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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年紀，反覆讀的書只有兩種：一種是儒家經典；一種就是魯迅先生的作品。
一定有人會說，這兩類書，難道不是正好相反的嗎？
是否相反，怎麼個相反法，今天就不說了，今天只說問題裡魯迅講的這句話：
這句話出自魯迅的《燈下漫筆》，我不知道現在的中學課本是否選了這篇當課文，我猜測是沒有的。估計在有些人看來，這篇文章還當課文？最好讀都不要讀。
《燈下漫筆》寫於1925年，正是北伐前夕，北洋政府已經基本喪失統治合法性，政治形勢進入到最混亂，最不穩定，也最窮兇極惡的那段時間。現在常常有一種說法：魯迅在他所處的時代，因為是亂世，所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種觀點是片面的，魯迅沒少接到過威脅，甚至是生命威脅，他的勇氣，是值得敬仰的。
在這一背景下，《燈下漫筆》並沒有直接抨擊具體的事件，而是直擊中國人的一個本質性的問題：人格不獨立。
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時代：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什麼意思呢？他自己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也就是說，想做奴隸而不得，就是上文所舉的，被強盜和官兵都來殺戮的時代，你想安安穩穩的種地，交稅，養家，都不行；
而暫時坐穩了奴隸，則是上文說的，有個一定的主子，哪怕自己當牛做馬，但是可以保命啊。這就是安穩的時代了。
這兩個時代，用我們更熟悉的話說就是：一是亂世，一是盛世。
張養浩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興，就是坐穩了奴隸的時代；亡，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但是，魯迅的真正含義並不止於此啊，不止於批判。
他的希望在於，百姓們，你們要明白自己是“人”啊，人是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精神力量，不是生來就要當牛做馬的。
魯迅在這篇裡繼續說：
“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徵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
這裡的征服者，不僅是外國人，是指一切的征服者。有些中國人，對外國人的耀武揚威感到十分恥辱，這個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可同時對本國人的耀武揚威，總覺得是自家的事，沒有恥辱感，倘若有外國人來指責這些本國人的耀武揚威，這些人反而要罵外國人對自己指手畫腳。這當然也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還沒有掙到過人的價格”。
所以，歸根到底，魯迅不是去批判歷史，而是藉此指出，每一箇中國人，要在外國人面前，也要在本國人面前，都要站出人的價值、人的人格，而不是表現出奴隸的品格。
不過，在20年代，魯迅也是沒有辦法改變什麼，只能寄希望於未來：
“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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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不得不說先生之死，實在是及時，後來的世界，用先生自己的話說；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特麼是棗樹！他老人家拿著幾百大洋的薪水，住著北京一環起碼兩進的四合大院，說這種話，分明是看不起北洋那幾叢灌木叢，實際上人家也確實拿先生沒什麼辦法。要換今天，看看小崔得了，一個新浪就給他拍死沙灘上，先生這樣一貫亂說亂動，流血的可未必就是劉和珍君了。
另外，好歹當年先生論戰，一個個有名有姓的具是大能名家，吵也吵的有名堂，擱現如今，那還不非要給那種憤怒聲討敦刻爾克大撤退，居然一點都不提中國遠征軍當在前面流血的功勞的大V號咬著不放，你老周，留學東洋，還成天跟內山混在一起，你還跟西方勢力一樣，一口咬定敦刻爾克沒有中國遠征軍？我們先不管真的有沒有，你先說說你屁股到底坐那邊？咱們中國人批評外國，你不幫中國人，你來扯什麼歷史真實，你到底分不分的清輕重？
煌煌五千年華夏曆史，你一個學醫的，就敢簡單的給劃分成兩個時代，果然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啊！你看看你說的那兩個時代……，咦？！你還別說，挺合乎那個寧為太平犬，莫為亂世人的邏輯的，整天剪輯國外亂象集錦，可不就為這個麼？但是你說的那麼直白，你到底想讓誰直面慘淡的人生？想讓誰直面淋漓的鮮血？
李三萬的三萬裡
作為一個標準的中國學生，對魯迅先生的瞭解及對其作品的學習，早在初中便開始了，並注 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時至今日，相信也幾乎沒有學生可以自信的說，我已完全的瞭解了魯迅先生並瞭解了其全部作品。而要理解魯迅先生說的“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這句話，必須迴歸到這句話的出處也就是作品當中。
這句話出自魯迅的作品《燈下漫筆》，所謂“漫筆”即沒有過多格式要求，從內心的真實情感出發，而恰是這種真實的情感才能感染讀者。文章通過銀票貶值時期折現銀的故事作為線索，敘述了人們在危難之中容易“降低活著的標準”的保命心態以及行為，從而引申到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現狀，得出當時中國人民”做人而不得，只能做奴隸，甚至常常連做奴隸也不得“的結論；並從勞動人民和奴隸的角度，將中國歷史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呈現出一種死循環的狀態。“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是指人們 在中國長期固有文化“禮教綱常”的耳濡目染下，形成了忍辱、壓制自我、苟且偷生的社會性格。由於這種廣泛性的社會認同，，給人民帶來畸形的自我滿足感：“自己是早已佈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在這種畸形滿足感的掩護下，人們在所謂的“太平盛世下”將就得活著。人們習慣了屈服，習慣了聽從“安排”，習慣瞭如同動物一般的生存，就像關在盒子裡的老鼠，當它習慣被束縛，及時盒子打開，也不邁出半步。“暫時”意味著這種局面終會被打破。但被如何“打破”?被“打破”為何種面目?便是魯迅先生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魯迅先生帶著一種進取之心，批判著中國落後的封建文化，並期望著有一天會改變，希望新的文化、新的思想能像一輪驕陽，照亮每一個勞動人民愚昧的心靈。
中國落後封建傳統
文化，對勞動思想的束縛，使當時勞動的奴化意識根深蒂固。在階級社會的幾千年的
歷史中，奴隸和勞動者向來是被人踐踏，或者是作為戰爭與服勞役的工具，絲毫沒有實現過人的價值，彷彿被侵略、被奴役、被侮辱是可以接受的事，從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阿Q”等具有典型性人物形象，便可以看出。所謂“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也不過是將勞動人民和牛馬放在同等位置，人勉強地可以生存下去。以小見大，使中國真正強大起來的核心，就是改變人民根深蒂固的落後思想，變革中國落後的封建文化。也正是這種急切的變革精神促使著魯迅先生棄醫從文、奮筆耕耘。
開往春天的Tractor
魯迅搞錯了幾個問題:
一，我們只能要求自己具有獨立人格，而不能要求別人不做奴隸。責人先責己，正人先正己。
二，獨立人格是文化薰陶出來，向聖賢貴族士族精神學習出來的，體現出來的是高貴的人格，是化出來的。不是罵出來的。
三，具有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是少數精英階層。老百姓大多是愚昧和盲從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捨生忘死，見利思義……等品質不具有社會普遍性。所以魯迅要求最底層老百姓有很高的人格，否則就是一通謾罵，這本身就是離譜的。
四，魯迅本人是不是奴隸呢？魯迅的獨立人格又提現在哪兒？也只能體現在紙墨上。現實生活中呢？根本經不起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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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這話不難理解，奴隸是失去人身自由被他人任意驅使的，為他們做事的人，奴隸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奴隸主是奴隸的主子，有主子的奴隸也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最卑賤的炫耀，就像阿Q也姓趙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