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還能走多遠？”2018年11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長安講壇上提出這個問題。蔡昉說：“孔子說’四十不惑’，一個國家發展了40年，也應該總結一些一般的經驗概括，而並非僅僅摸著石頭過河。”
蔡昉介紹，在過去的40年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每年保持在9.6%的GDP增長速度，為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同時，中國的城市化增長速度也不輸經濟增長。比較而言，過去40年裡，發達國家平均城市化速度是一年只能提高0.33%，低收入國家更是隻能提高1點幾個百分點，而中國是3.15%。
中國城市化是與改革開放同步的過程。蔡昉解釋，原因在於二者都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目的進行資源重新配置的“庫茲涅茨過程”。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產業結構變化理論，一、二、三產業之間，還有地域之間、部門之間、城鄉之間的重新配置，其根本目的都是提高勞動生產力。
不過，儘管擁有媲美經濟增長的城市化速度，蔡昉指出，當前的城市化本身存在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存在不能忽視的缺口。
“常年外出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常常被統計為常住城鎮人口，卻沒有獲得城鎮戶口，也沒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等。因此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形成一個缺口。” 蔡舫解釋，根據2017年的數據，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8.5%，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 42.4%。
此外，蔡昉指出，目前中國城市化增速正在放緩。單純從城鎮人口比重來看，城鎮化規模仍在提高，但是，通過現在的城市化貢獻因素數據，可以看到，城市化的可持續性正逐漸乏力。
蔡昉展示了一組數據：目前我國城鎮人口的年度增量構成中，有大約16%為自然增 長，即城鎮人口生育帶來的增長；5%是農轉非人口；26%為農民工增長的貢獻；最大的53%來自於所謂的就地變更——即通過行政區劃變動導致的城鎮化，例如縣改市（區）、鄉改鎮、村改居委會等手段導致城鎮人口的增加。
“這種（就地變更）在單純統計口徑中，大批農村居民身份變為市民，甚至很多還獲得了城鎮戶口，但本身並不涉及就業類型和居住地的變化，並不發生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不是典型的庫茲涅茨過程。真正符合庫茲涅茨過程的城鎮化因素是進城的農民工，而這個源泉已經開始式微。從人口趨勢看，農村16-19歲人口在2014年達到峰值後，迄今已經處於負增長。 ”蔡昉解釋稱。
蔡昉表示，根據一般發展規律，我國城鎮化的任務遠未完成。從城鎮化率指標來看，我國目前距離世界銀行劃分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65%的水平還有23個百分點的差距。根據世界銀行的劃分，高收入國家的城鎮化率是84%，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城鎮化率為65%，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8.5%，更何況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尚有16個百分點的缺口要填補。
“沒有一個大國、典型的經濟體，能夠在城鎮化率非常低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中國的城鎮化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城鎮化目標不應該有例外，我們應該繼續推進城鎮化。”蔡昉認為。
對於如何實現更有效率與更加公平的城市化，蔡昉從兩個方面提出了出路：其一關於農民工的流動障礙，使農民工可以從橫向流動到縱向的社會流動；其次是進入城市的方式，要從作為勞動者到作為居民進入城市。
蔡昉表示，“目前農民工的橫向流動可以做到，從土地流動到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但很少能看到縱向的社會流動，比如農民工可以成為企業管理者，獲得城市戶口，獲得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這個流動還沒有做到。”蔡昉稱：“現在農民工作為勞動者可以進入到任何地方，但還沒有作為居民進入到城市中，並不是穩定的勞動者，也不是穩定的消費者。”
所以，提高城市化的關鍵在於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蔡昉表示：“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保證城鎮化作為庫茲涅茨過程持續推進。這個過程中，中央政府承擔著更大的改革成本支出責任，有助於切實推動這項改革並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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