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长河的一部分，巴人也是中华民族古老而富有神秘色彩族群之一。虽然巴文化无论是涉及的地域还是人口数量，在整个西南片区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由于涵盖区域一直处在崇山峻岭之中，在文明程度上相较于中原和蜀地都显得非常落后，在广袤的巴文化区遗留下来可供研究的文物与文献资料也非常稀少而且分散，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对于巴文化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在资金支持上尤为寒酸，导致巴文化发掘和研究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巴人族群名称溯源

《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又说，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旄马，其状如马，四节有毛，在巴蛇西北，高山南。《山海经•海内经》中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溯中华族群之源，其实大都是因地而得名，因名而划其族。亦如中华，中华亦为华夏，夏乃周王朝自称，而夏之外则为四夷。夏居四夷之中，属于平原地带，故为中原。中华一词的中为方位，华之本意为美丽，只是作为中的一个修饰词。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商之前为夏，至于周为什么要自称为夏，按其常理分析，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更迭中需要一个正统性，夏作为第一个王朝，周自称为夏是自视为正统之意。再如楚地为楚人，秦地位秦人，晋商、徽商、浙商，四川人、河南人等等都是以其地名而归为族群。

那么，巴人呢？巴人源于巴山，先有巴山后有巴人，这是一个绝对值，而不是先有巴人后有巴山，没有巴山就不会有以巴人命名的族群。也就是说，在巴山曾经居住着一群人叫巴人，而后来又有了巴子国（简称：巴国）。而巴山是一个狭义的区域，范围涵盖有达州、巴中，重庆城口，陕西紫阳、镇巴等地。广义就是大巴山，范围北临汉水，南近长江、东介汉水，西介嘉陵江，东北、东南和西南分别与南阳盆地、江汉平原和成都平原相接。

狭义的巴山，广义的大巴山，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地理上也还算比较独特。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可以顺理成章地去推断，随着巴山的巴人不断向周边外延，巴山的涵义也就不断扩大，于是就有了巴山和大巴山之分。亦如原巴山巴河先民在迁徙到湖北浠水之后，为了记住故乡便将那里的一条河流命名为巴河。所以，巴人的发源地肯定是在巴山，而不是外延的大巴山，这也应该是一个绝对值。

巴人研究必须面对的两个政治

研究巴文化，必须面临着两个政治，一是四川省的蜀文化大一统思维，二是重庆的巴文化站位，只有突破这两个政治才能有真正的巴文化研究。其中，最大的政治障碍就是四川省的蜀文化大一统思维。

首先，看看四川省的蜀文化大一统思维。在四川省的所有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一种最为奇特的现象，只要是涉及到蜀文化的研究，在资金投入上非常慷慨，在宣传上更是不遗余力，而在巴文化的研究上却成了冷眼旁观，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感觉。最为过分的就是，在米仓道和荔枝道的申遗上，为了达到蜀文化大一统的目的，强行在两条道前面挂上毫无关系的蜀道名头，因此就变成了“蜀道荔枝道、蜀道米仓道”这种不伦不类的称谓。

考古发掘中，从代表蜀文化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到代表巴文化的罗家坝遗址，在对待的态度上，完全就是亲生儿子和后妈的面孔。按道理说，罗家坝遗址作为最大的巴文化发掘，一切出土文物都应该是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必须高度重视，然而看到的却是反应极其冷淡，与代表蜀文化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掘上造出的轰动效应成了强烈的反差。包括在罗家坝遗址的研究上，那些专家们也只是不断地强调“巴文化受到蜀文化的影响，”而从来没有人说“蜀文化受到巴文化的影响”。

再看看三星堆和罗家坝遗址出土文物，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青铜器。青铜器的元素是铜添加锡，而达州作为四川到中原的交通咽喉、文化联系纽带，更是富矿地区，无论是从中原引进还是本地开采，取得铜和锡的原材料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地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所铸造青铜器原材料又是从哪里来呢？如果是在岷山一带开采，那么矿址又在哪里？然而，所有专家对这一重点都进行了忽略。

