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先生80年前來到江村，進行了一番調查，寫成《江村經濟》，這本著作成為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一個里程碑，開弦弓村也因此而以“江村”聞名於世。
第一是強調對未來一種美好生活的價值預設。人類學家應該是有其自身價值追求的，這種追求在費孝通看來，核心就是期待著人在世界之中會有一種美好生活、美好社會的來臨，這種生活不僅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屬於研究者所研究的對象，這可謂人類共同性價值的一種追求。
第二是強調一種人的多樣性的存在。很顯然，費孝通在這一點上所貫徹的乃是一種真正人類學的文化觀察，是可以包容多樣性存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反過來，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是能夠去包容多樣性的人的文化存在。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表述中，我們也真正看到了費孝通所倡導的文化自覺中對差異性文化存在的真正包容。而且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費孝通所倡導的多樣性包容之中也隱含著一體的共同性價值的表達，差異不是散漫而無所依靠地存在著的，差異是如容器一般被盛納在一體之中的。在此意義上，費孝通的文化觀便有了一種獨創性，這種獨創性是把西方認識論中的“多”和“一”的對立轉變成一種相容和辯證。
第三是強調人的主體本位與世界關懷之間的並接。在這一點上，費孝通的文化觀無疑是屬於主體本位的，但它卻又從來都不會缺失一種世界性的關懷。他早年出版的《鄉土中國》一書，可以說是有著明確文化主體本位意識的典範之作。同年，費孝通在《美國人的性格》一書的後記中也專門提到了“世界性的大社會”的概念，這又無疑體現了費孝通自身所擁有的一種世界性的關懷，這是一位人類學家從人類整體去看待世界未來的嘗試，是中國智慧的一種表達。
第四是強調世界不同民族多元一體的共存共生以及自我的創造性轉化。“多元一體”這一概念是費孝通晚年的又一個重要學術貢獻，多元融匯到一體之中以及一體包容多元，有分有合，圓融共通，互惠互助，由此才可能真正實現多民族、差異性以及多元發展。在這裡，多元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只在一個文化裡生長起來的人，看到別的文化模式，總是懷有幾分不理解，這種思維在一個文化間少有往來的世界裡是行得通的，但在一個伴隨著交通通訊日益發達的世界裡，這種孤芳自賞的文化心態就需要轉變，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大轉型，也是人類學思維越來越被社會科學所重視的原因所在。因此，必須從單一文化的認知轉型到多元並存的文化認知上來，從“邦亦有道”轉換到“邦各有其道”的多元文化的理解上來 ，由此而形成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更為完整的認識。
第五是強調文化自覺的和諧發展。費孝通借文化自覺概念的提出而為自己的人類學研究開闢出了一片全新天地。費孝通認為文化擔當著社會的粘合劑和緩衝劑的作用，它在避免相互衝突上起到了一種和緩作用。儘管文化之間並非沒有戰爭可言，但文化的主旨不在戰爭而在於和諧。
第六是強調“生態發展不可偏離心態發展”的新發展理念。費孝通1992年在參觀過孔林之後所寫的《孔林片思》一文，是對於人的心態給予全新理解的開始，是反省人類學該有所作為的一種自覺，也是要去注意人的頭腦中的想法，要真正思考人的認知能力的一種開始，這歸根結底是要去領會人與人之間如何友好相處、如何共同生存下去的問題。
第七是強調一種可以造福於民的人類共同價值和理想追求。費孝通曾經強調自己的學術追求“志在富民”，這可謂他作為一箇中國人類學家所獨有的對於人類共同價值和理想的追求，這種追求反過來又促成了他更具統領性的文化自覺意識的突顯。費孝通的文化觀在無形之中將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嵌入到帶有世界性的更具普遍性意義的理想社會的追求上去，這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尤為需要。人們在追求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以此去應對這個共同體價值的諸多世俗化傾向。
第八是強調面對現實生活的價值重構和文明重建。費孝通晚年所踐行的“行行重行行”的理念和實踐，真正體現出來的乃是一種跨越空間意義上的文化觀察，而一次又一次的重訪江村則必然是在一種時間意義上對於中國社會變遷最為深度的觀察。而根基於此的實地調查，使費孝通能夠在其晚年的思考之中真正直接去面對一種世界性的文化轉型，並由此而提出以文化自覺為基礎的四美方針，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是文明重構的基礎，更是文化創造努力的方向，二者不可偏廢。
第九是強調一種與時俱進且重在人本追求的文化轉型觀。可以清晰地看出，費孝通文化觀的核心是一種對於動態文化的關注，是基於“精神世界”的一種“神遊冥想”，同時也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文化觀，其重在人本的關懷，並且是一種在人和文化之間人及其意識能力變得更為重要的文化觀。費孝通看到了即將來臨的一場大變革，這是文化轉型的真正開始，世界會變得超出三維空間，形成了各種新的變化。虛擬現實在費孝通的時代還沒有那麼明顯，但在今天則成為眾所周知的科技新應用。在未來，我們原本真實的生活會變得異常虛擬，反過來，原本虛擬的生活又似乎一下子回到了真實的生活實踐中來，這就是由所謂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文化轉型。
第十是強調“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價值關懷。這是費孝通在方法論層面的一種自我超越，是試圖從西方既有的人類學傳統中尋找到對於人類學的殖民背景和殖民心態的一種大扭轉。這種“邁向人民的人類學”並非是一種被迫，而是一種自覺，同時也為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設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也可以看成是費孝通對中國人類學學科建設的引領性貢獻，這必將帶動中國人類學的成長。
以上對於文化屬性的關注，都可謂費孝通文化觀念中最具有核心性的價值理念，它會影響並引導我們在一個新的時代直面當下文化的新現象，並對當下的文化存在給出一種極富智慧的新理解、新主張以及新領會。
在此意義上，費孝通的文化觀重在新而不在舊，重在人而不在物，重在未來而不在既往，重在發展而不在止步不前。（作者：趙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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