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眼裡，近代日本的歷史就是不斷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而中國就是受害最深的國家。但是我們回到日本的歷史現場去觀察的話就會發現，近代日本其實是有一個擺脫軍國主義傳統，走向正常的民主國家的機會的，這就是日本的大正時代。考察大正時代如何給日本帶來了希望，又如何摧毀了所有的希望，對於後來的人們來說是可以有現實的借鑑意義的。

一、繁榮的市民文化

中國人對於近代日本歷史的興趣大多集中在兩個時間段，一個是使日本由半殖民地一舉變為世界列強的明治時代，一個是日本逐步走向法西斯道路最終給中國帶來了巨大傷害的昭和時代。相比較而言，居於其中的大正時代（1912—1926）在中國人的眼裡似乎比較陌生，甚至對於很多日本人來說，大正時代也顯得非常尷尬。此外，相對於之前和之後的兩位天皇，大正天皇本人的存在感其實也很低，大正天皇因為幼年曾患有腦膜炎，導致整個人常常處於神志不清的狀態之中，這種局面伴隨他終身，並且日益嚴重。

患有重疾的大正天皇

不過，大正天皇的不幸也正好造就了大正時代的萬幸，明治時代的日本人剛剛接觸到現代文明，顯得還很青澀，而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則陷入到狂熱的民族主義當中，恰好處於其中的大正時代，日本人能夠從容的吸收著來自西方的現代文明成果。

大正時代西式著裝的日本女子

大正時代首先是日本現代市民文化建立的階段，得益於一戰前後日本經濟的起飛和戰後國際局勢的穩定，日本的經濟在二十世紀頭二十年得到了穩步發展。雖然物價在不斷上漲，但隨著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也提高了。工業化的長足發展，使得巨大的城市在日本一座座的崛起，東京的人口達到了三百多萬，而幾十萬人口的城市也在不斷出現。前往城市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人數不斷增加，市民階級開始作為一股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力量出現在日本的歷史舞臺上。在這些大城市裡，電力得到了普遍的運用，電燈進入千家萬戶，使大城市都成為不夜城。電車開始在馬路上飛馳，上班族坐著電車，讀著講談社的《國王》週刊，聽著留聲機，看著歌舞劇，過著西方人一樣的生活。而街頭上卻總能見到不少穿著傳統服飾的婦女，一邊是鼓吹文明開化和脫亞入歐，一方面卻也不乏狐疑的對待西方文化的民族主義分子，這種新舊文化的交融當中，表現出來的是別樣的風情。

街頭的西式建築

二、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

這個時代也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在很多城市的郊區，知識分子們比鄰而居，形成了一個個的文化村。在這些地方，舊式的日本園藝風格的建築和西洋別墅混雜在一起，似乎體現了大正時代紛亂的文化格局。如果說明治時代是日本文化剛剛開始學習西方的蹣跚起步的階段，那麼大正時代則迎來了收穫的季節，在這個時期，日本突然湧現出了大量世界級的文學巨匠，在那時，江戶川亂步筆下的明智小五郎開始了偵探生涯，橫溝正史筆下的金田一耕助剛剛誕生，小林多喜二在書寫著蟹工船工人們的遭遇，芥川龍之介在書寫著他的那些令人不安的作品，夏目漱石則在東西方文化的夾雜當中茫然。

東京郊區

除了這些文學家以外，一些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也在為建立一個更加符合憲政框架的國家而努力著。明治時代的日本所建立的政治框架是天皇擁有極大權威的君主立憲制，君主不僅有巨大的權力，而且被視為“現人神”，是天照大神在人間的代表，因此，整個國家的主權都屬於天皇。這種思想顯然和近代的“主權在民”的觀念格格不入。為此，自由派知識分子必須首先解決天皇和國家的關係，只有將這二者之間的關係理順，才有可能建立一個正常的國家。1911年，在明治天皇去世的前一年，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正式發表了《憲法講話》一書，提出了“天皇機關說”，認為天皇應該是君主立憲國家之下的一個政府機關部門，國家的主權屬於全體國民。

