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壎（1240—1319），字起潛，別號水村，南豐（今屬江西）人。研經究史，綱羅百氏，文思如湧泉，宋末即以詩文鳴。年三十七而宋亡，越十八年，署昭郡學正。年七十，為延平路教授。所著有《經說講義》、《水雲村稿》、《泯稿》、《哀鑑》、《英華錄》、《隱居通議》，共125卷。《隱居通議》是其晚年所作，分理學、古賦、詩歌、文章、駢儷、經史、禮樂等11門。雖內容駁雜，但有獨到的價值。其論學，以悟為宗，尊陸九淵為正傳，亦推崇浙東事功派；論詩則頗能折衷唐宋，且上溯漢魏、直追風雅。顧易生等著《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中也論及此：“
當時東南地區宗唐抑宋之風頗盛，而如方回者猶堅守宋江西派的門戶，劉壎則折衷於其間。”劉壎論詩，“浩瀚流轉，頗為有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水雲村稿》），其唐詩學思想可歸為兩個關鍵：
唐詩唯美之境
（一）從詩史的角度，確立唐詩之至高地位，然亦不薄宋詩。劉壎在《新編七言律詩序》中寫道：七言近體，肇基盛唐，應虞韶協漢律不傳之妙，風韻掩映千古，花萼夾城……意旨高騫，音節道麗。宋三百年，理學接洙泗，文章追秦漢，視此若不屑為。然桃李春風，弓刀行色，猶堪並轡分鑣。近世詩宗數大家，拔出風塵，各擅體致，皆自出機軸。則工古體有人，工絕句有人，而桂舟諶氏律體尤精，鹹謂唐律中興焉。此段追溯七言律詩的發展與現狀。唐人七律，“風韻掩映千古，花萼夾城”，“意旨高騫，音節遒麗”，推為其極；宋代雖有理學對詩賦之道深為“不屑”，但宋人七律，實堪“並轡分鑣”，亦有擅場；當世“詩宗數大家，拔出風塵，各擅體致，皆自出機軸……謂唐律中興焉”，可見對宋元之際的詩壇評價亦高。
唐詩唯美之境
此文作於至元二十四年（1287），當時南北統一，文壇詩界逐步繁盛，宗唐之風亦日漸濃厚，詩人間多以學唐、得唐相標舉，劉壎以“唐律中興”稱道諶氏律體，雖不免溢美，但正反映了當時詩壇競相摹唐之風。作於同年的《新編絕句序》中，劉壎更充分地闡述了他的觀念，其雲：唐人翻空幻奇，首變律絕，獨步一時。廣寒霓裳，節拍餘韻，飄落人間，猶挾青冥浩邈之響。後世乃以社鼓漁榔，欲追仙韻，千古吟魂，應為之竊笑矣。詩至於唐，光嶽英靈之氣為之匯聚，發為風雅，殆千年一瑞世。為律，為絕，又為五言絕，去唐愈遠而光景如新。歐、蘇、黃、陳諸大家，不以不古廢其篇什品詣，殆未易言。世俗士下此數百級，乃或卑之。昔人天然秀髮，得獨自高。
唐詩的意境唯美圖
這段話有三個層面：1.極贊唐人律絕：“翻空幻奇”、“獨步一時”，“廣寒霓裳……飄落人間”。他所稱譽唐詩，與郝經、戴表元輩又不盡相同，郝、戴好言唐詩之“正”，他則極言其“幻奇”:“廣寒霓裳”、“青冥浩邈”，與後世猶仙凡相隔，可見他更關注於唐詩藝術精神的獨特性。同時，與宋人獨尊杜體、明人獨尊盛唐皆有不同，他以“千年一瑞世”來推尊整個唐代，不甚過於分別，這也是元代較為盛行的風氣。2.肯定宋詩的價值：“去唐愈遠而光景如新，歐、蘇、黃、陳諸大家，不以不古廢其篇什品詣”，劉壎較為辯證地評價了宋詩在詩史上的地位，“光景如新”幾字，頗有史家襟懷。3.提出“天然秀髮，得獨自高”的藝術原則，以此融通唐宋，探求二者本質的一致性。唐詩、宋調，並非情若冰炭，在體制、風格之外，劉壎欲尋找二者乃至一切藝術更本質的屬性。
唐詩唯美意境圖
並以此折衷、融通、超越唐宋，乃至古今。其雲“天然秀髮，得獨自高”用心在此。綜觀劉壎詩論，大致而言，這種更為本質的藝術精神，一以天然為宗，一以性情為本，於此，則其詩論又有了性靈化的傾向。因而，他的詩學思路，漸為清晰，即：宗唐折衷唐宋—標舉性靈。“性靈 ”為劉壎折衷唐宋、融通古今的一條通徑。關於元人不甚分別唐詩各期，確切地說，是不分初、盛、中唐，對於晚唐詩則多為不屑，劉壎亦然。在《詩說》中，劉引人論詩語云：
