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專欄作家 傅蔚岡）
一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硅谷作為全球高技術中心，是各個國家競相模仿的對象，但是成功的並不多。不只是其他國家沒有學會，就是連美國也很少有地方能複製這種成功。為此，有很多人說硅谷是個奇蹟，甚至說是不可複製的，因為它需要一系列條件的組合，包括但不限於“產學之間的緊密合作、風險資本的易得性、政府研究支出的高水平，以及一個對那些熱愛自由的高收入員工有吸引力的環境和天氣”（《2016年世界發展報告•數字紅利》）。
但是在最近十年，硅谷一枝獨秀的現象不見了，在全球很多城市也出現了類似的創業園區，比如班加羅爾、柏林、杭州、內羅畢和紐約等。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發生？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按照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Bruce Katz and Julie Wagner在《創新區域的崛起：美國創新的新地理學》中的說法是，因為互聯網正在為創新地區建立一套全新的地理前提條件，“比起陽光和高爾夫球場，人口和帶寬更加重要。”具體來說就是，志趣相同的個體之間的“思想碰撞”更容易發生在那些人口密度高的地區，而不是高技術產業曾經繁榮的低密度地區。這個研究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這幾年中國科技公司的崛起，答案就是市場容量，也就是人口數量。
我們以躋身世界十大市值公司行列的騰訊和阿里為例。儘管他們所處的行業並不一致，一個做社交和遊戲，另一個做零售，但是兩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具有海量的用戶數。據來自騰訊2017年財報顯示，QQ的月活躍賬戶為7.83億，QQ移動端月活躍賬戶為6.83億；微信和WeChat的合併月活躍賬戶數達到9.88億。在阿里巴巴的2017年財報顯示，中國零售平臺年度活躍買家增至4.54億，移動端月度活躍用戶高達5.07億。
而在那些尚未實現盈利的公司，用戶數已經成為估值的最基本依據。就在不久前，美團以27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摩拜，設想下，如果沒有數以億計的用戶數量，一個幾乎沒有正現金流的公司怎麼會有這麼高的估值，而又怎麼會有買家來接手。
雖然人口數量從古至今都很重要，比如說在古代人口數量可以是政通人和的衡量標準，每逢盛世必然是人口數量增加；但是人口的重要性只有在現代商業社會才真正凸顯，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持續近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國家，人口直到互聯網時代到來後才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創新的前提，而不再視為累贅。
二
梁建章和黃文政的新作《人口創新力：大國崛起的機會與陷阱》實際上就是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如何利用好龐大的人口資源優勢實施創新？
儘管人口是優勢幾乎已經成為學界和商業界的共識，但是在政府層面，計劃生育到目前為止還是一項基本國策。何為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法》只是說“國家採取綜合措施，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而在坊間認為，計劃生育的主要內容就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不同時期計劃生育的基本內容並不一致，以控制人口數量為例，還存在著從獨生子女到單獨兩孩到全面兩孩的轉變。
為什麼政府會把人口增長視為負擔？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公共服務需要成本。也正是如此，政府對那些超生家庭還要施以高昂的“社會撫養費”。2002年《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界定“社會撫養費”是“為調節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環境，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而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徵收的費用”。社會撫養費是為了彌補政府在（超生子女）的社會事業的財政支出，包括但不限於衛生、教育等費用。這個說法也在《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中得到了驗證，該法第一條明確指出，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是為了“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但需要指出的是，社會撫養費或者說人口負擔論的邏輯建立在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前提之上。人在社會生活與發展當然要耗費資源，但人也在創造價值，而且創造的價值會高於其消耗的資源，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中國在人口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經濟社會發展並沒有陷入停滯，而且各項指標都要好於以前。
關鍵的問題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供給機制？此前我曾經以上海的萬人床位數和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例來說明不同供給機制的會帶來何種變化。以上海為例，在1998年以前，住房一直是老大難問題。統計數據顯示，1949年上海人均住房面積是3.9平米，1981年4.2平米，1992年是6.9平米，1995年是8.0平米。為什麼在前30年人均住房面積只是增加了0.3平米？而在1995年到2013年這不到20年的時間裡住房面積會增加3倍達到17.5平米？而且，1949年上海的人口約為500萬，而2013年則為2415.15萬人。從增長趨勢來看，從1995到2013年住房面積改善最快的20年恰恰是人口增加最多的年份。
