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一年的艱難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根據敵情的變化，曾先後選擇了湘西、川黔邊、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邊、川西、川陝甘、接近蘇聯的邊境地區等地作為戰略轉移的落腳點，但都沒能實現，直到1935年10月到達陝北根據地後，才站穩了腳跟。
紅軍長征飛奪瀘定橋
1934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不得不撤離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踏上戰略大轉移的漫漫征途。尋求戰略轉移的落腳點，成為當時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最主要的任務之一，這是關係戰略轉移成敗和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為此，在長達一年的艱難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根據敵情的變化，曾先後選擇了湘西、川黔邊、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邊、川西、川陝甘、接近蘇聯的邊境地區等地作為戰略轉移的落腳點，但都沒能實現，直到1935年10月到達陝北根據地後，才站穩了腳跟。
可以看出，陝北根據地並非中共中央和紅軍最初的打算，而是在極端險惡的轉移過程中為了擺脫敵人和保存自己，根據敵我情況的變化不斷調整原定設想的結果。
一、首先計劃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並創建新的根據地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退出根據地，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戰略大轉移。起初中央紅軍計劃是從南線突破廣東軍閥陳濟棠的封鎖線，然後沿贛、粵、湘、桂邊境，到達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
但是因為領導層的問題，長征出發前的準備非常倉促，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秘密進行的，在紅軍官兵當中沒有進行充分的思想動員。關於為什麼要退出中央根據地？當時的任務是什麼？轉移到哪裡去？這些基本任務和方向問題，掌權者始終秘而不宣，甚至連師一級幹部也不清楚。此外，由於並沒想到要長征，只認為是一次“大搬家”，因而攜帶了許多“罈罈罐罐” 。每一個軍團都成立後方部，帶著成百上千副擔子，根據地工廠的車床、印鈔機以及石印機等設備都被拆下裝箱，野戰醫院甚至連屎盆、尿盆都帶上了。部隊臃腫、負擔沉重，紅軍每天只能前進二三十公里。主力部隊像抬著“轎子”的轎伕，只起著開路和掩護作用，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處處被動挨打。儘管如此，英勇的紅軍官兵經過殊死搏鬥，還是突破了國民黨軍設置的4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11月底的湘江之戰後，中央紅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餘人。
為了配合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紅二、六軍團在湘西發動了強大攻勢，連克永順、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縣城，幷包圍了常德，威脅長沙、岳陽，聲威大振。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封鎖線後，沿大苗山脈北上，準備和紅二、六軍團會合。12月11日，中央紅軍佔領湘桂邊界的通道城。
此時，紅軍面臨的敵情異常嚴重，事實上到湘西的路已經被堵死。為了防止紅軍渡過湘江，蔣介石提前部署了在湘江以西區域“追剿”中央紅軍的計劃。被蔣介石委任為“追剿軍總司令”的湖南軍閥何健按“南昌行營”的電令，在中央紅軍通往湘西的必經之路，構築了四道碉堡線。當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後，何健急忙調集湘軍及配屬湘軍的蔣系“中央軍”薛嶽所部共15個師的兵力，在通道城以北地區的武岡、綏寧、靖縣、會同、芷江、黔陽一帶佈防，進行堵截。與此同時，蔣介石又急令“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從鹹水跟蹤追擊，桂軍第7軍軍長廖磊率24師由界首向龍勝進擊，桂軍15軍軍長夏威，也率部趕赴龍勝、西延一帶。在各路敵軍中，唯有奉命在黔東佈防的黔軍較為薄弱。
根據以上情況，中央紅軍到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尋求戰略轉移落腳點的打算已無法實現。但是，博古、李德卻不顧紅軍在湘西戰役中大量減員、極度疲勞和戰鬥力空前削弱的實際情況，依然堅持原定計劃，進軍湘西。李德在其《中國紀事》中曾提到這段經過：“在到達黎平之前，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會上討論了以後的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的計劃時，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帶創造一大批蘇區……。”對於毛澤東和其他與會者的態度，李德是這樣寫的：“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此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
從李德的回憶中，我們大致能瞭解到當時發生的情況：如果按李德的決定行動，紅軍就要通過敵人的層層碉堡線，鑽進敵人事先設好的“口袋”，結果只能招致全軍覆沒。在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已經變化了的敵我情況，力主放棄去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意圖，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使部隊得到必要的休整。毛澤東的這一正確主張，得到了軍委大部分同志的贊同，其中包括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於是紅軍自通道城改變了進軍方向，突然折向貴州黎平，從而使蔣介石在湘江以西消滅紅軍的計劃化為泡影。
二、黎平會議決定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
12月15日，紅軍穿越湘南進入貴州，先頭部隊佔領了黔東邊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於18日在黎平召開會議，繼續討論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經過激烈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最後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正式放棄了北進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計劃。隨後，中共中央又在貴州甕安縣猴場(今草塘)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重申黎平會議的決議，最終確定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作為紅軍新的落腳點。