晚年的美濃部達吉

不過這些表面上的“進步”其實也不能反應當時歷史的全貌，很多人對大正時代出現的這種“新局面”是不滿的，與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直接敵對的就是主張天皇主權說的上杉慎吉。與此同時，大川周明在書寫皇族史觀的日本史，北一輝在構思著改造國家的大計，他們也擁著有巨大的粉絲群。不過，在當時的日本人看來，這些都沒有關係，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只是誰也沒有想到，後來一種聲音會徹底壓倒其他一切雜音。

三、大正民主運動

大正時代也是日本有機會建立憲政的時代，伴隨著長期的和平和市民階級的興起，人們對軍人把持著國家的重要部門的局面日益不滿。而傳統的藩閥財閥軍閥把持國家大權的現狀讓人們越來越不能忍受了。眾所周知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在長州和薩摩這些西南強藩的推動之下進行的，這些藩出身的一些士族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日本最初的統治集團，壟斷了日本的權力，因此被世人稱之為“藩閥”。藩閥長期把持日本最高統治權力，歷代首相皆出生於藩閥之中，這些人因此被稱為元老，由他們把持政府的局面也被稱為藩閥元老政治。而大正民主運動的呼聲，就是要打倒長期把持朝政的藩閥政權。

最後一位藩閥首相桂太郎

1912年末，長州藩士族出身的桂太郎第三次擔任了首相，朝野都知道這是一個堅決維護藩閥政治，反對政黨政治的頑固派。面臨日本民間強大的要求進行改革的呼聲，桂太郎的措施是以大正天皇的名義下達了斥責騷亂的“敕令”。然而誰都知道大正天皇根本就是一個神志不清醒的精神病人，桂太郎根本就是在打著天皇的旗號反對改革。在這種局面下，民間的反對風潮終於爆發。1913年2月，才上任兩個月不到的桂太郎被迫辭職，這是第一位被民眾運動趕下臺的藩閥首相，他的下臺標誌著藩閥時代的結束，日本進入大正民主時代。

反對藩閥政治的民眾運動

民眾依靠自己的力量第一次在與藩閥集團鬥爭當中獲得了勝利，這對當時日本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就連積極反對政黨政治的桂太郎，也放下了元老的架子，開始組織自己的政黨來參加政治活動。其實桂太郎的下臺與其說是因為民眾的反對，不如說是因為藩閥內部的分裂。當時積極出面組織民眾反抗桂太郎內閣的政友會，其大佬就是被桂太郎鬥掉的元老西園寺公望。但是這次事件顯示了民眾運動的力量，任何政黨也不能忽視民間的聲音了。也正是在此之後，一位名叫浜口雄幸的平民子弟開始進入政界，並且最終成為日本第一個出身平民的首相。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日本的民間參與度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各種思潮，各種社會運動也開始興起。傾心於左翼的勞動階級熱情洋溢地上街慶祝五一勞動節，而追求自由民權運動的人們一遍又一遍在各個陣線鼓與呼，主張天皇主權論的上杉慎吉遭到人們的嘲笑，軍閥的走狗們在電車上遭到人們的白眼，而擁護憲政，主張天皇機關說的美濃部達吉成為人們追捧的英雄。東京博覽會開幕儀式上，人們熱情的歡呼一個沒有藩閥軍閥和財閥的時代。在整個大正時代，選舉權不斷放開，傳統的西南藩閥逐步退出歷史舞臺，軍部的鼓譟越來越如過街老鼠，當第一個政黨內閣組織起來的時候，日本的市民階級似乎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個美好的明天馬上就要到來。

文史君說：

如果說明治時代是司馬遼太郎所說的望雲攀登的巨人時代，昭和時代是北一輝等人寄予希望最終卻帶來災難的動盪和毀滅的時代，大正時代更像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凡人的時代。畢竟，歷史學家和普通民眾們都不喜歡平凡，文學家們也難以找到重大的題材。但是當日本人從自我膨脹和建立世界強權的迷夢當中驚醒，就像是巨人轟然倒塌，人們意識到維持一個巨人的身軀居然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的時候，大正時代的平凡就顯得可愛和浪漫了。《大正文化》的作者竹中民朗將這個時代稱之為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其含義就在於此。但是再美好的夢都會醒來，日本最終沒有走向憲政民主的道路，而是踏上了一條給整個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之路，這其中的歷史劇變，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當中繼續探討。

參考文獻：

竹中民朗：《大正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15版

安德魯·戈登：《現代日本史》，中信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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