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末大亂到光武中興，前後大約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年裡，不計其數的百姓因戰亂和飢餓死亡，劉秀即位之後，為扭轉殘破不堪的局面推出一系列新政。首先是實行輕徭薄稅，解決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問題，又頒佈詔書禁止殘害奴婢，奴婢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另外漢光武帝劉秀髮展農業，興修水利，這些都是利國利民的大工程。
劉秀的一系列施政從根本上講是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至於劉秀的工作能力，更稱得上是兢兢業業，史書記載他“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議論經理，夜分乃寐”。他摒棄虛偽浮誇的作風，講究實際，針對當時社會矛盾的痛點對症下藥。
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是劉秀個人能力過強，事事親為，逐漸導致政治上皇權的獨大，而這種獨大與穩定能夠統一的必要條件是君主要有足夠的治國能力，聖明練達。這種情況下對接班人的能力要求很高，而恰恰在劉秀的兒子當中，並無一人能夠挑起這個重擔，而且縱觀東漢十三帝，他的子孫多數短命，接班人的斷裂讓東漢時代君弱臣強，外戚和宦官輪流掌權的根本結症正在於此。
東漢名義上雖有196年，但自董卓進入長安後，皇帝已形同虛設，實際的皇權只有160多年。而在外戚和宦官的爭鬥中，其實是有一個分水嶺，那就是在漢桓帝時期梁冀被單超、唐衛等“五侯”殺死，之前是外戚的一家獨大，之後是宦官的權頃天下。
而除外戚和宦官之外的另一股勢力，是由名流所引導的太學生組成，他們雖然不畏強權，有很強的民族氣節，但這些沒有實際權力的名流卻不知該如何去做。他們初期聯合對抗外戚，還天真的以為自己忠於王室，但並不知道皇帝的幕後就是宦官，在梁冀被殺之後，名流又開始聯合外戚來對抗宦官，而這一切就在於劉秀的接班工作引發出的一連串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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