三、遵義會議決定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
黎平會議後，紅軍進行了縮編，拋棄了罈罈罐罐，部隊輕裝前進。本著避強打弱不避戰的方針，紅軍一路勢如破竹，連克數縣，搶渡烏江，輕取遵義。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重點解決了最為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進行了認真總結，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併為勝利完成長征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前後，由薛嶽率領的周渾元、吳奇偉兩個國民黨“中央軍”縱隊，還有川、黔、滇等地方軍閥的部隊共150多個團，在蔣介石命令下對川黔邊地區形成了新的包圍圈。形勢再度危急，要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已經不大可能。在此情況下，劉伯承、聶榮臻等川籍將領在會上提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他們的理由有四：一是有紅四方面軍的川北根據地可以接應;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煙稠密，經濟條件遠比黔北好，便於立足;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後面沒有敵情;四是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又排外，蔣介石想往四川調兵不易。會議經過討論採納了這個建議：“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四、扎西會議確定建立雲貴川邊根據地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積極準備，打算從瀘州上游的宜賓附近北渡長江。蔣介石此時也預料到了紅軍可能渡江北上，急令川軍劉湘集中兵力在長江南岸堵擊，又令薛嶽和黔軍王家烈率部渡烏江尾追，企圖圍殲紅軍於川江南岸地區。很快，各路敵軍紛紛逼近川南，而川軍又有40多個團扼守長江北岸，形勢的變化使渡江變得十分困難。2月7日，彭德懷和楊尚昆向軍委建議，暫停渡江計劃，將紅軍集中到雲南扎西地區進行整編，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正在扎西召開會議研究紅軍行動的中央領導採納了他們的意見，當天便作出了《關於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根據目前的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佈了《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宣佈扎西會議關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停止向川北發展，而在雲、貴、川3省地區創立根據地的決議精神。同日，中央軍委又致電江西中央軍區，紅2、6軍團，紅四方面軍，通告停止執行北渡長江計劃的決定。此外，根據軍委指示，各軍團在扎西進行了整編。整編中，軍委抽調紅軍部分幹部戰士組建了中共雲貴川邊區特委和雲貴川邊區遊擊縱隊，開始為根據地建設進行積極準備。
五、從建立黔北新蘇區到建立川西北根據地
扎西會議後，經過整編的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遵義，取得了婁山關大捷。婁山關一戰共擊潰和殲滅敵軍兩個師又8個團，俘敵3000餘人，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這一仗打開了黔北的新局面，也為實施雲貴川邊根據地計劃開了一個好頭。根據形勢變化，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首先在黔北建立新蘇區，赤化全貴州。應該說明的是，建立黔北新蘇區只是創建雲貴川邊根據地計劃中的一個步驟，或者說是對雲貴川邊根據地計劃的一個細化，而不是調整改變。當時北渡長江暫無希望，只能設法在長江以南的雲貴川3省建立根據地徐圖發展。敵強我弱，形勢變幻莫測，對中央紅軍來說，根據地從哪兒建起只能視情而定，但無論在哪一省先落腳生根，在戰略上都屬於雲貴川邊根據地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從地緣環境上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緊靠雲貴川邊境，毫無疑問也應屬於計劃中的雲貴川邊根據地的範圍之內。一些研究者把黔北新蘇區作為雲貴川邊根據地之外的一個新計劃，筆者認為是不適當的。
扎西會議後的一個多月，為擺脫敵人的夾擊，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在雲貴川邊來回翻山越嶺，東突西奔，穿插行軍，取得了他軍事指揮生涯中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的勝利。接著，紅軍南渡烏江，巧妙地跳出了敵人的合圍圈，把幾十萬敵軍甩在烏江北岸。
在雲貴川邊境進行機動作戰，力圖創造新蘇區的同時，中共中央始終沒有放棄渡過長江向北發展，轉入川西北的戰略意圖。南渡烏江後，中央紅軍佯攻息烽，逼近貴陽，同時擺出東出湖南的態勢。然後，利用滇軍東調增援貴陽之機，乘虛向雲南急進。進入雲南境內後，渡江北上的時機已經成熟。4月29日，中央軍委發佈《關於野戰軍速渡金沙江轉入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認為“中央過去決定野戰軍轉入川西創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根本方針，現在已有實現可能了”，“因此政治局決定，我野戰軍應利用目前有利時機，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到5月9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徹底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5月12日，中共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統一認識，確定下步行動方針，決定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
六、兩河口會議決定繼續北上創造川陝甘根據地
