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正史、野史，明代的历史处处散发出血腥、黑暗、荒诞的气息，既有长达二十年不上朝的荒唐皇帝，也有把握朝政、颠倒是非的昏庸宦官，但无论明代的历史再怎样不堪，都不能抹杀明代艺术文化领域的辉煌——当时的青花瓷、书法等艺术品令藏家爱不释手，在现今的拍场频频创出天价。即便是在明代，从士大夫阶层的富裕人群到民间贩夫走卒皆对艺术品的收藏一掷千金，趋之如骛，完全忽略了北方慢慢崛起的少数民族部落，直到打扮另类的满人打到自家门口，一屋子的奇珍异宝并不能改变他们改服剃发的亡国命运。
从玩物丧志到玩物长志
从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即位称帝开始，到1644年在景山歪脖树上上吊自杀的崇祯帝朱由检为止，明朝一共经历了17位皇帝，从1368年到1645年，统治共277年。无论从人口、国力、疆域上来说，明朝绝对是一个以实力取胜的朝代。在击败了元朝统治之后，朱元璋通过屯军大大巩固了那些前朝虽然列入版图，但实际上中央政令并没到达的地方，比如云南、贵州、广西。又通过移民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财富重新分配和开发。
《地理志》中关于明朝的版图是这样说的：“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十里。南海的“千里长沙，万里石溏”尽入版图。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贡，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縻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从许多方面看，这个朝代都拥有中国人所沉醉的“盛世”所具备的因素，无论军事、邦交、文化、民生，只除了一个方面，那就是政治。
明朝初期，作为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贱的皇帝，曾经食不果腹的朱元璋对于历代君主纵欲祸国的教训极其重视，生活极为节俭，恨不得不吃不喝也要把所有的钱都收归国库，也就是自家的保险柜里。这从传世的洪武瓷器上即可得到验证，那时期盛行的釉里红瓷器大多红中泛灰，而青花则发色黯淡，所以至今不甚美貌的洪武瓷都不是藏家追逐的重要目标，市场价格一直处于明代瓷器的底部。
明朝初期皇帝的节俭为后世积累了大量财富，到了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在位时，政治清明，君民关系融洽，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当时，仅景德镇一处，就有上万家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永、宣时期景德镇创造的“祭红”，永乐时的“甜白”、“娇黄”、成化斗彩等，还有从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使得青花发色艳丽，这些瓷器的精美都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尤其是明“隆庆”开关之后，海外大量的珍贵木材、犀牛角、象牙的进口及从海外传入的珐琅器工艺制作的日趋影响，古玩杂项工艺制作名人辈出。如明开创嘉定派竹刻的竹刻大家朱松龄、制玉大家陆子冈、制铜手炉大家张鸣岐、制墨大家方于鲁、版刻大家黄应光，还有明式硬木家具的兴起、明宣德炉的竞相仿制。随便一件在现在的拍场上都可称为“神器”。除此之外，宣德年间、景泰年间和嘉靖、万历时期的景泰蓝制品，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明朝是中国漆器工艺史上的黄金时代，特别是明代艺人周翥所制作的“百宝嵌”，苏州高手蒋回回的金器，姜千里创制的“姜千里式”螺甸镶嵌，以及嘉兴和云南不同风格的雕漆等等，都异常出色。正是由于明代手工业及工艺美术的高度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当时人们的收藏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为国库敛财的风气和习惯到万历皇帝时发展到了极致，但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敛财，万历皇帝想出了一个“奇招”，就是让地方官吏定期向他进贡，还把进贡钱财的多少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豢养了许多官宦到各地去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即使是养一只鸡也要向皇帝缴纳一定的税金。如此大肆搜刮，自然“成果”丰厚。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宦官们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白银就达90余万两、黄金1575两，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万历皇帝搜刮了这么多钱却舍不得花，全都囤积在府库里。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边境四处发生战事，朝臣们苦苦相求，他才拿出一点无济于事的小零头，而且银子竟然因为窖藏太久已经变黑发霉了。
