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河北省文聯主辦的《河北文藝》第6期，在比較顯著的位置刊登了一篇短評《“歌德”與“缺德”》，在全國引發了一場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不同觀點爭執不下，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打起了“棍子”、戴起了“帽子”。在此情況下，時任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出面平息了這場爭論，將之引導到健康的文藝批評的道路上，維護了文藝界撥亂反正的大好局面。

一石激起千層浪

《“歌德”與“缺德”》的面世，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文藝界各種思想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產生的。當時，由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發表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刊登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引發了一場關於“傷痕文學”的爭論，爭論焦點集中在應不應該“暴露”、能不能揭露社會“陰暗面”等問題上，而且爭論日趨廣泛，進而出現了關於“歌頌與暴露”、“向前看”還是“向後看”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的導火線是1979年4月5日,《廣州日報》發表的《向前看呵!文藝》一文。這篇文章把揭露林彪、“四人幫”的文藝作品分成三類：一類是描寫大膽反抗“四人幫”的英雄，如《於無聲處》;一類是揭露“文化大革命”產生的社會問題，如《班主任》；一類是訴說“四人幫肆虐”下的人的悲慘遭遇。稱這三類作品都是“向後看”的文藝，不利於鼓舞人民“團結一致向前看，團結一致搞四化”，因此應該“提出文藝向前看的口號，提倡向前看的文藝”。廣東文藝界就此展開討論，並很快越出廣州,引向全國。文藝界多數人不同意文章的觀點,但也有人認為文章的觀點基本正確。類似的爭論也發生在上海。同月《上海文學》第4期發表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文章指出,“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四人幫”“陰謀文藝”（指“四人幫”為推行其政治綱領而炮製的文藝作品。1977年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中曾指出:“四人幫”抓的文藝，“以寫所謂‘走資派’為名，肆意攻擊和醜化黨的領導，變成了貨真價實的陰謀文藝”——筆者注）的理論基礎。文藝要真正打碎“四人幫”的精神枷鎖,迅速改變現狀,就必須為文藝正名,對“工具論”撥亂反正。文章雖然直接針對的是“工具說”，但也引發了人們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等問題的質疑，所以很快引起文藝界的重視。許多文藝理論工作者、各大學文科師生紛紛寫文章展開爭鳴。贊同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各種爭論相持不下，終於由於《“歌德”與“缺德”》一文（以下簡稱“歌文”）的發表而引發出一場波及全國的“風波”。

◆1979年3月號《連環畫報》刊登了改自盧新華同名小說的連環畫《傷痕》。

“歌文”中心思想是說，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歌德”——歌頌黨、國家、社會主義和人民大眾，而不是“缺德”——專門揭露“陰暗面”。從這個觀點出發，文章把寫“傷痕”、把揭露社會主義時期生活中的陰暗面的作品視為“缺德”，對“傷痕文學”進行了批判。而且，由於“文化大革命”“流韻”的影響，這種批判明顯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如文章寫到：“在階級社會中，只有階級的作家，沒有超階級的所謂‘田園詩人’。”“革命的作家應當是階級的眼睛,人民的手足”, “如果人民的作家不為人民大‘歌’其‘德’，那麼，要這些人又有何用？”“鼓吹文學藝術沒有階級性和黨性的人，只應到歷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義大師們的腐屍中充當蟲蛆。”“向陽的花木展開娉婷的容姿獻給金色的太陽,而善於在陰溼的血汙中聞腥的動物則只能詛咒紅日。”“那種不‘歌德’的人，倒是有點‘缺德’。”“現代的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兇，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漢輕輕叩門。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豔陽高照。”“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為何不可‘歌’其‘德’？而那種昧著良心，不看事實，把洋人的擦腳布當做領帶掛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們不如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人，雖沒有‘歌德’之嫌，但卻有‘缺德’之行。”“吃農民糧，穿工人衣，搖著三寸筆桿不為國家主人樹碑立傳，請問：道德哪裡去了?”“至於那些懷著階級的偏見對社會主義制度惡意攻擊的人，讓其跟著其主子——林彪、‘四人幫’一夥到陰溝裡去尋找‘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就是了。”

