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在“經濟學動態·大型研討會2018”致辭 中國社會科學網記者 閆琪/攝
首先祝賀經濟研究所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學術活動“經濟學動態·大型研討會2018”的召開。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並提出一個重要的衡量轉變的指標，即全要素生產率。
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度量經濟增長模式是粗放的要素投入驅動，還是生產力提高驅動。有經濟學家比如普魯斯科特等，研究證明了國家興衰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係。後來很多研究，比如我們比較關心的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運用這個指標。有實證研究表明，有的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國家跨越了這個“陷阱”，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差異其實也是全要素生產率。再比如，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表現得好與不好，關鍵也在於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速度。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潛力，歸根結底，從長期來看，關鍵也是全要素生產率。
勞動生產力是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表現和經濟成就的根本指標。勞動生產力由不同的部分構成，主要有以下幾個來源。一是資本—勞動比率。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多用機器，通常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一個人能夠支配什麼機器，能否讓機器最大化的發揮作用，和人的素質有關，不僅與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速度相關。如果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速度與人的技能提高的速度失調，就會帶來資本報酬遞減。這是新古典經濟學最關心、最頭疼的問題。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勞動比率不是一個可以無條件提高的手段。
二是人力資本。我們知道，提高人的素質很重要，但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是古人的危言聳聽。即使教育發展非常快，讓人受教育年限速度的提高也是比較慢的。從絕對值來看，人力資本總是有利於經濟增長，但是它的絕對影響力比較小。
三是全要素生產率。它是由生產要素投入之外的因素帶來的。而恰恰由於這一點，使得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經濟發展不竭的源泉，它不會帶來報酬遞減，不受時間、空間等影響，唯一的或者說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
歷史上，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全要素資本深化，資本—勞動比率提高對勞動生產率貢獻很大，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也很大，人力資本的貢獻絕對幅度小，但是也很顯著。後來發生了變化，資本—勞動比在勞動生產率提高中起的作用過大了，最後導致的結果是，全要素生產率成了負的貢獻，而恰恰以此為開端，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這是一個教訓。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目前有多緊迫呢？我們分解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勞動力轉移、勞動生產率等因素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逐漸弱化。現在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潛在增長率也好，實際增長率也好，都在下行趨勢中，意味著以前促進增長的因素的貢獻弱化了。一方面，潛在增長率長期呈下降趨勢，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另一方面，對於經濟新常態，我們不僅要適應它，還要引領它。引領不是逆著新常態，不是去刺激，而是努力提高潛在增長率。提高潛在增長率主要靠什麼呢？最直接的是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有很多來源。我們做了一個模擬，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它對應的潛在增長率提高速度將是每年增加接近1個百分點。可以看到，它的貢獻是非常直接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時，應該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方面付諸努力。
如何理解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怎麼提高？政府部門如何把它作為工作的抓手？在統計學上，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殘差。經濟學家嘗試對它做再分解的工作。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分解出自願重新分配的過程。這一點，在中國表現得最典型，比如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這個配置效應在全要素生產率中起到關鍵的作用。
全要素生產率歸根結底是社會資源配置效率。談三個層面的理由：一是產業層面。庫茲涅茨講的產業結構調整從一產、二產到三產，不僅指一二三這個順序，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明，產業結構調整的核心是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調整，從而總的資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遵循生產率提高的原則，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的自然演化，這個過程叫做庫茲涅茨過程或者庫茲涅茨效應。我們過去30多年的發展是二元經濟的發展，城鎮化、農業份額下降等都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今天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也要遵循生產率提高的原則，不能不管生產率的提高。經濟研究表明，三產的勞動生產率低於二產，這一點在調整中是需要關照到的。
二是企業層面。我們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耳熟能詳。這個理論的核心是“創造性破壞”，就是“有生有死”，有進入有退出，在這個過程中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有研究發現，美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來自於企業的優勝劣汰、“生、死、進、出”。越是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期，產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的庫茲涅茨效應越強；越是進入到經濟比較高的發展階段，即越接近於新古典經濟增長時期，企業的“創造性破壞”就越強，我們說熊彼特效應越強。這就提醒我們，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重要的是要創造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環境。
三是創新層面。生產要素聚集到誰手裡，由創新成敗決定。通過創新，有的企業會成功，有的會失敗，成功的企業得到更多的要素配置，失敗的企業就要把自己的要素轉出去、讓渡出去。因此可以說，哪些企業成長，哪些企業擴大，取決於市場的選擇。我們把它叫做創新聚集要素的效應。人為挑選或推進生產要素的聚集，很可能不利於達成我們的目標。
關於下一步的改革，簡單列一下“正面清單”。一是農民工戶籍化。這是傳統的經濟增長要素，更重要的是，它有利於保持生產要素流動和重新配置的繼續。這是提高生產率、資源重新配置的一個重要來源。第二個改革方向是，改善營商環境，處置“殭屍”企業，發揮熊彼特效應。再有，就是從教育的公平性入手，促進教育數量和質量的提高，增加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等等。
關於宏觀調控的目標、職能和政策選擇，當下需要讓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迴歸到解決週期性的需求側的問題上來，而不要把它定位於單單是促進經濟增長、保持供給側的增長的源泉的功能，要慎用產業政策，不要為了保增長而過度刺激經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根據在“經濟學動態·大型研討會2018”致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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