有了这样一个爱钱的皇帝，朝廷各级官员的敛财之风可谓上行下效。社会局势和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日常消费也开始不象当初一样节俭。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士人手中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资财，这为他们进行奢侈性消费准备了条件。
万历《兖州府志》记载定陶县时写到，“国初宫室尚朴，服不锦绮，器用陶瓦。成化以后，富居华丽，器用金银，陶以翠白，市井有十金之产，辄矜耀者有。士大夫开始求田问舍，营声利、蓄伎乐;读书士子，投贽干名，挟娼优、耽博弈，陈说是非。这些人“不蚕织而文绣，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贷而车马，不商贩而积蓄”甚至有些“昏惰者流，附于安静，万姓死生，浑如醉梦”。 很明显的，世俗化、享乐化在士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时尚。“名利不如闲”，这是明代的“常语”，而所谓的“闲情逸致”，一部人理解为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宵歌舞之场，半画妆笫之上”，更有相当多的人寄情于收藏，并提出了“鉴古可以进德，收藏可以成才”的“玩物长志”理论，民间收藏热形成使得古董收藏观念受到社会认同，这为后世皇家与民间共同介入的收藏热奠定了基础。
无序的皇家收藏
明朝收藏可以分为公藏和私藏两部分，公藏指的是帝王的内府御藏，私藏为帝王之外的民间收藏。明成祖朱棣常与侍从之臣赏鉴古玩，滕用亨待诏善鉴古器，获得朱棣的赏识。皇帝于旧藏之外，还费心搜罗新品，增加御藏。明宣德、成化年间，朝廷数度派太监至民间采集珍异古玩。万历时期，张居正当朝，将太祖皇帝在南京置下的宝玩尽取北京，以充实内府。然而，明朝帝王收藏尽管数量不菲，但流失相当严重。皇家收藏历来就像是皇室的礼品店，皇帝可以随意支配这些珍宝，爱拿什么就拿什么，想送给谁就送给谁，以便收买人心，加强王朝的统治。洪武皇帝就是如此。他从皇家收藏中拿出大量的东西来赐给臣下，以加强对方对自己的忠诚。在他儿子朱棣(1358—1398年)1378年被封为晋王时，朱元璋就下赐了大量的艺术品。尽管这次赏赐的具体数目不清楚，但就现存的古玩艺术品来看，盖有晋王章的有33幅重要的绘画，而这33幅画作中不少于15幅带有半印标识。在朱棣40岁死后，他的收藏散佚，被民间的一些收藏家买下。
另一个接受洪武皇帝大量赏赐的人是他的养子沐英将军。后者甚至因此而建立了自己颇为重要的家庭收藏。而朱元璋的外甥也即沐英的儿子沐晟(1368—1439年)则是另一个热心的收藏者，明代一百多幅不错的绘画作品上都留有他的印章，其中，很多画上还兼有宋朝皇室的印章和明代的半印标识。
洪武皇帝在南京建都，在修建皇宫的过程中，大量艺术家和工匠积极接受招募，为宫廷服务。据说，当时的情形盛大非凡。作为明朝的第一个国都，南京成了“文人墨客云集的中心，几乎全国能诗善画的人都集中到了这里”。在那里，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响应号召，不遗余力地进行创作。当时，许多有才能的艺术家都来自江南，即南宋时期以苏州、杭州、扬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水准极高的宫廷艺术历经元朝的统治而犹存。其中，尤其是苏州、杭州周围的南方地区，自南宋以来一直都是艺术家、作家和文人汇集的中心地带。 他们的作品都成为皇家收藏。
隆庆万历时，国库空虚，皇帝竟将内府书画充作官员的“折俸”之物，明末军饷不足，亦倒卖内府珍物，并将御藏铜器发宝源局铸币，其藏品管理相当混乱。因此，明朝的公藏在历史上是不如宋朝及清朝。
明朝的公藏不甚发展，内府珍物流散在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太监还控制着下面各省和外国使节呈送给皇室的贡品，负责这些贡品的收藏和看管。置身于皇家的奇珍异宝当中，他们很容易偷出一些来行贿或者收买亲信，以便谋得私利。从15世纪中期以后，太监逐渐篡夺了皇帝对宫廷艺术家的遴选权，一些太监有相当数量的收藏就毫不奇怪了。
私人收藏名家辈出