◆1979年《河北文藝》第6期。

這樣的語氣和觀點，在當時批極“左”肅流毒，且“傷痕文學”如日中天的時候，必然要惹起爭議。一段時間內，《河北文藝》編輯部收到許多議論“歌文”觀點的來稿,而且意見很不一致。於是，編輯部決定按照中宣部把文藝批評搞活的精神，藉機開展一場討論,明辨是非,提高認識。便在刊物第8期上選發了兩篇不同意見的文章:一篇題目是《關於歌頌領袖的問題》,另一篇題目是《也談“歌德”與“缺德”——與李劍同志商榷》。並加了一個編者按語：“本刊今年第6期發表了《歌頌與暴露》《‘歌德’與‘缺德’》兩篇文藝短論以後,在讀者中引起不同的反響。在人民內部,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民主,解放思想,開展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對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是非常有益的。”表明了要把討論引向深入。而對文章中存在的錯誤觀點和所起的消極作用，編輯部當時尚缺乏全面的認識，因此按語中看不出明確態度。

爭論逐步升級

這期刊物出版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等大報刊，很快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駁“歌文”。7月16日《人民日報》第3版發表閻綱的文章，指出“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太過頭了。批評有些人“以為中央重申四項基本原則就是文藝界反右的信號,因而又操起棍子準備打人了”。7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王若望《春天裡的一股冷風》的批評文章,言詞很“激憤”。說“歌文”猶如春天裡刮來的“冷風”，是貌似正確的“謬論”。“其語氣又何等霸道!”“比江青還江青”，“比張春橋十三年還十三年”，使不同觀點的爭論帶上濃重的火藥味。《紅旗》雜誌發表的署名文章強調：“歌文”這些觀點，同粉碎“四人幫”以來我國文藝界的鬥爭實踐和創作現狀很不相符，同黨的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背道而馳，因而是片面的、錯誤的。正如報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它是“春天裡的一股冷風”。在這股冷風的後面，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文藝界極“左”思潮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7月31日，《人民日報》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文”展開討論，其中包括周嶽的文藝短評《阻擋不住春天的腳步》，並轉載了王若望的文章。周嶽的短評把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認為這篇文章是打著“歌頌社會主義”“為四化服務”的旗號，散佈極“左”思潮，反對解放思想，反對“雙百”方針，抵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貫徹執行。隨後，不少省、市以召開座談會等形式,展開了對“歌文”的批評。

8月2日,上海市文聯舉行有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等各界50人參加的大型座談會。身體不適的巴金仍趕來主持會議併發言。同一天,上海《戲劇藝術》編輯部和《上海戲劇》編輯部邀集戲劇界人士也舉行座談會。兩個座談會眾口一詞批評“歌文”的觀點,認為“這是一股與當前的形勢以及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心願極不和諧的冷風”。8月10日至24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召開上海市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美術創作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除上海文藝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以外，文化部和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聯負責人也應邀參加。會議再次批評“歌文”，號召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繁榮文藝創作的途徑。

在北京,8月17日, 在陳荒煤、孔羅蓀主持下，《文藝報》編輯部、《文學評論》編輯部聯合召開有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學理論工作者、首都報刊編輯共80人參加的座談會，以“深入批判《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繁榮文藝事業”為主題，讚揚三年來“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桿”，面對現實，寫出了不少較好的作品。批評“有人颳起冷風”，把當前的一些創作指控為“缺德文學”“傷痕文學”“暴露文學”“解凍文學”,也批評了一些人把一個時期社會上出現的某些消極現象歸罪於文藝界的觀點。指出《紀要》陰魂不散，流毒遠未肅清，影響更不可低估。

