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人單案，事實清楚，證據紮實，嫌疑人供認不諱，所涉的罪名又是常見的盜、搶、故意傷害案件，就是大家通常說的簡單案件。這類案件在普通人眼中，決定是否批捕嫌疑人並不困難，只要略知刑法，就可以依據法律規定作出準確判斷。偵監部門的同事都認為如果能接到這樣的案件，不勞心、不勞力，順順利利就能審結。可是，2017年我審理的一起故意傷害案件，卻顛覆了我此前的認識。簡單案件不“簡單”，更不能簡單處理。
2017年6月中旬的一天，嫌疑人方某因瑣事持刀將小區內的一名男子砍傷。接到報案，警方在現場抓獲了嫌疑人，並將傷者送往醫院治療。經司法傷情鑑定，受害人頭部的刀傷達到輕傷二級。嫌疑人方某歸案後，如實供述了自己持刀傷人的全部經過，內容敘述完整，細節描述詳盡，目擊此事的多名證人也都把看到的情況告訴了警方。
案件從證據層面看，證據完整；從法律適用層面看，這是典型的傷害案，應以故意傷害罪（輕傷）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責任。無疑，這就是一起簡單案件。
我審閱了卷宗內的材料後，按照辦案程序規定，和書記員到看守所訊問嫌疑人方某。審訊室裡，方某對自己砍人的經過侃侃而談，還炫耀地描述了受害人求饒的情形。可是問砍人的原因時，方某先是支支吾吾，後來就用“我看他不順眼”一句帶過，這讓我大感意外。通常情況下，嫌疑人往往是在證據充分證明其犯罪事實時，把受害者如何刺激他，自己為什麼沒有能剋制怒火，對方主動挑起事端的行為進行充分敘述。在返回檢察院的路上，同行的書記員也表示困惑。更令人不解的是，次日，嫌疑人方某的妻子就送來了受害人書寫的諒解協議，表示撤回對嫌疑人的控訴，同時放棄各項民事索賠。
為了核實諒解書的真實性，我通過電話聯繫上了被害人，被害人表示諒解書是他自願寫的。電話另一端，受害人的妻子也信誓旦旦表示，都是同院子的鄰居，兩家有時候還相互幫忙接送在同一所學校上小學的孩子。事情發生後，嫌疑人的妻子多次登門致歉，他們諒解了對方的瘋狂舉動，不存在被威脅的情形。
“這個案子有問題！”在我關上電話免提的同時，同事脫口而出。“對啊，雙方當事人都沒有講傷人的事由，證人沒有談到，可能因為不瞭解，這還在情理之中。可是，嫌疑人、被害人……”帶著疑問，我們走進了辦案民警的辦公室。
“嫌疑人的妻子和受害人是同事，兩家早就認識，平時關係不錯。”民警將調查瞭解的情況告訴我們，“嫌疑人本來就覺得自己是個司機，妻子算是個坐辦公室的白領，雙方有差距，加上好事者拱火，衝動之下持刀砍傷了受害人。”
民警接著說，“為這事，受害人兩口子有顧慮，說是都在一個院子住，嫌疑人被羈押了，出來後會不會……嫌疑人思想疙瘩若解不開，後果是啥也不好說。”
“批捕還是不批捕你們檢察院決定，我們堅決執行。”最後，民警說。
“不批捕，一旦出現嚴重後果，說重了就是瀆職；批捕，顯然批捕必要性的理由不充分，畢竟受害人出具了諒解書。”我思忖著。
“對嫌疑人方某不批准逮捕，但在決定之前要對他進行心理疏導，打消其因為進了監所產生的怨恨。”科長最後決定，“七天的辦案時間已經用去了兩天，下面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大家去忙吧。”
後來的幾天，我和科長先找嫌疑人的妻子談話，又找雙方單位的同事、鄰居談話，連續三天到看守所找嫌疑人聊天，內容是婚戀、家庭，關鍵詞是責任、信任。
“這是在辦案嗎？”我問科長。
“這還真就是辦案，再簡單的案件我們也要做到案結事了。”經過我和科長一番心理疏導，嫌疑人方某終於說：“我想明白了！”
一年之後，在街頭，我偶遇了方某一家三口，眼前的方某和妻子手挽著手，小姑娘在前面歡蹦亂跳，周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陽光很燦爛。 （梁楓 作者系西安市碑林區檢察院員額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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