明代不乏著名的私人收藏家，他们的收藏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现今任何一个藏家都无法企及的。如明代的严嵩、严世蕃、华夏、韩世能、项元汴、陆完、王延、董其昌、钱谦益等人，均以藏品富绰著称于世。严嵩、严世蕃父子的收藏冠绝古今，其罪罚抄家的清单中，有“古铜龙耳等鼎牺樽狮象宝鸭等炉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大理石倭金等屏风一百八座，金徽玉轸等古琴五十四张，二王怀素欧虞褚苏黄米蔡赵孟等墨迹三百五十八册，王维小李将军吴道子等清明上河、海天落照、长江万里、南岳朝天等古名画三千二百卷册，宋版书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轴”。以及其它许多金玉珠宝、珍异奇器(《居易录》卷二十五引王世贞《朝野异闻录》)。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山人，是明代私家收藏的巨擘，他的一生即是明代私人收藏家的典型代表。项元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x代”，完全没有靠考科举做官光耀门庭或自食其力谋生的压力，从年轻时起就厌倦科举，淡于仕途，是一位鄙夷官场的另类人物。朝廷征召他入仕也坚辞不去，而把毕生精力投入到鉴赏与收藏之上。后人写道“子京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如仇英一幅《汉宫春晓》长卷，项元汴竟出资高达200金而藏之。他将鉴赏心得题于书画上或著书立说。有《宣炉博论》、《墨林山人诗集》等著作传世，为后人积累了许多鉴藏知识与经验。当下收藏家考查一幅古书画的源流时，如果有了项元汴的题跋，那基本可以身价倍增。他贮藏金石书画的处所名曰“天籁阁”，因得古琴“天籁”而命名。曾有人将墨林与同时代的文坛巨匠、亦是著名藏书家的王世贞相比，王氏小酉馆藏书三万，其尔雅楼所藏宋版更是名闻天下，但时人以为“不及墨林远矣”。墨林收藏之富由此可见。天籁阁所藏古籍善本与金石书画皆精妙绝伦。就书画而论，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72幅绝世书画珍宝中，大多经天籁阁收藏过。徐邦达先生所著《古书画经眼要录》，仅《晋、宋代书法分册》统计，天籁阁旧藏品就有74家129种，这也仅是天籁阁旧藏书画一斑而已。当年项氏藏品是以《千字文》编号管理的，亦从一侧面反映了项元汴收藏之富。例如著名的唐韩《五牛图》卷，有“此”字编号，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卷，有“摩”字编号，元王蒙的《稚川移居图》轴，有“圣”字编号等等。被乾隆视为三希之一的《中秋帖》(传为晋王献之所书)、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韩的《五牛图》、李唐的《采薇图》、杨无咎的《四梅图》、赵孟 的《鹊华秋色图》、王羲之的《兰亭序》(冯承素本)、《远宦帖》、《十七帖》、晋朝索靖《出师颂》等都被项元汴收藏过。项元汴倾毕生的精力和财力用于收藏古籍善本与历代名人书画，使得大量的古籍善本与历代书画珍品，
通过他的天籁阁得以保存，大幅度地减低民间散佚和毁损。项元汴为保存中华珍贵文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史可鉴。可惜他死后尚不足六十年，项家累世之藏并不能阻挡清兵进入嘉兴，反而招来千夫长汪六水，其藏品尽被劫掠，散失殆尽。后有些藏品归于皇宫，现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
尽管是富而好古的大收藏家，但项元汴的一些收藏习惯一直让时人和今人觉得可笑。例如一旦被告之他买到的藏品“价浮”时，必定后悔不已，于是又会把那些藏品按购得之价让给同样是大收藏家的哥哥项笃寿。所谓“价浮”，即是认为不值那些钱的。另外项元汴每得名迹就遍钤收藏印记，如“子京”、“墨林”等等，有时多至数十方，是历来在书画上钤盖收藏印记最多的一个。他钤印的格式没有一定规律，有时一方印前后重见多次，其印章又多为俗手所制，令人不忍卒睹。他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出于对所藏书画的喜爱，不愿再落入他人之手。
明朝书画收藏规模和数量不可小觑。明张应文《清秘藏》著录古今书画赏鉴家，计有明30人，而元代只有11人。藏书家更多，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元藏书家23人，明234人：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收明藏书家265人，而元藏书家为31人，李玉安、陈传艺编撰的《中国藏书家辞典》收录明代藏书家203人，而元代藏书家38人。两个朝代藏家人数相差悬殊。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藏书家中固然有只收藏书籍的，但也有不少人除藏书外，也收藏鼎古物、法书名画及其他藏品。特别是明中后期，民间收藏异常活跃，收藏者人员之多，藏品之富已远远超出宋代气象，堪称民间收藏发展的全盛阶段，其在收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收藏成为社会时尚