會理會議後，中央紅軍以氣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粉碎了蔣介石把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的美夢，然後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實現會師。會師後的工農紅軍共有10萬多人，下步如何發展需要迅速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四方面軍領導張國燾和中共中央意見分歧。中共中央主張北上，張國燾主張西進。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綜合分析日本入侵華北後國內形勢的變化，以及川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決定放棄遵義會議關於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認為紅軍應該北上至川陝甘建立根據地，這既便於進一步發展壯大，也便於東出晉冀抗日救國。張國燾卻認為革命處於低潮，想躲開敵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區保存實力，休養生息。
為統一思想認識，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縣兩河口的一座喇嘛廟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會師後的戰略方針問題。周恩來在會上作報告，詳細分析了建立蘇區和根據地的必要條件：一是便利作戰，紅軍會合後力量大大增強，根據地也要地區大、好機動。川康地區雖大，但多是深山窮谷，敵人容易封鎖，紅軍不易反攻，就像麻雀飛進陰溝裡，進得去出不來。敵人只要在隘口派駐少量兵力，紅軍就出不來，這樣在全國抗日救亡熱潮迅速高漲的大氣候下，共產黨和紅軍就起不了任何作用。二是群眾條件，要人口多、有利於紅軍本身發展、能大批擴大紅軍的地方。川康一帶多為少數民族地區，人口只有20萬，這是不能成為根據地的。三是經濟條件，要為能解決軍隊供給的比較優裕的地方。川康一帶糧食缺少，牛羊有限，衣著之布匹也不易解決，軍事上的補充更困難。因而得出結論，川康一帶是不利於建立根據地的，如陷在那裡就沒有前途，要求紅軍迅速向前，在川陝甘建立革命根據地。經過討論，會議最終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七、俄界會議決定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
為實現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戰略方針，兩河口會議同時作出了集中主力消滅打擊胡宗南守軍、奪取控制松潘地區的決定。中央軍委迅速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決定以松潘為突破口打開北進甘南的通道。對中央決議陽奉陰違的張國燾這時節外生枝，他藉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延宕紅四方面軍主力北上。為團結張國燾，中共中央於7月中下旬在黑水、蘆花連續召開了兩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把紅軍總政委職務讓給了張國燾。經過這一番折騰，紅軍已喪失攻佔松潘的有利時機，陷入胡宗南和川軍南北夾擊的危險境地。不得已，中央軍委撤銷松潘戰役計劃，改行夏洮戰役計劃，要紅軍穿越草地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蘇區根據地。8月底，中央機關和徐向前指揮的右路紅軍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走出茫茫草地，攻佔了四川北部小城包座，打開了前往甘南的通道。張國燾此時卻又變了卦，他明確表示反對北上，拒絕橫穿草地同黨中央會合，率領左路軍掉頭南下。
表面上，張國燾是因為戰略方針的問題與中央有分歧，實質上，他是擁兵自重，妄圖憑藉手中兵力挾制中央，達到自己獨斷專行的目的。這種軍閥主義作風發展到最後，就是要另立中央、分裂紅軍。9月9日，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有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明顯意圖。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電令，趕忙去中央駐地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抄下電令，告訴葉劍英處境危險，要他趕快回去，務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隨即同張聞天、博古等緊急磋商，一致認為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後果。當晚，毛澤東在紅3軍駐地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脫離險區，率領紅1、3軍立即北上。
9月11日，毛澤東率紅3軍到達甘南迭部縣俄界境內。次日，中央政治局在當地高吉村藏民居住的一個簡陋棚屋內召開擴大會議，研究對張國燾分裂行為的處理辦法以及紅軍下步的行動方針。鑑於一、四方面軍已經分開，只有紅1、3軍的8000多人隨中央北上，革命力量元氣大傷，會議決定改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繫，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
八、榜羅鎮會議最終確定長征落腳陝北根據地
一、四方面軍分兵後，中國革命一時前途黯淡，毛澤東甚至做好了被打散後重新上山打游擊的心理準備。根據俄界會議決定，北上紅軍被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一邊繼續爭取南下部隊，一邊率領紅軍堅持北上。9月17日，陝甘支隊突破天險臘子口，打贏了進入甘南的關鍵一仗。臘子口打開後，紅軍順利抵達哈達鋪。哈達鋪是甘肅南部的一個小城鎮，紅軍在這裡好好休整了一番。先頭部隊在當地的郵局中得到不少報紙，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報紙上獲知了一個重要信息：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在陝北控制著五六個縣大小的蘇區根據地，徐海東的紅25軍也有精兵三千，他們已經會合組成了紅15軍團!這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自從長征以來，紅軍一路走了2.5萬里，在精疲力盡的時候突然發現陝北有蘇區根據地，真可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澤東當即在陝甘支隊團以上幹部會議上宣佈，首先要前往陝北，同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會合。
9月27日，紅軍到達通渭縣榜羅鎮，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改變俄界會議關於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決議，作出了把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的戰略決策。隨後，紅軍日夜兼程，又經過1000多里的艱苦行軍和作戰，於10月19日到達陝北保安縣(今志丹縣)吳起鎮。吳起鎮已經是蘇區邊境，毛澤東在這裡見到了前來聯繫的紅15軍團人員。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的戰略決策，正式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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