旁，毛澤東搖了搖頭，
“不行，不能這樣站！女同志是半邊天，要站在中間！”
陳正青按下快門，這張珍貴的照片就這樣誕生了。
直到後來，侯老回憶起這張照片還在感嘆，“這張照片我都不敢拿出來，因為一拿出來，人家就會問：你怎麼站在主席和徐肖冰的中間呢，怎麼站得和主席這麼近呢。”
▲ 1949年5月，毛主席與侯波夫婦在香山合影。陳正青攝
▲ 毛主席與侯波 陳正青攝
1949年9月，在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及重大活動拍攝的侯波接到組織安排調入中南海的通知，主要負責為中央領導人拍照，以拍攝毛主席的活動為主。僅僅25歲就獲得瞭如此寶貴的機會相當幸運，而機遇同樣也是挑戰，在中南海不到兩個月，她接到了一項前所未有的重大任務——拍攝開國大典。
“作為一個20世紀的中國人，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一件事能與開國大典相比。接到10月1日到天安門城樓拍攝開國大典的任務後，我們領到了一個條子。那大概就相當於今天的記者證，佩戴著這個條子，就可以自由上下城樓了。他（徐肖冰）負責拍攝電影，我則負責照片的拍攝”，侯波回憶道。
為了能拍好這次大典，上級從《華北畫報》、《東北畫報》、北平電影製片廠照相科選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術過硬的記者和攝影師，但能夠上天安門城樓的攝影記者只有陳正青、楊振亞和侯波，其中，侯波是唯一的女性。
▲ 1999年9月，拍攝開國大典的五位攝影家在建國50週年之際聚首天安門廣場。
▲ 1999年，侯波與徐肖冰在天安門金水橋與毛主席像合影。
新中國的成立是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大事件，10月1日上午，天安門城樓下早已人山人海、人聲鼎沸，侯波的拍攝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困難。
一是搶機位。 為了拍好照片，侯波上午不到10點就到天安門城樓觀察地形，快到中午的時候蘇聯專家帶著彩色紀錄片的拍攝設備也紛紛就位。緊接著，侯波又趕到中南海拍攝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連午飯都來不及吃。下午三點左右，當侯波趕回天安門時，一看場地就著急了。
“蘇聯的攝製組佔據了最好的位置，正面的角度都是他們的。開國大典使用的所有麥克風，都是蘇聯的設備。他們是斯大林派來的兩個攝製組，想要和中國的拍攝師合拍一部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他們用的是拍電影的大機器，拍彩色膠片，並同期錄音。好位置都沒了，我只好在夾縫中站著。”
開國大典上，隨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走動，侯波需要不停跟拍。由於空間有限，瘦小的她冒著危險將身體探出前廊邊的矮牆，一再往後撤身子，還是取不到滿意的角度。
“你放心大膽地取景吧，我抓住你。”拍完，侯波扭頭一看，幫忙的人竟然是周恩來。過了一會兒，侯波又要把身體探出護欄外，陳雲主動伸過手來，“我來幫你，趕快拍。”
二是膠捲少。 由於當時經濟條件困難，侯波的相機有的還是繳獲的戰利品。開國大典當天，她用了德國祿萊120相機，這臺相機在當時已經比較先進了，但只有一個標準鏡頭，太遠太近都很難拍出效果。中南海的負責人用外匯到香港買了8個膠捲，每卷只能照12張。面對舉國同慶的歷史時刻，她卻“捨不得”拍了。
“我很珍惜，每摁一張，心裡都要數一下。整個大典只用了三個半膠捲，捨不得啊！那天拍的照片，幾乎每一角度都只有一個底片。當時我的照相機只有標準鏡頭，沒有廣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實這張照片從光線、構圖和技術上來講，我是不滿意的，但它有特殊的意義。”
在硬件條件受限的情況下，侯波仍堅持最大限度地拍出完美照片。
“毛主席講話的時間很短，根本來不及選擇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門，可是即使這樣，選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過程縮短，甚至縮短為一瞬間，這樣捕捉到的背景才會是自然的，沒有任何矯飾的。”
三是來自現場群眾的抱怨。據侯波回憶：“我當時在城樓上拍照時總蹲在圍牆下，有人不理解。因為當天城樓上下是靠一條掛著一個籃子的繩子來聯繫的。下面有什麼意見或有什麼問題就拉那個繩子，籃子就提上來了。據說籃子裡面不少是罵我們記者的紙條，寫著‘你們擋著我們看不著主席，你們快離開吧’等。還有直接在城樓下喊叫的。所以我們攝影的同志都是儘量蹲著，只有拍照的時候才站起來。”
儘管如此，侯波完全融入到喜悅莊嚴的氛圍中去了，端著相機，不斷地變換著角度，將這些開國元勳們的精神風貌、神采，定格在膠片上。
“那天，毛主席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剎那，我的快門同時按下。”
“開國大典讓我感受特別深的一點是，人民當家作主那種歡欣鼓舞的喜悅完全是發自內心的。”
▲ 當時年僅25歲的侯波拍攝的《開國大典》，記錄了新中國成立的莊嚴時刻。
▲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陳正青攝
▲ 開國大典上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 播音員齊越、丁一嵐
▲ 開國大典盛況
▲ 1953年，油畫大師董希文借鑑當時的影像資料創作出《開國大典》。
▲ 2009年，唐勇力創作的工筆重彩畫《新中國的誕生》。（局部）
1961年，為了讓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脫離社會、脫離群眾，毛澤東忍痛做出讓他們回基層工作的決定，侯波被調到新華社攝影部工作。臨走前，侯波憋了好久的淚水再也沒有抑制住，毛主席對她說：“你到別的單位去還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後可以來看我，也可以給我寫信。你不要難過，以後有什麼困難隨時都可以找我。”1962年4月，侯波生了一場病，不知怎麼讓毛主席知道了，他特意派人給侯波送來一幅專為她書寫的詩詞：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從1949年進入中南海，到1961年7月調到新華社工作，侯波在毛主席身邊拍攝了12年。據不完全統計，在迄今對外公開的700多張毛主席照片中，有400多張是侯波拍攝的，其中包括各項重大政治活動照片，以及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全國各地視察、會見各國元首、接見著名人士、主持黨和國家的重要會議及出國訪問等活動的照片。作為毛澤東第一任專職攝影師，侯波光榮地完成了她的使命，為後人回顧歷史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參考文獻：
餘瑋：《女攝影家侯波：用鏡頭記錄開國大典》
藝術家檔案：
侯波（1924——2017），中國著名女攝影師，山西夏縣人。1938年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1944年在延安邊區中學、延安大學、延安女子大學學習。抗戰勝利以後，任東北電影製片廠攝影科科長，為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專職攝影達十二年之久，她用鏡頭記錄了叱吒風雲的共和國偉人們，尤其是毛澤東工作和生活的點點滴滴，留下許多永恆而珍貴的歷史瞬間，被譽為“紅牆攝影師”。後任新華社新聞攝影編輯部記者、中國文聯委員、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女攝影家協會主席。2017年11月26日22時，侯波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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