明代收藏者中固然有藏品盈几溢奁，兼舱压栋者，但更多的是仅有数件藏品的普通收藏者。都穆《寓意编》记述其亲眼历见的藏品，提到四十多位藏主，其中既有像李应帧、沈周、朱存理那样的知名人士。也有许多不出名的收藏者，有的仅留下姓称或职业，如郡城杨氏、城西张氏、无锡邹氏、宁波人谢某、王医士、裱褙孙生等，收藏者也不尽是生活富裕的，有的甚至生活比较贫穷，如长洲人邢量行医兼占卜，其族孙邢参以教书谋生，两人都酷爱收藏，但生活困窘。邢量隐居葑门，家中只有“折铛败席”，“肃然如野僧”;(《姑苏志》卷五十五)邢参家中“客至或无茗碗，薪火断则冷食，尝遇雪，累日囊无栗，兀坐如枯株”(《列朝诗集小传》)。可见饭都吃不上了也不忘收藏，真是饿死事小，收藏事大。
明中后期江南等地收藏风气很浓，收藏者队伍有从社会上层的达官显宦、豪门富户向一般的士子、商人、普通百姓发展的趋势，甚至连一些身份低下的奴仆也有此好。沈春泽在《长物志》序中说：“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姚廷遴《历年纪》记明末松江城的风俗也说“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清代日记汇抄》)想必当时人们见面第一句话不是问“吃了吗”，而问“淘什么宝贝了?”的可能性极大。收藏者队伍的扩大，收藏风气向社会下层浸润，表明收藏已由原属社会上层的喜好逐渐成为社会的时俗风尚，这是民间收藏发展的重要特征。
藏品种类扩大
明代民间收藏发展的另一特征是藏品种类的丰富扩大。从宋代至明末，综合性收藏论著记载的藏品分类越来越细致。宋人赵希鹄著《洞天清禄》论收藏物品，分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研屏、笔格、水滴、古翰墨、古今石刻、古画十门。明初洪武时曹昭撰《格古要论》，分藏品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古琴、古砚、珍奇、金铁、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等十三项。天顺年间，王佐增补该书，分十三卷，所记藏品有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文、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竹、文房、古今诰敕题跋等十六种。后来张应文撰《清秘藏》又把藏品类目进一步细化。分为玉、古铜器、法书、名画、石刻、窑器、晋汉印章、砚、异石、珠宝、琴剑、名香、水晶玛瑙琥珀、墨、纸、宋刻书册、宋绣刻丝、雕刻、古纸绢素、奇宝、唐宋锦绣等二十一类。《长物志》还提到佛像、佛经、古版书籍及家具。这些论著记载的藏品细目也越来越详细，如《洞天清禄》记玩石有灵壁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格古要论》所记为土玛璃、红丝石、竹叶玛瑞石、云母石、南阳石、川石、英石、湖山石、石琉璃、霞石。《新增格古要论》在原有名目上又增加了灵壁石、永石、试金石、不灰木石、乌石、神龟石、昆山石、太湖石。综合性收藏论著记载藏品分类的细致化，反映收藏者对藏品认识的深化，随着时代的推移，收藏者的视野越来越广。
明朝藏家喜爱“当代艺术”
明代万历年间，藏品概念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即由重视古玩转为古玩与“时玩”并重。所谓“时玩”是指近世或当代的物品，如近当代书画、永乐漆器、宣德铜炉、蟋蟀盆、永乐宣德成化窑器、折叠扇、紫砂器、紫檀红木器等，为世人竞相收藏，以至价格飙然上升。这和现在拍场上当代艺术屡创天价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如王世贞《觚不觚录》说：“书画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列有“时玩”专条，称：“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时玩”价格上扬，与古玩争雄，是在收藏风气炽盛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是收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今的”时玩”收藏甚至已超过古玩成为民间收藏的主流。衡量一个时代的收藏水平如何，主要依据的条件应是收藏者和藏品两项，而且民间收藏的状况更为主要。
收藏理论著作频出
