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衣冠改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满清入关后杀气腾腾的“薙发令”，此后三百年间，长袍马褂加上一根拖在脑袋后面的长辫子，成了中国人的标准样式。
那么，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入主中原期间，有没有推行衣冠改制呢？
蒙古人在统治时，奉行“因俗而治”的原则，除了官吏的公服以外，并没有对服饰进行强制性的规定。但在民间，蒙古人的衣冠发式等影响力极其强大，以至于明代初年反复下诏对“胡服”予以清理整顿，从而“复中国之衣冠”。
一、官场上胡服一统天下
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有不少汉人为了攀附权势，主动改用蒙古习俗。
比如1275年，南宋德祐元年，江西制置使黄万石投降，主动“削去顶发，三搭辫发，领鞑贼深入”；元军进攻严州的时候，守官方回也主动“鞑帽毡裘”，迎降于30里之外。
元代初年，遗民诗人郑思肖就亲眼见到江南汉人官吏“骔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其中骔笠、毡靴都是蒙古人常用之物，搭护，则是一种便于马上驰骋的半袖蒙古袍。
二、民间自发更改
除了官场上的衣冠改制，还有民间的自发更改，而这才是推动衣冠改变的强大暗潮。
元代统治中原期间，废除科举制，传统儒生科举入仕的道路基本被堵死。要想当官，最重要的是两点：“根脚（家世背景）”、族群出身。
而这两点，恰恰为南方文人所缺乏，所以，为了和蒙古官长套近乎，很多人主动在衣冠发式方面向蒙古人看齐。
郑思肖曾经感慨江南民众热衷于蒙古习俗，“今南人衣服、饮食、性情、举止、气象、言语、节奏，与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
明代初年著名文士王祎回忆时，感慨地说道，“元既有江南，未数十年，宋之遗俗，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自附于上，冀速获仕进。”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很难有人坚持自己，“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
千方百计讨好蒙古官长，无疑会有收获，比如无锡人钱世良“言、貌悉似蒙古，故太师帖木真儿见爱，遂以女妻之”，而钱世良也因此加官进爵，成为广东宣慰司副元帅。
靖难忠臣之一的方孝孺，在一位儒生的墓志中也提到，元代统治期间，江南文人普遍都“世俗沦为胡夷，辫发椎髻”。
所以，有元一朝，尽管没有来自上层的强制法令，但上至官员、下至庶民“其发或辫、或打沙练椎，庶民则椎髻”，模仿蒙古风俗，削发垂髫已经成为极为普遍的社会风俗。
三、明代初年的改革
1、发式
朱元璋即位后，为了申严“华夷之别”，对于头发样式的要求极为严格，“士民皆束发于顶”。
甚至连某些与蒙古发式相近的也要受到牵连，据《南京刑部志》录有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的榜文：
内使剃一搭头。如有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迁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
其实，头顶剃光，直流额前一朵头发被称为“一搭头”，是汉族儿童古已有之的发式。
不过，在明代初年的大背景下，只不过因为和蒙古人髡发样式相类似，因此被严格禁止。
法令中，所提到的允许“内使”剃一搭头，即允许内廷宦官剃一搭头，并非给予其特权。
而是因为明代初年，宦官大部分来自前元旧官，其中有相当多的是被俘蒙古官员后代。此外，还有很多色目、女真、高丽等族群充任宦官。
朱元璋鉴于前代太监干政的恶果，一再强调只允许宦官承担宫廷力役，命令他们留这种发式，是为了显示其“贱虏”身份而已。
2、巾帽
正因为元代统治期间，胡人衣冠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二年和洪武二十四年，连续两次“申严巾帽之禁”，
“凡文武官，除本等纱帽外，遇雨许戴雨帽，公差外出许戴帽子，入城不许；乡村农夫许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
其中，就连对何人、何时、何地可以戴雨帽、帽子、斗笠这种小事都不厌其烦的加以规定，可见蒙古习俗的强大惯性。
3、衣裳
蒙古人为了便于骑马而采用的“辫线腰褶”、“袴褶窄袖”被一律禁止，此外，两截胡服也被“禁止官民步卒人等用”。
朱元璋要求官员穿着圆领袍、士庶礼服穿盘领衣。
此外，妇女也被禁止穿着受胡风影响的“窄袖短衣”，要求穿“大袖交领，衣长至足”的团衫为礼服。
当然，明代初年统一全国的时候，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先后经历了辽、金、元三代大约300多年的统治，因此在衣冠制度上早就不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边境民族的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即位第二个月，就发布诏令，革除“胡服”，衣冠复古。此后，才一遍又一遍地发布命令，全方位消除外来影响。而经过朱元璋的不懈努力后，终于“一洗胡俗，民皆复古”。
经过洪武年间持之以恒的“清理胡服”运动，影响中国上百年的女真、蒙古服饰影响逐渐消退，胡汉之间的界限变得清晰起来：
束发于顶、戴四方平顶、穿着盘领衣，此为“华制”；
辫发椎髻、深檐胡帽、窄袖短衣，则为“胡风”。
最后，“大明衣冠”更是成为明亡以后，无数遗民心中念念不忘的故国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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