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1866～1940），號雪堂，是近代金石學家，語言文字學家、甲骨文學家、文物收藏家。他和王國維（觀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號稱“甲骨四堂”。他平生很注重蒐羅和保存文獻史料，當年他曾在故宮中搶救出了很多清代的檔案，使檔案免於被銷燬之命運。後來他圍繞效忠和扶植廢帝，擬復舊王朝，與日本侵華勢力發生了愈益緊密的關係，終於淪為偽滿洲國的漢奸高官。但在偽滿洲國時，又因他的推動，將煌煌巨籍的“清代各朝實錄”，影印問世，使研究清史的人，得到極為寶貴的參考史料。
實錄是記錄一朝一代國政章制的重要典籍，具有檔案性史料的作用。實錄所記載的內容，雖然並不都是歷史的真實記錄，往往有一些不盡不實之處，但它畢竟是依據檔冊及起居注等原始資料修撰而成，所記載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在時間、地點、人物姓名及主要情節等方面，大都有史實根據。所以歷代修纂正史，多取材於實錄。尤其在源文件史料已經不存或所存不全的情況下，其重要的史料價值是無可替代的。
往昔每一王朝都有實錄之輯，每一代皇帝駕崩後，下一代的皇帝就指派大臣，纂修大行皇帝的實錄，用編年體將一代大事，盡行纂入。清代也不例外。清代十二個皇帝中有十一個撰修了實錄，最後一個皇帝宣統帝溥儀即位未久即被推翻，無人為其修實錄，但在他遜位後，遺臣們也曾將宣統三年中的大事，仿照實錄的體裁，編成一部名叫《大清宣統政紀》的書。清代實錄除未入關前的清太祖、太宗兩朝，別經編纂，更有一種稱《滿洲實錄》8 卷（即帶圖本《太祖實錄戰績圖》），是書為研究清開國初期歷史的珍貴資料。
清代每朝實錄繕抄多少部，說法不一，一般認為有五部：以黃綾為封面呈進皇帝的送審本一部，俗稱小黃綾本；以滿、蒙、漢三種文字繕抄，分別以大、小紅綾為封面的大、小紅綾本各二部。大紅綾本為尊藏本，一存皇史，一存盛京（今瀋陽）崇謨閣；小紅綾本一為御覽本，一為閣本（內閣收藏）。也有人認為乾隆朝以前有一部大黃綾本，雖見諸檔案記載但目前未有實物發現。
從《滿洲實錄》到《大清宣統政紀》，正是滿清一代三百年間的全部史料，具有很大的文獻價值。可惜這寶貴的史料，一向是藏在大內，外間向無流通。後來在1930年遼寧省通志館曾委託東北大學工廠印刷系，將《滿洲實錄》影印問世。1932年遼海書社將《大清宣統政紀》以鉛字排印發售。其餘各朝實錄，除了1923年劉承幹（近代私家藏書的顯赫人物，南潯嘉業堂主人）曾在北平故宮博物院僱人傳抄一份外，外間向無別本流傳。
偽滿成立後，便動議影印清代全部實錄，作為“建立新邦”的紀念。對於此事最熱心出力的，就是羅振玉。他在《貞松老人遺稿》中有《與柯鳳蓀學士書》，就詳道他早在民國六、七年間極力倡議影印實錄的經過，信中說：“玉避地六年矣。爾來抱病逾年，僅存一息，不復措意於人間事。惟尚有一事，極不能忘，則二百餘年之信史是也……鄙意能……先將實錄史稿，由史館早日刊行，此上策也。否則如下走者，雖轉徙餘生，生計將絕，而天良未泯，願盡斥鬻所藏長物，出私資印行……總裁趙尚書（按：即指清史館館長趙爾巽），世受國恩……請以鄙意轉達。若不以為誕，玉定趨赴國門，面商此事。玉往者矢於神明，莽卓尚存，此身不忍入春明，今為此事渝盟，不悔也。”
