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孔子和孟子之後，中國文化欠這人一個“聖人”級的稱號

漢初的思想混亂到了一個什麼地步呢？一個儒家學派的學生和一個道家學派的學生就成湯滅夏與武王伐紂的正義與否發生了辯論，並鬧到了漢景帝面前，讓漢景帝一錘定音。漢景帝面對這個問題居然無法分辨，只能打個哈哈，語焉不詳地糊弄了兩個執著的“書呆子”。

後世的人一直把這件歷史公案當做一個笑話看待，並沒有人意識到這個無果的辯論裡所潛藏的危機。當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在面對“忠與奸”、“正義與邪惡”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都缺乏判別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作為一個社會人文構架的真善美已經缺乏了基本的衡量尺度和判別標準。黑白不分、是非難辨、正邪混淆，施政方略如何確立，法令如何制定，千千萬萬的臣民如何管理，紛繁複雜的事務如何處置？

當正氣衰弱的時候，妖魔就開始瘋狂。漢武帝繼位為君的時候所面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呢？朝廷的地位衰微，權威削弱，各諸侯王擁兵自重，藐視中央；在民間，官吏橫徵暴斂，豪強勢力野蠻生長、肆意掠奪，百業凋零、民不聊生；對外，只能靠著金銀綢緞加美女的外交策略，維護表面的和平，數千裡的邊境線時常遭受匈奴鐵騎的蹂躪。

形容漢武帝有一個最貼切的詞就是雄才大略。雄才大略絕不是隻知道打打殺殺，不懂得統領人心，解決各類矛盾糾紛，強大國力，整飭軍備的帝王，與雄才大略這個詞是毫無關係的，頂多只能是莽夫式的衝動與蠻幹。漢武帝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聲明最為顯赫的帝王之一，最大的幸運就是他解決了思想問題。這些問題秦始皇沒有解決，他的祖輩劉邦、劉盈、劉恆沒有解決，他的父親劉啟（面對爭論打哈哈的漢景帝）也沒有解決。

現在人常說“思路決定出路”，漢武帝就早在2000多年前給我們締造了典型範例。漢武帝在自己以及所統治的國家面臨重大困惑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叫董仲舒的人。表面上看，“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場相遇是董仲舒的幸運，是一個學說的幸運，實質上這是漢武帝的幸運，是漢王朝的幸運，是歷史的幸運。

儘管因為董仲舒的出現，漢武帝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立國思想，後世的研究者也習慣性地將董仲舒列在儒家學派，但這樣是不嚴謹的。即便將董仲舒分派在儒家，如果從理論創新、思想貢獻、社會貢獻、理論與指導實踐的“轉化率”，以及其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力、持久度等幾個層面看，在繼孔子是“至聖”、孟子之是“亞聖”之後，歷史似乎欠了董仲舒一個“聖”字級的尊號。

儒家有一部經典叫做《春秋》，這是一部歷史著作，又隱藏了儒家的思想。因為這部書使用的語言非常簡約隱晦，於是後世的人因為解讀這部書而產生了很多分歧，這些分歧後來就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因為理解、解讀不同而分歧，進而分宗立派，這種現象在人文領域非常常見。戰國時期，有一個叫公羊高的人，也寫了一部解讀《春秋》的著作，後世將之稱為《公羊春秋傳》。遵從公羊高的解讀而形成的這個儒家學派，就是“公羊學派”。

董仲舒的學術根基就是“公羊學派”。但他又沒有僅僅侷限於繼承前人的思想，而是經過數年的悉心研究和大膽創新，開創出了“公羊學派”乃至儒家思想的一片嶄新天地。關於世界的本源和真相，董仲舒融合了儒家、道家、陰陽家、五行家的思想形成了“十元素說”，即認為構成世界的是“天、地、人、陰、陽、金、木、水、火、土”十個元素，這些元素之間相輔相成、相生相剋，循環往復，生生不已，讓芸芸眾生所處的這個世界氣象萬千、生機永存。

