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在中国封建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中，扮演者极为特殊的角色。他们是中国皇权专制统治下的特殊产物，同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影响力，甚至是破坏力，因而如何避免宦官专权乱政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面临着的共同课题。

历史上，有着众多宦官专权乱政的“反面案例”。实现大一统的秦王朝，因为一个宦官赵高祸乱宫闱，弄的是举国动荡，最终是“二世而终”。在这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也经历了三个“宦官专政”的时代，即东汉末年、唐朝末年以及明朝末年，在这期间宦官的权势急剧膨胀，不仅仅可以把持朝政、排除异己、为害朝纲，甚至将权力染指到皇位的更迭上，留下了一桩桩触目惊心的历史惨剧。

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却没有出现过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甚至没有出现过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权阉”。

究其原因便在于清朝的一些列高压制度和举措的实施，彻底瓦解了宦官掌权的土壤，全方位的限制了太监们的权力，最终使得清朝没有重蹈此前的覆辙。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充分吸取了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对宦官的势力予以了极大的限制。

大明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与宦官的专权与乱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尽管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来限制太监参与政事，比如不准太监读书识字、限制太监的职务级别、不准太监结交朝臣等，然而，仅仅过了两朝，从明成祖朱棣时期开始，宦官在朝堂上的作用与日俱增，成为了皇帝制衡朝臣的重要工具。行政管理上有司礼监红批制度，军事管理上有太监监军制度，再加上东厂、西厂、锦衣卫等一系列由太监组成的特务组织建立，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发展成为了在朝堂上有着深远影响力的独立政治势力。

在此基础上，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权阉”。特别是明朝末年的魏忠贤，长期把持朝政，残害忠良，包括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一大批忠良之臣被其迫害致死，整个朝堂也被他搞得是乌烟瘴气。与此同时，伴随着“权阉”的产生，“阉党”势力也在朝堂上甚嚣直上，进而更加激化了明朝朝堂上的党争局面。

就这样，明朝在宦官专权乱政以及党争不断的情况下，内耗不断加剧，进而成为了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伴随着明朝的灭亡，大清王朝正式建立，在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一直是非常的坚决。

而最开始限制和控制宦官权力的就是多尔衮。

多尔衮带兵攻入北京，当年明朝的一众太监们，先是欢迎李自成的到来，而在李自成逃走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开门投诚，欢迎清军的到来，这给了多尔衮以极大的震撼。

一方面，在此之前满洲人有贱籍制度，并没有使用“阉人”的传统，看到如此数量庞大的太监队伍，不免会有一些惊讶和紧张。而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人反复的卖主求荣、卑躬屈膝的态度也让多尔衮等人在高兴之余产生了深深的恐慌。

于是，多尔衮定下制度：

“嗣后太监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

顺治皇帝亲政后，也曾积极控制太监的权势，并且立铁牌于交泰殿，警戒内廷太监不得干预政事。

“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九日，谕内院：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院部察奏，科道纠参，审实一并正法。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仍明谕中外，以见朕酌用寺人之意。内院即传谕该衙门遵行。著刊刻满、汉字告示，自王以下及官吏军民人等咸宜知悉。”

然而，后来由于顺治皇帝对于贴身太监吴良辅的信任和器重，也险些让宦官势力死灰复燃。

原因在于此时的顺治皇帝处于对“多尔衮专政”的忌惮和警惕，因而听从了吴良辅的提议，仿照明朝时期的“二十四衙门”制度，建立“十三衙门”，即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宣徽院）、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尚宝司）、司设监、尚方监（尚方院）、惜薪司、钟鼓司（礼仪监、礼仪院）、兵杖局、织染局（经局），全权代替内务府。

更为关键的是，“十三衙门”的主管皆为宦官，这样的安排使得清朝又回到了明朝时期宦官参与政事，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也开始进行了渗透。

至此，清朝初年最大的宦官集团“内廷十三衙”，就此形成，围绕着其所进行的权力斗争与冲突也是愈演愈烈，吴良辅无疑是宦官集团的重要核心与杰出代表。

此时八岁的康熙皇帝已然登基，权力也转移到了孝庄太后和四位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的手中，而他们对于吴良辅及其所属的“内廷十三衙”是深恶痛觉，不仅仅是因为“十三衙门”触动了八旗传统势力的既得利益，更是对国家最高权力有着重大的威胁和挑战。况且此时的“内廷十三衙”并不安分，正在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希望借着新君登基、立足未稳的时刻，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

于是，“内廷十三衙”遭到了四位辅政大臣迅速而又彻底的打击与清算，包括吴良辅在内的众多宦官被下令处死，“十三衙门”也就此遭到了裁撤，并且重新建立了内务府等宫廷事务机构。

