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居寺位於西藏亞東縣下亞東鄉仁青崗村，離亞東縣所在地下司馬鎮約10公里的乃堆拉山北側半山上。

該寺始由噶舉派僧人珠旺阿達和貢瑪丹增建於1747年（清朝乾隆十二年）。寺院規模不大，東西長50米、南北寬29米，四周砌以3米高的土坯磚牆。

大殿平面呈“凸”字形，經堂面闊3間進深3間，主供蓮花生大師泥塑像，兩側為護法神殿，東西兩壁繪有金剛持、依怙神、吉祥天母等神像。經堂東側有護法神殿，大殿上層為噶舉頗章及活佛住房。

在西藏眾多寺院中，噶居寺不論在寺院規模、傳承影響力，還是歷史年代，都屬於寂寂無名之輩。

但這座寺院中保存的一塊匾額，卻留存著一段中華民族屈辱的記憶。

1、賣國賊的“大放光明”

噶居寺裡有一塊殘損的匾額，匾額上書寫著“大放光明”四字。匾額一頭的題款已經鋸掉，釘在二樓地板上，上面的“大清光緒”四字，只剩下了“大清光”。

這塊殘匾是當年駐藏大臣升泰所書，字體倒是雄健有力，只可惜字不如其人。

升泰題寫此匾，既不是為噶舉寺專門題寫，也不是因為寺裡菩薩顯靈而獻。

此匾是為他自己表功，彷彿他做了一件足以光宗耀祖、讓世間“大放光明”的偉業。

然而他所以為“大放光明”的偉業完成後，招來了全國人民的唾罵，一直影響到了今天。

升泰（？—1892年），字竹珊，卓特氏，蒙古正黃旗人，大學士富俊之孫。升泰曾出任過山西汾州知府，河東道道員，浙江按察使，雲南布政使等職。

1888年（光緒十四年）11月，接替文碩擔任駐藏大臣。

駐藏大臣是清朝駐西藏的最高行政長官，早期稱“欽差駐藏辦事大臣”，後提高職權改稱為“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大臣”。設正副大臣各一名，副職稱“幫辦大臣”。

該職務從清雍正六年（1728）始置，至宣統三年（1911），歷經184年。共有駐藏大臣83任，共計57任（含二認及三任），幫辦大臣共52任，49人。

清朝之所以用升泰替換文碩，還得從對西藏蠢蠢欲動的英國殖民者說起。

2、西藏軍民對英國侵略者的抗擊

19世紀下半葉，英國先後將尼泊爾、哲孟雄（今錫金）、克什米爾、不丹納入其殖民勢力範圍，並在大吉嶺（今屬印度）設立軍事基地，準備入侵中國西藏。

1884年，一支英國軍隊從錫金偷偷侵入西藏。1886年，英國又出動軍隊在西藏亞東以南的邊境地區，對西藏地區進行武裝騷擾。

為了保境安民，西藏地方政府派兵200人在隆吐山（今錫金龍頭山）設卡戍守，但英國卻以藏軍侵犯邊境為由，要求限期撤卡。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3月20日，英國侵略軍在精心準備之後，悍然發動了對隆吐山的武裝進攻，西藏第一次抗英戰爭爆發！

面對侵略者，西藏軍民“誓死抵禦，決無二心”。駐紮在隆吐山的藏軍以火銃、弓矢、石塊等簡陋武器奮起抵禦，多次打退英軍的進攻。

但隨後，英軍憑藉炮火優勢，不斷摧毀藏軍工事。藏軍被迫後撤，臨時築起一道四五里長的矮牆防禦，但終因裝備、人員差距太大，撤至卓木修整。

24日，英軍攻佔隆吐山，進而又佔納湯（今屬錫金）、對邦等地先後落入英軍之手。

面對英軍的進攻，西藏地方政府調民兵和藏軍趕到亞東支援，藏軍憑藉熟悉地形的優勢，不斷襲擾英軍，阻滯其向前推進。

至8月，從工布、波密、碩板多出發的援軍不斷趕到，在帕裡到亞東一線，集結了一支人數過萬的部隊，和英軍形成了對峙局面。

西藏軍民抵抗到底的決心，得到了時任駐藏大臣文碩的鼎力支持，他奔走各地為援軍籌集補給，並打開拉薩的軍火庫為藏軍更換裝備。

但文碩的主張竟招致清朝政府的責難，早就被英國人打斷了脊樑骨的滿清政府，擔心遙遠一隅戰事激怒英國人，引發更大的爭端。

居然以“見識乖謬，不顧大局”為由，罷免了文碩的駐藏大臣職務，代之以升泰。

3、升泰簽署的賣國協議

升泰到藏後，秉承清政府的綏靖政策，乾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證明隆吐山不是中國領土，證明雙方發生戰爭，責任在藏方而不怪英國侵略軍，並以此主張同英國展開談判。

其次，他嚴禁藏軍對英軍展開襲擾，“嚴束藏兵，不準妄動”，責令藏軍從仁崗撤回到帕裡鎮一線待命，以造成與英軍談判婿和的好形勢。在升泰等投降勢力的壓制下，藏軍抗英的銳氣受挫，部署也遭到破壞，捻納（今屬錫金）、咱利（今則里拉，亞東西南入錫金通道）、亞東、朗熱等地相繼失守，西藏軍民第一次抗英戰爭失敗。

1890年3月，中國代表、駐藏大臣升泰到印度加爾各答與英屬印度總督蘭士丹談判議和。

在這次外交談判中，升泰選擇的助手和翻譯居然是個英國人，清朝總理衙門專門委派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弟弟

這個赫政根本就是個臥底，將清朝的談判底線，完全透露給了英屬印度總督。

而升泰根本不察實情，完全為赫政左右，在談判中不斷向英國讓步。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3月17日，雙方簽署了《中英會議藏印條約》。

此賣國條約，不但肯定了錫金從此要受英國“保護”，而且根據英國片面提出的藏、錫（金）分界線，中國失去了從隆吐山到崗巴宗（今崗巴縣）南部的大片牧場和險要地帶。

升泰在西藏執行的綏靖政策，深得滿清政府的賞識。

光緒皇帝褒獎他“深明機要”，並於光緒十六年正月初九日諭：“駐藏幫辦大臣升泰作為全權大臣，與大英國所派全權大臣立約畫押。”

噶舉寺的“大放光明”匾額便是他在簽訂賣國條約完成後，歸國途中路過仁進崗時題寫的。可見當時他還以為大功一件，頗為志得意滿。

在他看來，訂立的賣國《藏印條約》是“從此定界通商固修鄰好，當可保藏中或少他故，藏事幸得挽回”的千秋大計，可保西藏“大放光明”。

只可惜，這個在他看來“大放光明”的千秋功業，既未得到漢藏人民的認可，也沒讓英國人滿意。

升泰因“失信藏蕃，見好英國”，而成為全國人民眼中的賣國賊。西藏民眾也堅決抵制這個條約，阻止雙方劃界，並堅持越過英印政府私自豎立的界碑，到原來的牧場放牧。

而升泰以為的“割一塊肉餵飽了英國人，他們就會滿足的想法”，也被歷史證明是個徹頭徹尾的蠢主意。

十三年後（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12月，英軍2000餘人在麥克唐納和榮赫鵬指揮下，越過則利拉山口，佔領春丕（今亞東南）、帕裡（今亞東東北），第二次抗英戰爭爆發。

英軍長驅直入連克堆拉（今乃堆拉）、江孜，直入拉薩。我們熟悉的江孜保衛戰（《紅河谷》電影的原型）和曲美辛果（雄谷）大屠殺都發生在此次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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