在這封寫給柯劭忞（亦為清代遺老，曾代趙爾巽主持清史館館務。著有《新元史》）的信後，羅振玉後來又附有《跋語》一通，對於趙爾巽極表不滿。羅振玉說他為此又寫信給寶熙宮保表示由他出錢找人傳抄，但趙爾巽表示國史未刊行，史稿不能隻字流出。過了數年，清史館缺錢，趙爾巽向劉承幹請求資助，羅振玉告訴劉承幹當以傳抄實錄說之，果獲首肯。趙並對劉說此事不可告之羅，因羅曾請傳抄，未允也。但劉的實錄抄成，訛奪甚多，無從勘正。這也是羅振玉後來想要影印出版《清實錄》的原因。
羅振玉長年居住日本京都，與京都學者內藤湖南等有著廣泛深厚的交誼。內藤湖南也正是“滿日文化協會”的發起者和重要人物，1933年10月，“滿日文化協會”在瀋陽的成立大會他也參加，這是他最後一次到中國來，在此時他已罹患胃癌，次年6月26日去世。羅振玉說：“及滿洲舊邦新造，予函商亡友內藤湖南博士，博士極贊同。及兩國創立文化協會，遂議決刊行，顧中間阻尼百出，蜚語橫生，又德宗、今上兩朝不在預算之內，乃由予先倡捐萬二千元，會中諸君贊之，乃勉強告成。”
據羅振玉的孫子羅繼祖說：“據我所知，當時日偽滿當局並不支持《清實錄》的刊印，但滿日文化協會是個文化事業單位，既已提出刊印，他們也不便公然阻止，而是設下了幾道難關來支吾。其中第三道難關便是《清實錄》中與日本有關的幾個問題。如在甲午戰爭一段裡，把‘日軍’寫成‘日寇’，這是日本人非常忌諱的，並且認為妨礙‘日滿親善’，非改掉不能付印。這個問題好辦，遂由祖父將文溯閣的《實錄》原本調來，親自檢閱，將其中‘倭寇’字樣全加挖改後付印，當時我就是執筆填寫的人。”
影印實錄議決交由日本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承印，攝影及製版印刷等技術方面事務，統由日本人擔任。影印所據的底本，同治朝以前各帝的實錄，均用瀋陽崇謨閣藏本。惟宣宗朝缺道光十八年正月至六月七冊，文宗朝缺咸豐十一年七月至九月五冊，當向北平故宮博物院抄補。其《德宗實錄》和《宣統政紀》，則以溥儀私人所藏之本為底本。1934年10月，由偽滿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和日人經理木村省吾，簽訂影印契約，至1936年12月，清代歷朝實錄全部影印完成，定名為《大清歷朝實錄》，分裝122帙，每帙10冊，共1220冊，現通稱偽滿本。
據云，實錄以卷冊浩繁，工本甚大，由溥儀出資三十萬元，共只印三百部。原意是一概不發售的，只分發給日滿有關團體及個人。後來因為“滿日文化協會”職員的薪水沒有著落，便劃出二百部來發售，其餘一百部封存在瀋陽的文溯閣。後來在蘇聯紅軍開入瀋陽後，必已遭到散失甚或銷燬的命運了。1964年，臺灣華聯出版社據偽滿本縮印精裝發行，仍名《大清歷朝實錄》，簡稱臺灣本，共93冊。二十世紀80年代，遼寧社會科學院又據臺灣本影印出版。這是研究清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各有關方面的重要文獻。著名清史專家王鍾翰先生曾說過，翔實而有系統的記錄，“舍《實錄》外，世上似無第二部書可以與之相比擬”。而它能影印問世，羅振玉是功不可沒的。2009年初，中華書局將1986年版的《清實錄》影印本進行重印，分六十冊面世。
在偽滿洲國時，因羅振玉的推動，將煌煌巨籍的“清代各朝實錄”，影印問世，使研究清史的人，得到極為寶貴的參考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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