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们努力以移民和布莱登顿新居民的身份生存下去。我的课程费用由学院来支付，比赛由他人安排，一天两顿饭有人负责，但是其它一切事情我们都需要依赖自己。租金、花费、食物，还有其它所有的一切，我们都需要去支付。尤里，正在不可逃避地快速学习着英语，一切都需要现金，尤里不得不去寻找工作。他在一个施工队工作，做着庭院工作和零散杂活，修剪草坪也是他的工作范围。对他来说，这肯定是一段孤独的时间，但多年来他不曾停歇，正是他的决心激励着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他挣着钱，管理着我的生活，担当着父亲的责任，同时学习着或者尝试学习着网球的奥义。一个晚上，当我把头探进起居室时，我看到他正戴着老花镜，把头埋在一堆关于策略和操作技巧的书中。
当我第一次看到《家庭主夫》（Mr.Mom）的电影名字时，我便认为这说的正是我父亲。那个时候尤里做着所有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同时睡在一张嘎吱嘎吱的折叠床上，有着同样的目标和计划。有时，我甚至不能把他的梦想和我的分别开来，或者他的梦想已经成为了我的梦想。每个早晨在第一缕阳光照进来之前，他会把我叫醒。就像我说的，他不需要一个闹钟。他的眼睛在五点就会自己睁开。他给我做早饭，帮我准备一天所需的东西。他告诉我当天我们需要去做什么，我的注意力应该放到哪里。你今天过得好，这便是一个完美的一天。你把众多完美的一天放到一起，你就拥有一个完美的职业生涯。
这是尤里所坚信的。
当我打球的时候，尤里也在工作。无论他做什么，都不得不很流畅地做完，因为每个下午他不得不在我进门之前回到公寓。我会由教练或其他孩子的家长开车送回家中。尤里和我会坐下来，把一天当中的每个时刻都说清楚，为接下来的一天做准备。他负责着我的装备和衣服。多年来，我的大多数衣服都是别人穿过剩下的，短裙、短裤和鞋子在一开始都属于安娜·库尔尼科娃。我妈妈到美国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的衣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到垃圾桶里。但是尤里对衣服懂得多少呢？他喂养我，给我穿衣服，为我剪头发。我记得坐在浴室的马桶上，尤里梳理好我的刘海后，把它剪得十分整齐，就像卡通里的玩偶一样。
我孤独吗？我悲伤吗？我不知道。这就是我的生活，并且我不艳羡他人的生活。每周我会给妈妈打一次电话，因为电话费很昂贵，所有通话时间十分短暂。她会问我正在做什么，并且会告诉我她爱我。她仍然关心着我的学业，即便我与她相隔万里。那些对她意味重大的是我能够记住俄罗斯的遗产，我能够阅读和书写俄语，我能够说出俄罗斯作家和他们的著作。她说我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谁，自己来自于哪里。她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来自于何方，那么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真记不住那些对话了，但是我还记得那些信件。每天我都会给她写信。我会在底部潦草地写下：“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一天，一位俄罗斯男孩拿着一封我写的信到处跑，大声地念了出来。他是我一个朋友，有一个弟弟，家庭十分富裕。他取笑我。“为什么你要写这么多次‘我爱你’？”他问道。
“这是我妈妈。”我略带央求地说。
“你怎么了？这太俗气了。”
我记得我看着他的眼睛：“你不告诉你妈妈你爱她吗？”
他说：“好吧，嗯，但是不像你一样那么多次。”
“好吧，可能你有妈妈，而我和你不一样吧。”
当我说出这句话时，眼里噙满了泪水，所以我可能比承认的还要伤心。
当我长大一点后，我开始在学院旁边的一所公立学校里上课。但是在一开始，当我几乎不会任何英语的时候，我只有一位老师，是一位年老的俄罗斯女士。她就像家庭教师一样，每周来到我所住的公寓几次。她教给我基础的东西——数学、历史、英语——尽管我在电视里学到的更多。这些早期岁月使我变得坚强起来。事实上，我认为这可以解释我的性格、我的比赛风格、在球场上的气场，可以解释为什么我难以被击败。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以去哭诉的妈妈，你便不会哭泣。你会继续留在这里，知道事情终会好转，疼痛会减弱，一切终将柳暗花明。最重要的是，这决定了我的职业生涯。我不抱怨，我不会摔拍，我不会威胁司线，我不会放弃。如果你想打败我，那么在每场比赛的每一分你都须拼尽全力。我不会送给你任何一分。一些人，尤其是在乡村俱乐部长大的人，在修剪整齐的草场上，面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女孩会感到很不习惯。
当然，这就是尤德金所讲的那种不可名状的东西，那种俄罗斯人天生的顽强。我父亲讲了几个故事，在故事的关键时刻他理解到我是一位坚强的球员。有一次，在我六岁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前往美国。我醒来时眼睛上有一个肿块，是角膜上的一个小脓包。一开始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它开始变大。一天我醒来后，它就像杀了我一样。哇呀，真疼。尤里带我去了医院。他们喊了一位特殊的女医生，是一位眼睛外科大夫。她仔细地检查我，然后回来说：“我们需要立刻切除这个囊肿，就是现在。” “好的，”尤里说，“切掉它吧。” “但是它靠近眼球，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使用麻醉，”她说，“我不能让眼睛变得麻木，你女儿将会感受到每一刀切割。”“好的，好的。开始吧。”她带我来到了一个房间，不知怎么我就挺过去了。20分钟后，我们回去找尤里。医生脸色苍白，说不出话。尤里吓坏了。他说：“上帝呀，发生了什么？”
“不要担心，”医生说，“一切都很好。手术很顺利，没有问题。但是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玛莎没有哭。这不正常呀。她本应该哭的。”
尤里说：“我们能做什么？”
这个医生说：“我不知道，但是这不正常。她本应该大哭的。”
“好吧，”尤里说，“我们不能改变她。她想哭，那么她会哭的。她不想哭，你不能强迫她哭。”
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回家，路上我没有说一句话，当我们进屋后，我妈妈抱住了我，这时我哭了。哦，上帝，我竟然哭了。（来源：网球之家 作者：Maria Sharapova 编译：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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