儒家的基本觀點是仁與義，董仲舒認為陽是天的恩德，陰是天的刑罰，有刑罰就有誅殺，但上天總是重視恩德而不主張刑殺的（上天有好生之德），這樣以來，儒家思想與道家、法家、名家的思想就融匯貫通，打破藩籬了。董仲舒又認為，上天不是為了君王而產生臣民，而是為了臣民而產生君王，能利益百姓的，上天會支持他；禍害百姓的，上天就會奪去他的王位。站在道義這一邊的討伐失去道義的，既是天理也是人理。這樣以來，那場關於成湯滅夏、武王伐紂爭論就有了結論，儒家“天命靡常”的歷史觀與陰陽五行家的五德循環說也就有了契合點。

墨家學說的根本在於利民，董仲舒認為，上天讓人的生活有義和利兩個部分（相當於現代人所說的人文構建和物質創造），利用來養人的身體，義可以養人的精神，二者不可偏廢。但是，總體上作為一個人，義要重於利。這種提法，就等於為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找到了結合點。

在後世人看來，董仲舒的這些做法似乎並無出奇之處。但我們必須明白的是，思想創新並不是人們尋常認為的天馬行空、腦洞大開、匪夷所思地胡思亂想，特別是哲學思想的創新，是受制於所在時代的科學技術、生產水平的。哲學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統帥，但前者又必須依賴後者才能進步。

董仲舒的這種統一體的哲學思想，消弭了困擾戰國、秦朝、漢初數百年的尖銳的思想紛爭，讓各個學派有了“求同存異、各盡所長”的思想基礎，這對於漢武帝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思想統一和文化統一，讓整個國家和君臣百姓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具有非凡的現實意義。

如果董仲舒對於哲學的發展所做的這些僅僅是充當了“和事佬”、“緩衝劑”、“粘合劑”的角色，那麼他就無法衝擊“聖”字級的尊號。他更大的貢獻在於前無古人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例如“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政治倫理，“仁、義、禮、智、信”是道德規範。“三綱”確立以後，就成為了此後2000多年封建統治的基本思想依據和政權構建模型，沒有哪一個封建帝王能夠摒棄或者有所突破。而“五常”則成為後世所有人修身立德、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雖然後來又有一些翻新和增減，但只能而且僅僅是形式上的，基本的核心思想還是依舊沿用董仲舒“五常”。

“三綱”的確為社會的基本構架提供了圭臬，但從反面的角度思考，就會發現“三綱”也是有弊端的。“三綱”所構架的是一個近似單向性的權力流動模型，在任何一對社會關係裡，更強調“綱”的權力和對象的義務、責任，並非正常社會關係裡權利與義務對等、統一的模式。如果放任這種關係，勢必會喪失對於“綱”的約束和規範，加劇“綱”對於其對象的壓迫和剝削，不利於建立穩固、持久、和諧的社會關係。特別是在“君與臣”這個關係裡，君王是至高無上的，在君之上缺乏一個有效的制約者和監督者存在。於是，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感應”的思想，認為人是天的一部分，人的所作所為必須遵循天理、天道，因為人和天之間有一種密切的感應和聯繫，上天有所顯示，人就必須遵行；人的行為違背天理，上天就會以災難、異象等方式對人進行警戒或者懲罰。

“天人感應”學說就等於給所有人設置了一個監管者，特別是對於帝王這樣的絕對權力者，就相當於在寶座之上懸了一把達摩利斯之劍，讓至高無上的帝王有所警惕和約束。時至今日，我們也會說“人在做，天在看”，其實這就是“天人感應”思想的延續，警戒人們做人做事要慎微、慎獨，有所敬畏。其思想影響力可見一斑。

從現代哲學的觀點看，董仲舒的一系列思想可以定義為樸素的唯物論和形而上學的辯證法。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學術創新顯然是非常卓越的思想貢獻。董仲舒不但幫助人們解決了思想問題，而且他還依據他的哲學，向漢武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均獲得了採納，這其實就是一個學術成果轉化的過程。強漢彪炳史冊，董公功不可沒。直到近代，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等也深受董仲舒思想的影響和啟發，古為今用，成為了掀起一個時代思想潮流的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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