收藏者可分为“好事者”与“赏鉴家”两类，前者仅是凭借财赀从事收藏，意在夸耀财富，标谤风雅。后者才属真正笃好收藏，对收藏有钻研，有心得。明朝时的一部分大收藏家的藏品非常丰富而且品位高超令人钦佩，同时他们对所收藏品进行流传有序地考证与研究，费尽毕生精力著书立说，为今人研究古代收藏史提供了详实可靠的依据，这也是明朝收藏活动盛极一时的重要佐证。这些收藏文献有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张应文《清秘藏》、高濂《燕闲清赏笺》、文震亨《长物志》、屠隆《考粱余事》，以及托名项元汴的《蕉窗九录》等。明代的综述性收藏论著涉及的藏品种类超过宋代，所记内容也更加丰富。如赵希鹄《洞天清禄》记书画装裱仅有数语：“画不脱落，不宜数装背，一装背则一损精神，此决然无疑者，墨迹法帖亦然。”《长物志》有同样的内容，并对装潢书画的最好时节，装潢的纸质，装潢的步骤、定式，轴，裱锦的选择等一一进行详述。董其昌《骨董十三说》等从养生的角度谈收藏的意义，称：玩骨董可以“怡生安寿”，“可以舒郁结之气，可以敛放纵之习。”“有却病延年之助。”
各个门类均有收藏著作
书画是古人收藏的大项，明代有陶宗仪《书史会要》、朱谋(上西下土)《续书史会要》、《画史会要》。王世贞《书苑》、《画苑》、赵宦光《寒山帚谈》、唐志契《绘事微言》、项穆《书法雅言》等。明人的此类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完备，如王世贞《书苑》初纂时汇集前人书家之言多至八十余卷，后以十数种付梓。其《画苑》亦萃集了前人画论的主要著述，可谓一书在手，群贤毕览。二是藏品收藏鉴赏方面的内容有所增加，如《绘事微言》论及蓄画、鉴赏、品评、收藏。《书法雅言》提出赏鉴因人品而殊，识见亦有异，有耳鉴、目鉴、心鉴之分。这些内容与早期的画论、书论著述已有不同，显示了收藏发展的时代影响。
还有一类收藏著作不是泛泛概述书画作者作品，而是收藏品的实录，因而堪称真正的收藏类著作。明人的此类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体例有创新，如《珊瑚木难》首创著录书画原文及款识、题跋，《南阳法书表》、《清河书画舫》等以列表形式记述藏家藏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人著录书画的翔实程度超越前代，故为收藏家宝重。《四库提要》称：《清河书画舫》“百余年来收藏之家多资以辨验”。《珊瑚网》“与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并驾”(《四库全书总目》)。
明代不少收藏家对书画有较深的鉴赏功力，如董其昌某日在京师杨太和家见有一幅画，上有宋徽宗御题，笔势飘举，乃画中奇品，藏家检索宣和画谱，认为是宋代的《山居图》，然而，董其昌仔细察看图中的松针石脉，无宋以后人画法，断定是唐人作品。他进一步察看此图，否定大李将军(李思训)所作，认为是摩(王维)作品无疑(《太平清话》)。项元汴一次见到一幅五右军(王羲之)的《二谢帖》，上面密密麻麻题了十多位宋人的题识，看来必是真品无疑，然而项公题曰：“此右军二谢帖，结构疏缓，纸弊黑渝，了无晋人风度，迨后人赝本。宋诸公之题俱佳，恐非原帖。”(《续书画题跋记)卷一)。
明代的私家藏书风气很盛，特别是明中后期藏书活动极其活跃，藏书家大量涌现，撰写了大量的藏书目录。明代不少藏书家编有藏书目录，如叶盛有《竹堂书目》、陆容有《式斋藏书目录》、吴宽有《丛书堂书目》、茅坤有《白华楼书目》、陈第有《世善堂书目》、徐渤有《红雨楼书目》、祁承有《澹生堂书目》、钱谦益有《绛云楼书目》、赵琦美有《脉望馆书目》、董其昌有《玄赏斋书目》、沈节甫有《玩易楼藏书目录》等。这些书目为后人了解明代的图书及藏书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于书目编排等目录方面的研究也有颇多价值。明人图书收藏研究的贡献之二是撰写了一批藏书约，如曹溶的《流通古书约》。范钦的《天一阁藏书禁约》、祁承的《澹生堂藏书训略》等，对图书的收购、鉴定、阅览、庋藏、流通等提出了有相当价值的观点。曹溶提出，藏家应公诸藏书，互相抄书，或刊布私藏秘书，使“所藏日以富”，又能“有功于古人”，不至使珍贵古籍散轶湮没。范钦及其子孙规定了严格的藏书禁约，对图书的完好保存意义甚为重要，这些都是古代图书收藏的宝贵经验。
书画、金石、图书是古人收藏的主要物品，除此之外，其他藏品著录及研究也很可观。如《阳羡茗壶录》是第一部紫砂陶的专门著述。《新增相古要论》、《燕闲清赏笺》等有论述瓷器的专门篇章。家具方面，有《长物志》、《蝶几谱》等记述。香料方面，周嘉胄的《香乘》是宋代以来卷帙最多的香料专著。其余如折叠扇、漆器等藏品都有专门的文字记载。
以上洋洋数千字描绘出明代人丰富而高雅的收藏世界，但无论收藏活动再怎样热闹和繁荣，在当时整个世界版图中仍属于小事一桩，高度集权的皇权政治，在明代晚期变得更为黑暗，帝王昏聩，吏治腐败，宦官专权，朋党倾轧，边患不断，但凡生活能够满足温饱的人们看到当官治国反而得不得什么好下场，干脆极力追求生活享受，躲进自己收藏世界怡然自乐，然而这许多小事对历史发展方向的作用不容小觑。以至于史学家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干脆就叫《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距万历十五年仅仅57年后，来自关外的满族皇帝顺治取代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成为中华大地的新主人。
閱讀更多 石在鈺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