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 红军纪律有多严明,一个英国人随红军长征,一件小事令他深受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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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有时还散发油印的传单。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都能自觉遵守。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大家急忙躲进一个果园,藏在果树底下。树上的果子实在馋人,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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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教科书上的话,而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其中有一次在行军途中,忽然遭遇敌军飞机的轰炸,他和红军战士一起躲进农夫的果园,当时果园里的果子已经熟透了,但是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去摘,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红军严明的纪律令他大受震撼,这个英国人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薄复礼于1897年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1922年秋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1日,薄复礼和妻子由旧州前往镇远的途中,同长征途中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随即被红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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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教会组织很多时候被政府利用,成为他国政府进行精神渗透的工具,甚至成为获取情报的工具,红六军团到达贵州前,就已经知道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并指责红军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

因此在贵州境内,红军每到一处,传教士们都会号召教友们“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红军为敌人,事实上充当了反动政府帮凶的角色。时时处于危险之中的红军,只要遇到外国的传教士,都先进行控制,然后进行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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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复礼被红军控制后,他感到很害怕,以为被红军绑票了,吓得发抖,他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连他旅费中的几个银毫子也如数奉还。这令他很奇怪。随后红军对他进行了讯问,发现他没有问题。

然而从军事角度考虑,红六军团离开中央苏区后,已经征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红军知道外国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薄复礼就这样随红军参加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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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复礼随红军长征后,和红六军团上到军团长肖克,下至普通战士朝夕相处,使他对红军逐渐由敌视变成钦佩,他知道以前国民政府所做的宣传都是假的。

1936年4月12日,此时薄复礼参战长征已经18个月了,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近万公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这一天阳光明媚,薄复礼正在晒太阳,他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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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热地打过招呼之后,萧克告诉了薄复礼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这一天,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他们特殊的朋友薄复礼饯行。红六军团司令员萧克、保卫局长吴德峰和夫人戚元德坐在桌上,作陪的还有红军曾经的“俘虏”,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当时已是红军学校教员。

饭后,吴德峰还向薄复礼交代了有关事项,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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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释放后的薄复礼,很快就回到了英国,三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讲述了他随红军长征的经历,他说:

“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应该说他对共产党以及红军的描述友善而客观。这本书很快脱销,他本人也被邀请参加多个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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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长征中,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其中王树增的《长征》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关于长征的很多疑惑在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王树增作为我国最权威的军史专家,其《红军》以大量的资料和史实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红军长征。历史可以告诉未来,通过读这本书,相信你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还可以洗涤你的心灵,找准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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