問：“何以有盛唐、晚唐、江湖之分。”趙公曰：“此當以斤兩論，如‘齊魯青未了’，如‘乾坤繞漢宮’，如‘吳楚東南坼’，如‘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等句，是多少斤兩？比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即輕重見矣。此盛唐、晚唐之分，江湖不必論也。”
唐詩唯美畫面
可見也是涇渭在胸。除此之外，則對李、杜、王、韋、孟等皆深為推許，《曾從道詩跋》中，劉壎對詩體的辨析甚為細緻，其雲：“混合陶、韋、柳三家，以昌其五古；孰復少陵諸大篇，以昌其七古，則又取法少陵五律，以昌其五律；取牧、錫、渾、滄諸作，以昌其七律。如登華嶽，不止於中峰寺；解包駐錫，必登絕頂。”謂陶、韋、柳、杜等皆各擅勝場，宜分別師法，則必登絕頂。元代，李白之地位，幾與杜甫並尊。如郝經、劉因、戴表元、趙孟頫諸人，皆持此觀點，然而在江西詩人群中，雖對李白亦加讚賞，如劉壎曾作《題李翰林像》雲：“錦袍玉色，神遊八極，真昆閬蓬瀛中人。落月照梁，誠非虛語。醉眼一視，殊有傲睨萬物態。”
登華嶽
傾心之意，溢於言表。但是，杜甫不二之地位，並未撼動。此為折衷唐宋派異於其他二派處。劉壎敘述年輕時學詩經歷，可見一斑：翁曰：“君作豐，大合作顛詩一番，然後約而歸之，正乃有長進。”（壎）問：“何謂顛詩？”曰：“若太白、長吉、盧是已。”然性不喜此體，竟不果學。（《詩說》，《水雲村稿》卷一一）又，劉壎在《許尹黃陳詩序》中引許尹之序，獨尊杜甫之意更為鮮明，許曰：“曹劉沈謝之詩……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叢蘭幽桂，宜於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 ”。
杜甫雕像
所舉漢魏、唐諸詩人，雖各有勝場，但終有其弊，惟杜甫，衣被天下，千古獨絕。劉壎稱此序“深合繩尺”，“靡不的確”，可見也為同調。以杜詩為唐詩冠冕，以黃詩為宋詩極至，取徑杜、黃，則標示出唐宋之兼美，“
其正派單傳，上接《風》、《雅》下逮漢唐，宋惟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淵深廣博，自成一家學詩不以杜、黃為宗，豈所謂識其大者”（劉壎《禁題絕句序》、《水雲村稿》卷五），這些地方，劉壎與方回之論頗為接近。但是，不同於方回之一意護法“江西”，劉壎頗不滿於“江西”執守杜、黃之皮相，他評論晚唐與江西詩派雲：“晚唐學杜不至則曰：詠情性，寫生態足矣。戀事適自縛，說理適自障。’江西學山谷不至，則曰：理路何可差，學力何可諉？寧拙毋弱，寧核毋疏。”（《隱居通議》卷一）“江西”之陋畢見。
詩歌唯美意境
又云：“山谷負修能，倡古律，事寧核毋疏，意寧苦毋俗，句寧拙毋弱，一時號江西宗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隱居通議》卷一）言山谷創闢的獨特詩風，為江西取法，終難免如“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落入偏鋒。這些都能深中肯絜，切中詩弊。劉之折衷唐音宋調，還在於他努力探索歷代詩歌之間，更為深層的“因”與“革”，而非簡單的“是”與“非”，因而，更能辯證地評判“得”與“失”，少去偏勝之習，多了融通之度、折衷之意。因而，他善用比較的眼光、辯證的態度來論詩。在《隱居通議》中劉壎論道：
少陵詩似《史記》，太白詩似《莊子》，不似而實似也；東坡詩似太白，黃、陳詩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卷六）