可以说整个清朝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局面，除掉“内廷十三衙”这一举动奠定了决定性的作用。

乾隆皇帝登基后，给予了太监们更为严苛的管制与压力。

在顺治、康熙两朝，清朝皇宫的太监总数一直控制在700—1000人的数量，然而伴随着雍正皇帝的登基，宦官的势力也开始抬头。

形成这样的局面也有着其必然的历史原因。

一来，雍正在“九子夺嫡”的过程中，大范围的买通并且结交宫中的太监和宦官，用以传递情报、通风报信，让雍正在许多重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占尽先机，进而赢得了康熙了赏识与信任。从这一方面来说，这些宫中的太监们对于雍正的登基是有功的。

二来，雍正在位期间，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将权力逐渐的回收，而他本人又是稳坐皇宫之中，除了“密折专奏制度”，也需要更多的耳目来掌控皇宫内外的局面。

因而在雍正朝时期，太监数量在其高峰时期，甚至超过了2000人，在朝堂上的影响力也开始有所显现。

而在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登基后，随即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对于宦官势力的打压。

首先，乾隆皇帝颁布了《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官史》。

其中《国朝官史》中“官制”一门，俱载太监职事级职与其功罪赏罚等，《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有对“内廷”的法纪和规章进行了详细描述。通过这两条法令，乾隆皇帝以制度的形式对太监们进行管控。

其次，所有太监都被改姓“秦”、“赵”、“高”。

看过《雍正王朝》的朋友，对于这一点并不陌生，雍正在探望被康熙圈禁的十三阿哥胤祥的时候，曾被一名叫“秦草”的太监阻拦，雍正不仅打了这名小太监，还对其进行了极为严厉的“呵斥”，并向其解释了清朝为何会将宫中太监全部改姓“秦”：

“让你们改姓秦，是让你们记住，你们的老祖宗赵高，坏了秦朝的规矩。”

当然，这样的演绎并不符合历史史实，因为清宫中大规模将太监改姓“秦”、“赵”、“高”是在乾隆朝时期的事情，在此之前，只明朝遗留下来的且有过重大过错的太监才会被改姓“秦”。

而乾隆皇帝将宫中太监们改姓，可以说起到的是一个双重性的效果。

一方面，给皇帝本人与朝臣以警示，严格控制宦官的权力和势力，避免重蹈秦朝时期赵高，以及历代王朝宦官专权乱政的覆辙。

另一方面，则是告诫所有宫内宦官要引以为戒，不问政务。

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宫内的太监们在身心上予以了沉重的创伤，同时在其心灵上也埋下了深深阴影，起到了极为强大的威慑作用。

再次，就是对于祸乱宫闱的太监严惩不贷。

​“高云从案”便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

高云从是乾隆身边的太监，隶属奏事处，主要负责文武大臣和乾隆之间的奏折及乾隆的一些御批传递。

根据《高宗实录》中记载说乾隆皇帝有记录官员行为品行的习惯。

“上录诸直省道府姓名，密记治行优绌。”

但这这些记录的内容是处于绝密状态的，除了乾隆皇帝本人，能够知晓的也就只有高云从等人。然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乾隆皇帝惊讶的发现，朝中竟有人公开议论他对于官员们的记录与评价。

“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倪承宽尝因侍班私论其事。”

经过乾隆皇帝的彻查发现，此事系高云从泄露，而更为乾隆皇帝震惊的是，朝中不少权臣，包括于敏中、舒赫德、蔡新等人，竟然同高云从私下交易，换取乾隆皇帝记录的信息。

于是怒不可遏的乾隆皇帝当即宣布将太监高云从处以“磔刑”，涉事官员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高云从的悲惨下场不仅给了宫中太监们以极大震慑，就连其他朝臣也因此对于太监们是“敬而远之”了。

最后，就是乾隆皇帝非常鼓励官员们对太监们的行为进行弹劾，对于举报属实的官员还予以了奖励，这样就增加对太监们的监督监管的手段。

综上所述，也正是因为乾隆皇帝对于太监们严苛的管控，并且施以巨大的压力，使得清朝并没有陷入如同明朝中后期那样的宦官专权的局面。

尽管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诸如安德海、李莲英这样的红极一时的大太监，但是他们仅仅是受宠而已，相较于明朝时期的魏忠贤、刘瑾、王振等人，无论是权势还是影响力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至于安德海在山东胡作非为的时候，丁宝桢可以迅速的将其擒杀，纵使慈禧太后有再多不悦，也只能下令褒奖。

而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太监在清朝时期的地位，以及整个朝堂与制度对于宦官势力的打压，而在这样的高压管控和限制之下，整个清朝时期没有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也就成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