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是博兴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之一，据调查考证，博兴现有佛教寺院遗址及佛教遗迹37处，时代自北魏至民国，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我们在以前的《滨州文物行》栏目中提到过的龙华寺遗址和兴国寺遗址。
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其他的遗址，通过这些佛教寺院遗址及佛教遗迹，勾勒一下历史上滨州地区佛教发展的大体脉络。
鲍陈寺遗址
因佛经得名的般若寺遗址
般若寺遗址位于博兴县城东南17 公里，店子镇般若村北。寺庙始建于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 年)，正光是北魏君主魏孝明帝元诩的第三个年号，元诩是孝文帝元宏之孙，元宏就是进行汉化改革的鲜卑族著名皇帝拓跋宏。元诩父亲是宣武帝元恪，母亲为宣武灵皇后胡氏，也就是著名的祸乱北魏的胡太后，由于胡太后的擅权乱政，直接导致北魏土崩瓦解。
可见，当时的北魏政治比较混乱，导致了百姓生活的困苦，于是，佛教便成为了人们逃避现实，追求来生幸福的依靠。
般若寺初建时，因为寺内石碑上刻有佛像，便被称为石佛寺。元末明初，又因为寺院内有两棵相距三米多的母子大槐树，还被称为“双槐寺”。
后来，因为寺内有一高僧所念经名为“般若经”，就更名为般若寺。《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空宗的主要经典，也是大乘佛教中形成最早的一类经典，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思想的基础，稍晚形成的《华严经》、《法华经》及《涅槃经》等都是在般若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早传入我国的大乘般若经是东汉灵帝中平年间的《道行般若经》十卷，译介般若经的集大成者是著名高僧玄奘，他在晚年以极大的毅力编译了六百卷的巨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从而使汉译般若经得以完备。
历史记载，《般若经》在魏晋南北朝颇为盛行，并与同时期的玄学思想互相影响，互相推波助澜，以至在上层门阀士族阶层中更是风靡一时。《般若经》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后来形成般若学的“六家七宗”。《般若经》这部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经典，是大乘佛教思想的奠基之作，稍后出现的《华严经》、《法华经》及《涅槃经》等都是在它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各成体系的。
般若寺在1925 年因年久失修而倾圮，般若村因为地处般若寺附近而在1936年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兴益寺遗址
佛教兴盛传播的重要区域
佛教在山东地区的初传是在东汉末至西晋时期，南北朝时期，山东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地处山东重要区域的博兴，便也迎来了寺庙建设的繁盛期。
南北朝时期该地区佛教之所以能得到兴盛发展，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历代皇帝崇信佛法，北朝虽然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父子俩好佛，孝明帝母亲胡太后也是笃信佛教，由于北魏皇帝好佛，一时间，朝野上下都很好佛。
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由于政府的保护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发展，佛教艺术水平也是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留传下来的金铜佛像数量很多，博兴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造像就多达32件。
世家大族支持佛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北朝时期控制青州地区的世家大族是清河崔氏，崔氏家族的人们也多崇尚佛法，博兴地处青州地区，也深受影响。
还有就是高僧的影响、民间佛教信仰组织的盛行以及社会动荡促使民众信仰佛教、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等原因的影响，尤其是民间佛教信仰组织的盛行，在民间影响甚广，这时期，博兴当地民间盛行一种以族、村为单位的佛教组织，由僧尼和在家信徒组成，从事造像、诵经、斋会等佛事活动。这些组织以“邑义”、“法义”、“法社”为名称的比较多见，首领称为邑义主，成员称邑人、法义等。
后来，出土的石造像座也印证了这一点，上面多有这种称谓，如北魏正光六年王世和等造像题记云：“王伏会等法义兄弟”，孝昌二年造像座写道：“阳信县法义六十余人”、一青石造像座上记有：“都邑义主秦绍敬”，刘贵造卢舍那像刻铭：“法社刘贵率领廿人”等。这种组织的存在，推动了佛教造像活动的发展和佛教教义的广泛传播。
出土高古佛像的集中地域
博兴堪称是近30年来出土高古佛像的奇迹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出土4批。这些高古佛像在中国佛教艺术研究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高古佛像年代久远，风格古朴，作为早期佛教文化、艺术传播发展的生动见证，历史底蕴厚重。
这些独具特色的佛教造像，出土量之多，价值之高，造型极为优美、独特，在国内罕见，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些造像的质地有石、金、铜、瓷、陶等，雕刻手法有圆雕、透雕、高浮雕、线刻等，表明当地古代佛教文化高度发达，这些造像的出土，对于研究山东地区造像的分期、类型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对研究北朝时期该地区的佛教文化、佛教流传及寺院兴废等，更具价值。
据地方志载,北朝时期博兴境内有寺院20余处,目前发现位置确定的寺院遗址有10余处，其中的遗址有博兴县的鲍陈寺遗址、乡义寺遗址、高昌寺遗址、疃子寺遗址、南河东铜佛像窖藏、兴益寺遗址、李韩寺遗址、张吴寺遗址、东鲁寺遗址、三合寺遗址、焦集寺遗址、崔庙遗址、康坊寺遗址以及邹平的白云山寺庙遗址、院上村福安寺、重修佛殿石碑，滨城区的天王寺旧址、老造纸厂院内寺庙遗址，开发区的大安定村寺庙遗址等。
这些遗址曾见证了历史上佛教盛行的辉煌，也经历了世事沉浮的坎坷与波折。而今，他们仍在默默地守护着这方土地和人们，诉说着那些渐渐远去的故事，昭示着历史的传承与发展。
閱讀更多 魯北晚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