太白以天分驅學力，少陵以學力融天分；淵明俯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嚴。（卷一零）
唐自少陵外，大抵風興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頌長。（卷一零）
融騷、選、唐者半山，駕騷、選、唐者黃、陳，混騷、選以汨唐者梅、歐、蘇（卷一零）
詩歌的唯美意境
從時間上打通漢魏、唐宋，從文體上不分詩、文，乃至經、史、子集，皆納入比較的範圍，所以《四庫全書總目》以“浩瀚流轉”譽之。少陵似《史記》，太白似《莊子》，不似實似；東坡似太白，黃、陳似少陵，似而不似。未強加褒貶，但能脫落形跡。唐，風、興工；江西，雅、頌長，亦以唐、宋並美。“融騷、選、唐者半山，駕騷、選、唐者黃、陳，混騷、選以汨唐者梅、歐、蘇。”劉壎以“騷”、“選”、“唐”為宋詩三大淵源，半山能“融”之，黃、陳能“駕”之，梅、歐、蘇則“混”而“汨”於其中。這裡推崇宋詩之意甚濃。這些結論皆是本於其“宗唐”而不薄宋的立場。又錄《李文叔詩評》，曰：
出乎江西，則未免狂怪傲僻，而無隱括之妙；入乎江西，則又腐熟，竊襲而乏警拔之意……以警拔之意而寓之以隱括之妙，蓋已能去二者之病矣。其於江西之宗，殆入而能也者邪？不論其論點是否中肯，但能出能入之態度，較時人偏於一端，已頗為通脫，折衷之意，亦甚明顯。
唐詩唯美意境
總體而言，劉壎對宋詩之賞譽，實集中於對黃、陳、梅、歐、蘇諸大家的評價上，而對宋詩流弊，亦不乏針砭，如《隱居通議》卷一，特錄人論宋詩之弊數語：“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宋三百年人各自集，詩各有體，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巨儒十數大作傢俱未免此病 ”，“唐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入宋則文人多詩人少”。皆深中其病，毫不諱言。
唐詩唯美意境
（二）詩之“四層次”。劉壎出入於唐、宋，於調和、折衷唐、宋，頗具苦心，在時人紛紛說此是彼非時，他則費心探尋著“唐中之宋 ”與“宋中之唐”，其結論或不免僅為一家之言，其態度則是融通的、辯證的，這一點與清人頗有接近處，在元人中實不多見。同時，劉壎在探尋了唐宋詩體制、風格等異同外，實欲尋求二者之間更本質、更深刻的一致性，即一切詩歌藝術最為根本的東西。因而，劉壎論詩遂有“四層次”之說。在《雪崖吟稿序》中，劉壎論道：
憶嘗與君登峰遠眺，竹樹晚涼，星河夜橫，君索予說詩，予為言杜、黃音響，又為言陶、柳風味，又為溯“江沱”“汝墳”之舊，《生民》、《瓜瓞》之遺，又為極論天地根原、生人性情。語未竟，君嘆曰：“旨哉！敢不勉。”
登峰遠眺
這段話實為劉壎論詩之核心。亦體現了當時較為風行的“宗唐得古”之詩學思路，由唐之體格，追漢魏之風骨，再由漢魏風骨，直溯風雅之遺旨。但劉壎不止於此，由風雅之遺，歸宿於天地根源、生人性情。因而，劉壎論詩實有“四層次”:第一層為“音響”，杜、黃為其極，則以唐、宋得之，此為格律一層；第二層為“風味”，陶、柳最得風神，則以唐、漢魏而得之，此深入到意境一層；
登峰遠眺的意境
第三層為“風雅”境界，從“詩三百”、六經中涵濡，乃得本原之養，指詩人精神、人格、氣質之獲得；第四層為“天地”境界，指超越於古與今，超越於聲律、辭章、風味，至風雅六經，而具萬古不移之永恆所在，此為天地之根源，而存於天地之根源者，惟“生人性情”。前三層為學，為涵養，由近及古，由淺入深；最後一層則為不學，為悟，為超越，為直見本心、性情處，為天地、人相合相應處。既以“生人性情”為詩之極境，則門戶之見詩法之說在他眼裡自落入下乘，而唐與宋亦有了溝通的甬道，一切藝術亦有了它不朽之根本。因有此第四層，劉壎之詩論遂有一定的性靈化色彩。
唐詩意境