為什麼住房問題會隨著人口的增加而緩解？很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房子成為可以由市場供給的商品，而不再是由政府和單位分配。市場的激勵一旦啟動，短缺現象再也不是普遍現象。一個可以作為例證的數據是，從2000年到2012年，城市住宅施工面積從4263.50萬平方米增加到了8315.68萬平方米，增加了幾乎一倍，而投資額也從408.82億增加到1451.94億元。很顯然，這裡絕大多數的投資都是由房地產公司——也就是民間資本主導，政府不再唱主角。
但是在醫療市場，情況就不那麼樂觀了。從1978年到2012年，上海每萬人醫生數從40人降到23人，而每萬人口醫院床位數也從44張降到38張。儘管醫生人數和醫院床位數都有增加，顯然還是比不上人口增加的幅度。所以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人均住房面積會增加，但是每萬人醫生數量和每萬人口醫院床位數卻在下降？在我看來，最為關鍵的因素是住房市場實現了市場化，而醫療則是處於高度的政府管制，市場化改革舉步維艱，因此導致供給趕不上人口增長。
三
其實，這也是《人口創新力》一書主張的，通過供給方式的變革可以解決絕大多數的“資源與環境”約束。因此，在面對人口出生率斷崖式下降的今天，中國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可能會是該如何鼓勵生育，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從而維持人口規模的優勢。
“低生育陷阱”可能是本書最大的貢獻。儘管很多研究人員關注到了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但是很少有人用低生育陷阱來描述這個現象。從統計數據看，中國80後、90後、00後的人口分別是2.19億、1.88億、1.47億。這意味著“從80後到00後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出生人口萎縮了33%”。如何應對人口的斷崖式下降？現在官方祭出的大招是全面兩孩。是的，全面兩孩後中國新生兒的出生是增加了：中國2016年共錄得1786萬個新生兒，同比2015年1655萬的數字，高出7.9%；但是在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少了近63萬，更是比衛計委的最低預測少300萬。在“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初，國家衛計委在預測出生高峰將出現在2018年，對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預測為2023.2萬。更何況，因為存量問題2016和2017年是二孩率的高峰期，從孩次結構來看，2017年的二孩數量佔比達到51%，較2016年增加5個百分點，一孩數量佔比則減少了5個百分點。
所以，對於中國而言，人口問題的當務之急是該如何解決低生育率。為此，作者提出了鼓勵生育的建議，主張在稅收、教育、醫療、就業等各個方面切實減輕養育家庭的負擔。我把這些建議謄錄如下，供大家參考：
第一，全面放開生育，取消徵收社會撫養費，取消生育審批制度。
第二，對養育家庭給與財力支持，可以按數量抵稅，對養育家庭的補貼也可以按孩子實行累進制，鼓勵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第三，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說政府提供免費的託兒所和幼兒園，讓常住當地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
第四，在法律和法規上取消對非婚生育的歧視，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權益。
第五，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發揮大城市的引領作用。
四
儘管不少人在呼籲放開生育，但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30多年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多人視生育一胎兩胎是正常。就在本文即將結束前，我們母親告訴了我同小區的XX正懷上第三胎，然後她加上了這麼一句話：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多？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十分震驚，包括我媽在內的很多人已經把育有三胎視為這個世界上不應該發生的事，可是她忘記了她自己是兄弟姐妹四個，而我爸有兄弟姐妹七個。就短短30年間，計劃生育幾乎重塑了中國人的生育觀，一胎甚至已經成為絕大多數民眾的默認選項。而這正是梁建章一再提醒的“低生育陷阱”，一旦陷入這個陷阱，那麼創新也就會停滯。
人口眾多是中國的優勢，我們不應該自廢武功，這是梁建章在本書中多次提到，也是他們一直主張的觀點。有趣的是，管理學大師德魯克也是這麼認為。他曾說過，人口問題是一個經常被忽視的極重要因素。他在1998年出版的《德魯克論管理》一文中提到：
在未來二十年，商業的主要問題並不是戰爭、瘟疫或與彗星碰撞，而是人口。過去40年來我們一直對此提出警告，商業的關鍵因素不是世界的人口過剩，而是日本、歐洲以及北美等發達國家所出現的人口不足。
發達國家正在進行集體國家自殺的過程。事實越來越清楚，它的公民沒有足夠的嬰兒來從事人口再生產。年輕人不再能夠承擔越來越多的負擔來支持越來越多的非工作的老年人。他們只能通過削減另一端的支出來抵消日益增加的負擔，這意味著只能少生或者不生孩子。
中國現在正站在這個十字路口，正如《人口創新力》一書的副標題所說的：大國崛起的機會與陷阱。那麼，我們該如何把握機遇走出陷阱？取消計劃生育，鼓勵生育應該是現在開始馬上要做的事。■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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