再说说重庆的巴文化站位。众所周知，自重庆市与四川省分治后，重庆市就在极力地塑造自己独特文化。当然，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最近一百年来，重庆以其得天独厚长江水道区位优势，在四川东部有着任何城市都无可替代的中心作用，因此也有着极高的地位。但是还有一个事实，重庆属于大巴山区域，并不属于巴山。根据巴人外延来定义，也就是说重庆并不是巴文化的发源地，只是巴文化的延续。而这些，在专家眼里全部都被忽略，只是一味地强调重庆是巴文化的核心，其目的就是政治站位。

其实很多专家并没有思考或者是深究，在石器时代以及前期，人们的迁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家、两家人说迁就迁，说走就走来得那么简单。为了繁衍生息和更好地征服自然，必须是一个部落或者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情况下一个部落分离出一群人的集体行动。同时，古人迁徙是为了生存，并不是探险，都是沿着河道或者沟壑形成的自然通道，而不是强行穿越崇山峻岭。想一想，罗家坝遗址目前所发现的文化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没有一条近距离的通道，巴人怎样在那个时期抵达这里并繁衍生息。

综上而论，就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对于考古发掘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所以说，研究巴文化，四川省的蜀文化大一统思维和重庆市的巴文化站位是两大政治障碍，而要想得到真实的巴文化研究成果就必须突破这两个政治。其实，自四川成立以来就是两种文化载体的结合，无论是巴还是蜀，谁也没有资格独立代表四川，所以称之为巴蜀。当然，现在的四川省则是由巴、蜀和康巴三种文化载体组成。

研究巴文化必须追根溯源

巴文化研究不能过分倚重于《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史书的记载，毕竟巴文化存在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没有文字记录的年代，这些史书只不过是根据流传或者是道听途说而编撰，可信度非常低。同时，也不能只是一味地把挖出的文物翻来覆去地分析，其实行走途经、生存环境、资源优势、气候条件等都是重要因素。其中，行走途经和当时的气候条件尤为重要，只有把巴人先民在石器时代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下是怎样来到巴山之中弄清楚，才能更好地去探索巴人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巴山乃至于大巴山没有人类起源，哪怕没有得到承认的巫山人是真实存在，那么也只不过是个体，是一个早已灭绝的物种。那么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罗家坝一带的巴人先民又是从哪里来，走的那一条路线？相信一点，他们绝对不可能是空降。特别是在青铜器的铸造上，这种技术是怎样从黄河流域传到罗家坝这个地方来的，这些都应该是研究的重点。如果将这些疑问进行忽略，那么就无法真正在了解巴文化。

在巴文化和蜀文化的研究中，所有的专家都忽略了地理和气候，所以就成了又是翻秦岭、又是经云南、又是穿巫山等多种论述。如果把地理和当时的气候进行结合分析，这些观点都将无法成立，因为那个时候的条件这些地方都是无法逾越的屏障。其实研究巴人从黄河流域进入四川，最不应该忽略而被忽略的就是达州区域内这条由南向北，橫劈巴山倒流八百里汇入汉江的大竹河，这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天然通道。（2014年4月作《闲论巴人故里》已经阐述）

研究巴文化切忌“唱独角戏”

在巴文化的研究上，有一个特别畸形的现象，全部各自为阵，都在为站在有利于自己的立场进行自说自话，而在达州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在达州的巴文化研究上，准确的说，现在只是宣汉县在表演“金鸡独立”，这种方式也可以肯定地说，永远只是得到一串毫无说服力的断章取义和大概加估计。并且通过本人与宣汉县的交流中发现，他们一直在排斥其它地区参与到他们的巴文化研究中，自认为有了罗家坝就有了巴文化的专利。以这种狭隘和自我封闭的思维去研究巴文化，去证明自己是巴文化的发源地，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永远只不过是自娱自乐。

巴文化研究必须要杜绝“独舞”，必须包括达州市在内，巴中市、陕西紫阳县、镇巴县等泛巴山区域，其中宣汉、万源、镇巴、紫阳更是应该整合，因为这是一条探索巴人入川具有说服力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