與此同時，吉林的《長春》與江蘇的《雨花》、陝西的《延河》、廣東的《作品》、湖南的《湘江文藝》、上海的《上海文學》、安徽的《安徽文學》、黑龍江的《北方文學》、河南的《奔流》、遼寧的《鴨綠江》、湖北的《長江文藝》、浙江的《東海》等12家省級文藝期刊編輯部聯合召開座談會，讚頌三中全會以後文藝界的大好形勢，批評“歌文”等對揭批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危害的作品和批評阻礙四化建設的社會現象的作品橫加責難，是一股“倒春寒”。強調作家要忠於生活，講真理，說真話。全國許多文藝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學》《思想戰線》《文學評論》《文藝報》《湘江文藝》《當代》《詩刊》《長江》《邊疆文藝》《福建文藝》《安徽文學》《戲劇界》等都載文參與對“歌文”的譴責和批判。此時，對“歌德”與“缺德”的文學論爭已廣及全國20多個省市。

◆文藝期刊

省內，《河北日報》自7月22日發表文章《要鼓勵作家大膽創作——駁》《是廣開文路還是劃地為牢——也談歌頌與暴露》等批評文章後，8月1日、7日、9日、24日又連續發表了若干篇批評文章。

除了眾多的批評，也有不少文章對“歌文”持贊同和支持態度。有的認為文章是正確的，文藝界的思想解放已經引起了“思想混亂”，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藝路線”的道路，搞得不好，“會出現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種狀況”。尤其是王若望的文章發表後，一度《河北文藝》編輯部收到同情和支持“歌文”的稿件佔了多數。說明，對於文藝領域正在進行的撥亂反正，並非所有的人都有正確的認識。

還有一些文章對爭論中出現的“打棍子”現象表示不滿。《河北文藝》就收到一篇，是針對王若望的，而且還是他的學生，署名苗得雨，文章題目是《評》。文章強調，對文藝創作的一些問題，進行“爭鳴”是有益的，因為真理愈辯愈明。但任何事情不能走極端,“任何一種的極端,都不是真理而是謬誤。”文章指出:王若望的文章語氣也有些不大好,盛氣凌人,帽子也不少,在談問題的方法上也有偏激與武斷。一方面無視人家文章中的正確觀點,一方面對不贊同的人家的一些看法進行了自己的理解與解釋,而不是準確地如實地去分析批駁人家的看法,隨心所欲地解釋別人的觀點,然後又進行不客氣的批評,這種做法,不能認為是鄭重的。

除了對“歌文”觀點的爭論，當時，社會上對“歌文”的產生也有種種議論:有的說這是河北省委XX領導授意寫的;有的說是林默涵授意田間寫的;有的說是劉白羽的寫作班子寫的;還有的說是某“大人物”寫的,“李劍”是化名(“李劍”者,即“利劍”也),並連帶上《歌頌與暴露》的化名“澱清”都與“江青”有聯繫,等等。好像“歌文”背景很深，大有“來頭”。對此，一些當事人和知情人都予以否認。

爭論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兼任中宣部長的胡耀邦從倡導民主、自由的創作氣氛的角度出發，一直關注著有關“傷痕文學”的爭論，並將其提高到總結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促進文藝創作的繁榮的高度來認識。立足“雙百方針”，胡耀邦對文藝創作積極倡導一種健康的文藝批評。因此，1979年8月底，他從一封反映情況的來信中瞭解到“歌德”與“缺德”的爭論後，十分重視，當即與中宣部其他領導商量，決定召開一次小型座談會，目的是統一思想認識，樹立一種新的文藝批評風氣，加強文藝界的團結，繁榮文藝創作。

9月4日至7日，座談會在北京釣魚臺召開，由中宣部副部長廖井丹主持。參加會議的有全國文聯的負責人和在京的全國文藝界和主要文藝刊物的領導林默涵、陳荒煤、馮牧、李季、朱穆之等。並邀請河北省委宣傳部和省文聯的有關領導、作家、文藝界代表和《河北文藝》的有關人員齊斌、梁斌、田間、劉哲及“歌文”作者李劍（《河北文藝》編輯）等參加。廖井丹首先強調，“這個會是耀邦提議召開的。”原因是“歌文”發表後，影響範圍廣泛，有15個省市參加了討論。需要請河北的同志來，同全國文聯和主要的全國文藝刊物一起交換一下意見。目的是真正開動機器，解放思想，貫徹“雙百”方針，使文藝理論、創作進一步繁榮。要求與會者暢所欲言，消除拘束、顧慮、壓力，有什麼說什麼，不搞“三不主義”。並特別指出座談會不是專為批評“歌文”的，也不是追究個人的責任、雜誌的責任，而是通過這件事，吸取一點教訓。

