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5 《四库全书》对文化摧残绝不亚于焚书坑儒

《四库全书》对文化摧残绝不亚于焚书坑儒

《四库全书》对文化摧残绝不亚于焚书坑儒

相比秦始皇,乾隆皇帝在这件事上做得更绝——焚书。

乾隆38年,好大喜功的爱新觉罗·弘历下令设立四库全书馆,任命当时颇有盛名的学者纪昀担任总编纂官,开启了长达15年的“经史子集”修撰工作。

这是一套包罗万象的文化系列丛书,总计存书3457部、79070卷,存目(官方认为不合格的书,仅仅保留书名)6766部、93556卷。书成以后,誊写四部,分别藏于文渊阁(皇宫文华殿后)、文源阁(圆明园内)、文津阁(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文溯阁(辽宁沈阳)。同时,又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一部,以供人抄阅学习。

《四库全书》对文化摧残绝不亚于焚书坑儒

从表面上看,这项工程由皇家主持并出资,精选当时的文化专家参与,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似乎是一项文化整理与挖掘的德政工程。而且很多传习久远的书籍由于传抄和流传过程中的变动,内容渐渐有了差异和错误,经过文化专家的校正,减少了错讹,也是一种文化贡献。

但实质上,这项所谓的皇家德政工程的背后,隐藏着秦王朝爱新觉罗家族意图在文化上实现高压统治的阴暗企图。众所周知,清朝是一个文字狱频发,而且每次都规模浩大、手段残忍的朝代。经历顺治、康熙、雍正的数次屠杀,到了乾隆年间,皇家仍然觉得文化禁锢的目的,于是就借助编修《四库全书》,开启了一场规模更加宏大的毁书、禁书的工程。

从乾隆39年开始,清廷就四处张贴告示,晓谕天下,命令所有的百姓主动交出“违碍”书籍。这些上缴上来的“违禁”文化产品首先经过纪昀过目,然后交由皇帝亲阅,随后就立即记录下书名,然后一把火焚烧掉。

《四库全书》对文化摧残绝不亚于焚书坑儒

据有关史料记载乾隆39年至47年的9年时间里,共进行成规模的书籍销毁活动24次,538种,13862部。什么书会被投入焚书的火坑里呢?第一,明末人著作的反清书籍,比如顾炎武、黄宗羲、史可法,甚至明朝一些有节操的大臣,例如左光斗、杨涟等,当然也包括讴歌这些人的作品。第二,记录满人入侵的时候屠城、烧杀淫掠恶行的书;第四,所有的古代书籍中有斥责金、元或者反金、抗元字眼的作品;第五,古书中称北方少数民族为夷、狄、虏的。

就在这样的严苛而无理的规则操纵下,大量承载着汉族文化的书籍被付之一炬,其中的很多书籍连书名也没有被保留下来,也就是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存目”。而公开显示的“存目”的数量,就远远超过了进入“四库全书”也就是国家正版的数量。那些有幸逃过火灾,被国家认可的文化产品,也被授意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以最大限度符合“圣意”。

好在文化是一个根基深远的东西,这些“斩草”行为并没有完全的产出悠久浩瀚的汉文化的根脉,一些有识之士也拼死保存了极少量的书籍,使得我们后世的人可以一睹这些作品的本来面目。所以,从清朝嘉庆年间以后,一些宋元时期版本的书籍就开始越来越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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