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1876-1962）自1919年起任燕京大學校長、校務長，1946年任美國駐華大使，1949年8月離開中國。他在《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中特闢一章，點評民國的顯貴們——
我到北京之後，即開始主動拜訪中國官員，讓他們瞭解我們基督教大學的宗旨，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向對方籌集資金，以示他們對基督教教育的親善友好。很多官員都已退休在家，他們在任職期間均通過“正當”和“不正當”的方式貪汙了一大筆錢。
在這個各方為利益打得頭破血流的年代，我覺得最保險的方法應當是去拜訪不同陣營的達官顯貴，瞭解一下敵對各方的情況。
陳樹藩是陝西省的督軍。燕大的校址就是從他手中買來的，他後來還把付款的三分之一歸還燕大，但條件是要在校園留出一塊地方為他年邁的父親造一所別墅。後來這別墅又被改造成一座紀念堂。有一次，督軍和省長聯合主持宴會，兩人在一起坐下。他倆各自的食物都是特殊準備的，以防被對方下毒。每人身後在不顯眼處站著保鏢護衛。宴會中，有個護衛的槍突然掉落到地上，全場頓時一片驚慌。發現是虛驚一場後，大家又穩穩坐好親切地繼續聊天，裝得好像莫逆之交一樣。
剛剛進入北京時，卻傳來消息說省長成功發動了反抗督軍的起義。很快陳樹藩就跑到天津過上了隱居的生活，後來我經常去拜訪他。此事如同一個縮影，折射了中國那個動盪的年代。任由你怎樣老謀深算，到頭來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經歷了這些情況後，我也清楚意識到了同當權者打交道是多麼的重要。
我還要談一位在中國馳騁風雲二十多年的人物，他就是馮玉祥司令，有時也被稱為“基督將軍”。他體態龐大，寬臉膛，為人熱情豪爽，性格非常強勢直率，但喜怒無常。他因為情感上的原因皈依基督教，不過始終都只是浮於表面，遠不是一個成熟的信徒。
他早期的軍隊就像克倫威爾的一樣，組織嚴密，紀律嚴明。曾有一段時期他還安排了隨軍牧師。被張作霖打敗後，這些牧師也全都不見了。後來，馮司令從基督教轉到了信仰共產主義；回到南京後，又投入了共和主義的懷抱。
抗日戰爭時期，他懷著滿腔愛國熱忱去戰鬥，但上面從來也沒給他任何實際的軍權。對日作戰勝利後，他又開始同情共產黨，後來在通往蘇聯的途中神秘死亡。
我第一次同他結識是在北京，他當時對蔣介石政府頗有微詞。後來他去了南京，官居一職，但出於不滿又離開了。最後，他去了山東省著名的仙山——泰山隱居。傅涇波和我去拜訪過一次。他當時正讀著一本古籍，練習他有名的毛筆字。“如果那幫人不再互相傾軋，我就回南京。”他狠狠地告訴我，“我什麼都可以幹。只要他們願意抵抗日本，給我最高的官位我也做，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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