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3 儒生與文吏的衝突與融合「江南收藏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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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閻步克,1954年生,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專業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著有《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譯著《官僚制》、《帝國的政治體系》,及論文90餘篇,論文集3種。

漢代帝國政府的主要成分是儒生、文吏兩大群體,那麼選官制度上的變動,就必然影響到二者間的關係。儒生文吏之間一直存在著政治方針和權力分配上的鬥爭。如賈誼稱“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董仲舒言“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文吏亦抨擊儒生“重懷古道,枕藉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在東漢皇權著手恢復和強化理性行政,並在選官方面建立了“試職”、“累功”之制後,儒生和文吏之間的權力分配,便立刻受到了影響。

“試職”、“累功”之法,是同時適用於儒生文吏的。因為按規定只有“德行尤異”者才“不須經職”,那麼,以經術得舉的儒生就不能免去“試職”、“累功”之事。雖然儒生之“軌德立化”也不妨謂之為“能”,但吏事政務原為文吏之所長,那麼這一制度,就將更有利於“以事勝”的文吏,而不利於“以職劣”的儒生。

東漢尚書檯權重。《後漢書·韋彪傳》:“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

”是居尚書者多為文吏。尚書多由尚書郎遷至。《後漢書·周榮傳》“諸(尚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是尚書郎亦多文俗吏。尚書郎由三署孝廉郎選,孝廉則來自郡國察舉。《後漢書·第五倫傳》:“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可見王朝重吏治,察舉重功能,遂使“辨職俗吏”在帝國政府中佔據著相當地位。

《資治通鑑·漢紀》明帝永平七年載宋均語:“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奸也。”王充《論衡·程材》亦記當時“古經廢而不修,舊學暗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為繩表也”。又《後漢紀·殤帝紀》

載尚敏疏稱:“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由字據《續古文苑》卷六補),力請“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可見當時公府辟召、州郡察舉,文吏頗有排擠儒生之勢。究其原因,則在於“用吏為繩表”,遂使選官中“使能”、“達吏”因素得到了制度化的強調。

但是,儒生與文吏在吏治選官上的矛盾衝突,固然在一個時期內演化出如上結果,可是從更長的時期來看,這種衝突的深遠影響卻是在另一方面上表現出來的,這就是儒生與文吏的融合。

自漢武帝以來儒術就成了官方意識形態。雖然早期儒學對官僚行政很少探討,儒生初始也確實不長於“優事理亂”,但“軌德立化”畢竟已經成了王朝主要政務之一,這一任務只能倚重儒生。儘管東漢儒生有“俗吏繁熾,儒生寡少”的抱怨,但這也是因為其政治期望值較之西漢已大為提高,而其時儒術與儒生的實際地位已不低下。王朝在行政上倚重文吏,但在意識形態上對儒術是推崇備至的。許多文化性官職如師傅、博士、文學、太子舍人等,仍是非儒生莫屬。儒生文吏之爭也未必就有損於王朝政務,或許還有促進,競爭有助於二者各自發揮其優長的一面。一方面王朝重吏治、重功能,主觀上並非專意排斥儒生。儒生如果經“試職”證明了自己“便習官事”,那麼就並不會遭到遺略,甚至可望得到比單純的文吏更為優越的前景。固然耽於典籍不諳政事的師儒代有其人,但也有越來越多的“通儒”,在參政後漸次掌握了行政技能,兼有了“優事理亂”能力。另一方面,由於儒術的正統地位,許多文吏也開始兼涉經傳、兼染儒風。就整個漢代的發展趨勢而言,儒生文吏兩大群體又處於相互滲透、相互融合之中。

一方面許多文吏出身者,在日益向儒生轉向。如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官至丞相;黃霸“少學律令,喜為吏”,後從大儒夏侯勝受《尚書》,舉賢良為揚州刺史;於定國“少學法於父”,仕至廷尉後遂延師受經,“學士鹹稱焉”(均見《漢書》)。另一方面,不少儒生在習經同時又努力掌握律令文法。如王渙,“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黃昌“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陳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鍾皓“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論衡·程材》記當時風氣:“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明經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趨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王充對那種“義理略具”就轉習文法之風的批評,恰恰說明他之所謂“儒者寂於空室”,是指那些徒能講誦不涉官務的儒生,他們因不能“典城牧民”而在仕途上不甚順利;而社會上大量出現的卻是那種既通一家章句,又兼明文法律令的亦儒亦吏式人物,這種人物的湧現已經成為一種深刻的時代潮流。

“試職”、“累功”的察舉之法,有力地推動著這一變遷。《文獻通考·選舉八》

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遊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辨。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

西漢察舉也自郡縣屬吏取人;而使之大為嚴密化、制度化的,則是東漢的“試職”、“累功”之法。這種“才試於事,情見於物”的選官辦法,促使大量“儒生學士”通過吏職而“便習官事”,變成了諳悉政務的“賢公卿大夫”。

《藝文類聚》卷五二收有漢末魏初王粲所作之《儒吏論》片斷,對儒生文吏之對立與融合,亦有出色議論:

執法之吏,不窺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訓雅,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吏服訓雅,儒通文法”,正是兩漢四百年儒生與文吏長期對立的歸宿。由此而形成的一種既熟知儒家經典,又通曉文法律令的角色,構成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群體的基本特徵與基本成分。東漢選官“以能取人”的方針和“試職”、“累功”的方法,有力地促成了這一變遷。由之,儒生與文吏的衝突,在二者的接近與融合中漸趨消解。而如我們在後文中將要看到的那樣,這反過來又將反作用於選官制度的變遷。

【附記】本章敘述了“以能舉人”方針和“試職”、“累功”方法,在東漢前期造成了文吏勢力對儒生的排擠和對德行標準的衝擊。但曾有學者根據統計提出,東漢孝廉以德行得舉者居於多數。對此,我以為應作如下認識。首先,東漢二百年曆史是一個漫長過程,各個階段情況肯定各有差異。東漢前期,明明有“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的記載。其次,“辦職俗吏”並不為學人所重,而“盛德之士”則有更多機會進入史傳,從而增加了統計比例。而且,許多“盛德之士”往往也是因為同時又具備吏幹,才得到察舉的。我們應該綜合多方面材料,才能對察舉一途中各類人物的比例消長作出較近情實的估計。

又,或有學者提出史傳中頗多未曾“試職”為吏之秀孝,特別是記作“初舉孝廉”者,當即屬於未經“試職”者。按,“授試以職”之制原本又有“德行尤異不須經職”的規定,故有未經“試職”之秀孝出現並不奇怪。同時,這裡還有史傳省文的因素。《後漢書·朱穆傳》記其“初舉孝廉”,無經歷郡縣吏職之事;然而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年二十為郡督郵……遂歷職股肱,舉孝廉。”此即史傳省文之例,且可證“初舉孝廉”者未經“試職”之說不確。

當然,制度規定是一回事,而漢代擁有頗大選舉權力的郡守對之是否嚴格執行,又是一回事。特別是東漢後期名士集團興起,士林輿論漸能操縱選官,“以能取人”方針遂難以有效貫徹,對之容後文專論。

—— 摘自 閻步克 《察舉制度變遷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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