劉壎雖標舉“生人性情”，但對第一層之格律，也頗重視。其雲：“體物精切者，詩家一藝也。”（《禁題絕句序》，《水雲村稿》卷五）又云：“蓋必雄麗婉和，默合宮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為主乃善。儻止以七字成句，兩句作對便謂之詩，而重滯臃腫，不協格調，恐於律法未合也。”（《水雲村稿》卷八）論黃載《鬥蟆圖》詩中亦稱：“結句苦不緊峭，故不得卓然名世。”可見對格律之重視。在這一層，他甚為推崇唐人，言唐人“應虞韶、協漢律不傳之妙”，“音節遒麗”云云，對宋詩中蘇、黃等大家也多有稱譽，屢屢稱揚“少陵句法”、“山谷句法”。但是，劉壎雖重“音響”，卻能不泥於“音響 ”，不以“格”害“味”，其雲：“辭彌寡，意彌深，格彌嚴味彌遠。”（《新編絕句序》，《水雲村稿》卷五）
唐詩唯美畫面
對第二層之“風味”，亦多闡釋，在《與趙儀可書》中特標“
味勝”一語，且說明其境：“雍容委蛇，豐潤暢達雖其奔逸超絕處，正如天驥雲，橫視無際，而歸沉鬱倡嘆。”可見其言“味”偏於情味盎然、意境渾然者。劉壎最推崇者乃“漢魏氣骨”、“晉宋風度”。在《月厓吟月稿跋》中劉壎稱道月君，“古體肖古，唐體逼唐，清麗圓活，言言冰雪”，“雲行太虛”，“宛若晉宋間人”，“風韻如飛仙”，皆取其“風味”之長。其詩論中極重“詩味”，雲：“味深以長，則騷壇百級，人人左次讓先登矣。”（《李梅蹊燕臺吟跋》，《水雲村稿》卷七）評詩屢言“其味悠然以長”，“奇麗悲吒趣味深長 ”，“殊有深味”（《新編絕句序》，《水雲村稿》卷五）。對第三層之以六經為涵養，得風雅之正旨，劉壎亦屢屢言及。他認為，作詩當取六經子史精讀之，則“韻度不俗”（《跋石洲詩卷》，《水雲村稿》卷七），“深嚴微婉，具有節度”（《傅庭茂詩跋》，《水雲村稿》卷七）。
冰雪意境
劉壎甚重《六經》之涵養，在他看來，“士稟虛靈清貴之性，當務高明光大之學”（《答友人論時文書》，《水雲村稿》卷一一），《六經》之文“俱出聖筆”，宜以為宗，調養性情，方能得詩之正旨。他賞譽傅庭茂：“詩和平醞藉，雲閒靄潤……識雅人深致。評者俱謂乃祖通守公六義正傳，流芳至此。”（《傅庭茂詩跋》，《水雲村稿》卷七）這些闡釋，使劉壎之詩論，亦沾染了一些儒家正統色彩。其重學、宗經、宗唐、得古融為一體，“漢魏氣骨、晉宋風度、唐宋格法，當奄有之以集大成”（《雪崖吟稿序》《水雲村稿》卷五）），且最終皆歸宿於“生人性情”。則“由學而至於不學”，以包羅萬象之心靈，獨運靈思，超邁萬有，直見本心劉所言“天地境界”，即“性情境界”，受到陸學之影，陸九淵稱：“
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
唐詩唯美畫面
（《語錄下》，《陸九淵集》卷三五）以“性”合於“心”，做學問、做詩文惟求理會本心，直見本心，則通於天地。劉壎受陸九淵影響頗深，他在《朱、陸合轍序》中雲：“
陸學主於超卓，直指本心。”在《象山語類題辭》中盛稱陸九淵“先生直天人也”，“天高日精，千古獨步”，《隱居通議》中還多處引陸九淵論詩之語，因而劉壎論詩之“四層次”，折衷唐宋，實均沾染著較濃厚的心學色彩，這是元代江西詩人們的共同之處。欲超越於門戶之見，唐宋之爭，惟有尋求詩歌藝術更本質的一致性。因而，“天地性情”成為了他們最終的指歸，趙文之“人人有情性，則人人有詩”（《蕭漢傑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一），劉將孫之“詩本出於情性，哀樂俯仰，各盡其興”（《本此詩序》，《養吾齋集》卷九），吳澄“品之高，其機在我”（《孫靜可詩序》，《吳文正公集》卷一三）皆由此而發。劉壎以“生人性情”為詩之極境，雖有性靈化傾向，但與趙文、劉將孫、楊維楨諸人之以性靈論詩又有不同，以後的文章我再作申論吧。閱讀更多 悠悠文學歲月才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