◆胡耀邦

隨後，河北代表劉哲彙報了有關“歌文”的產生、發表和所引起的爭論情況，以及對有關問題的初步認識。李劍作了自我批評，表示要抓緊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從這次錯誤中吸取教訓。但對一些人說他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歌文”中說的“咒罵紅日”就是反對揭批“四人幫”的作品等持保留意見。河北省文聯負責人、《河北文藝》主編田間也作了檢討，承擔了領導責任。在4日、5日兩天的會議中，與會人員各抒己見，使認識趨於統一。一致認為，“歌文”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偶然中有必然。其文風有問題，但一些批評文章的態度也有問題。

9月6日上午，胡耀邦到會講話，開言即指出，這場爭論是粉碎“四人幫”後文藝戰線第一次全國性的討論和比較大的“風波”。並說用“風波”這個詞比較恰當，“不大不小，有點皺紋。”召開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採取同志式的、平心靜氣的方法交談討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這種方法根本區別於林彪、“四人幫”打棍子的方法，也有別於“文革”前有時曾經採用過的某些粗暴、簡單的方法。這樣做，是總結了一二十年的歷史經驗。如果再遇到類似問題（當然不希望再發生），我們就推廣這種方法，使文藝上的爭論納入到一種健康的軌道上。胡耀邦指出，這一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解決思想問題唯一正確的方法。人民內部思想上的爭論，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是長期存在的。躲開矛盾繞開矛盾是不對的。我們必須採取平等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來解決。今後，人民內部矛盾還會有，幾十年、幾百年以後還會有，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談到“歌文”，胡耀邦說：文章確實是有缺點、有毛病的，是不恰當的。在全國文藝界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是有原因的；文藝界有意見，是有道理的。文章的錯誤就在於同毛主席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相違背。特別是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反覆申明要在文藝和一切戰線上撥亂反正，把林彪、“四人幫”歪曲了的東西端正過來，把搞亂了的加以澄清；要保護各條戰線上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針不合拍，調子不合時宜。但他強調，作者是個青年人，青年人犯點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不應過多地追究。要採取教育的方法，誠懇幫助他，這是我們黨的歷史傳統。對“歌文”的批評是對的。但是王若望的批評文章說理不夠，火氣也大了些。對王若望這樣文壇上的老同志，應提出嚴格要求。

◆胡耀邦

胡耀邦進一步強調，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文章產生的歷史原因和環境。他說：1979年春天，恰是三中全會開過不久。三中全會跨的步子比較大，澄清了歷史上許多大是大非問題。由於步子跨得大，一些人容易轉向，對新的東西接受不了，思想跟不上，還停留在三中全會以前，甚至某些同志思想還停留在三年以前。所以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列寧說過，氣候變了，衣服也要換一換。毛主席也常說這個道理。所以，作者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一定環境中發生的。離開歷史條件、歷史環境去解決問題，要犯錯誤。因此，不要過分追究個人的責任，也不要過分追究河北省文聯有關同志的責任。要團結起來向前看，開創河北省文學藝術工作的新局面，把河北省的文學藝術活躍起來，繁榮起來。他還對河北的代表們說：回去以後，不要再爭論、算賬，這個賬已經算清了。李劍同志回去檢討幾句我們歡迎，但主要是制定對策，調兵遣將，調動千軍萬馬，放開手腳，鼓勵和組織大家大膽創作，使我們的文藝更好地滿足人民的需要，滿足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他還列舉了河北黨的歷史上許多重要事件來說明，有很多文藝題材待發掘，有豐富多彩的文藝形式需要整理提高。河北文藝創作的路子寬廣得很。應大力組織、鼓勵創作富有河北地方特點的文學藝術作品。一句話，“要萬紫千紅，美不勝收”。

這次座談會和胡耀邦講話後，關於“歌德”與“缺德”的全國性爭論趨於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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