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前，由於沒有國，當然就沒有“外國人”，也就沒有所謂“外國人”定居的問題。其實，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外國人進入並定居，在不同的國家，敏感度也不一樣。一些小的國家，如古希臘，一個個小城邦，來了十個外國人沒問題，湧進幾百上千個外國人，那就不好養活了。但在一些大的帝國，可能皇帝自己就搞不明白，或者不想搞明白國家的“邊界”在哪裡。既然沒有邊界，那自然也無所謂外國人。“外國人”問題，往往是在邊界比較明確，且邊界內外不同群體利益爭議比較多的情況下，才變得敏感。近代西方國家，攜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兩大思想工具，建立了新的國家模式，國家主權至高無上，邊界明確，公民身份法定，公民-國家形成了非常現實的利益捆綁，“外國人”問題就不僅僅是敏感了，更是確定國家合法性的重要基礎。那麼在對待外國人來華“永久居住”這個問題上，我們究竟該怎麼“以史為鑑”呢？
一、對待“外國人”的中國主流歷史觀
中國的歷史過於悠久，現在又經歷著快速的經濟社會變遷，這使得中國社會在對待許多問題的時候，各種思想觀點矛盾對立非常顯著。當然，這不是壞事，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多元碰撞，本身就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這次條例徵求意見，引來這麼大的輿論關注，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是中國法制進步，言論自由進步的體現。當然，相比起過去許多立法草案徵求意見默默無聞，悄無聲息就通過了，外國人在華永久居住管理條例卻引起如此大的反應，同時也說明中國真的由一個文明型國家，轉向了一個民族-國家，這既是好事，但也有隱患。
傳統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但是要把什麼是文明型國家解釋清楚，卻比較困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兩本書，一本是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還有一本是張維為的《文明型國家》。如果覺得書太長，讀不下，就可以看看亨廷頓《再論文明的衝突》。亨廷頓希望美國成為一個文明國家，而不要陷入族群衝突中，最終走向分裂。他看待中國，也是一個文明型國家。
《文明的衝突》
文明型國家，如果非要界定一下的話，應該是一種對國家邊界、國民族群結構等不那麼看重，但整個社會有一種得到廣泛認可的文化價值體系，從而可以為民眾提供高度凝聚力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政權可能會更迭，邊界也可能會有波動，但是民眾主體結構不容易發生根本性變遷，國家不容易出現無法逆轉的分裂。
在看待中國歷史的時候，現在許多人更多關注歷史上那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例子，卻往往不容易看到，或者不願意去看歷史上中華先人寬容待人，兼容幷蓄，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畢竟，五胡亂華、安史之亂、宋金對峙等等亂世，更容易出“故事”，而在和平時期悄無聲息融入到了中華民族汪洋大海中的千百萬人，不好找故事，甚至連事故都沒記下多少。
在中國歷史上，以文明國家的包容心態對待周邊各族，積極吸納周邊各族，從而發展壯大自身，歷來是主流。當然，這個主流思想也來之不易，是經歷了西周顛覆、春秋戰國紛亂，在大討論和大博弈中，慢慢形成的。這種對各族兼容幷包，以文明-價值統領國家觀念的思想，在孟子那裡，得到最好的總結，“舜生於諸馮，遷於負adw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裡；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政策上的爭議，則集中體現在李斯《諫逐客書》裡。秦始皇，漢人公認的中國封建王朝的開創者，其先人是戎人，並非中原人。他接受了李斯的建議，對來為秦國服務的外國人，採取包容態度，成就了秦國的強大，也成就了千古一帝的偉業。
開創中華帝國的秦始皇是戎人後代
後來的中國，可以說在對待外國人這個話題上，也產生過許多爭論，沿續超過兩千年的“華-夷”之辯（或者說辯），一直到現在也還有人在辯。但總體上來說，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以及社會精英，整體上傾向於對異族、對外國人採取相對包容的態度。他們更在意的，不是族群身份，不是來自哪裡，曾經服務於哪個國家，而是進入中原，進入華夏王朝之後，對華夏文明的認可，對中華大一統的擁護，對儒家“道統”的遵循。
二、歷次外國人“狼來了”的悲劇是如何造成的
當然，開放包容的心態，沒有好的制度設計，沒有好的治理體系跟進，面對外國人-異族人大量遷入，肯定會出問題。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階段，因為毫無節制的放任外國人進入，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是，在討論這些階段的慘痛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一點，導致中國為之付出慘痛代價的，簡單地歸罪於進入中國-中原的“外國人”，那是自欺欺人。我們更要反省的是自己，在態度上，方法上，制度設計上，治理措施上出了什麼問題。
最殘酷的一次外國“狼來了”悲劇，就是“五胡亂華”。根據葛劍雄等歷史學家考證，在西晉時期，人口顛峰值達到了3500萬左右，整個五胡亂華期間，人口總量下降了大約1000萬。這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原、華北一帶戰爭和災害、瘟疫導致的死亡與遞減，中原一帶人口減少了四分之三。從人口繁衍的角度來說，這已經構成了“滅絕式”的人口遞減了。然而，這次人口大災難，真的應該讓“五胡”，讓當時的“外國人”來背鍋嗎？看這一段歷史，不難發現，當時中原地區的統治
五胡亂華悲劇不能只讓“五胡”背鍋
階層，典型的按照“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的路徑在走。正是司馬家族的內亂，八王之亂，使得整個統治秩序崩潰，才令得外來人口融入進程被打斷。統治階層在殺害了許多自己的百姓黎民之後，無兵可用，又向外借少數民族勢力的軍伍兵卒，企圖在內鬥中佔據優勢，又進一步令得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快速武裝化、軍事化。尤其對比漢朝後期、曹魏時期大量匈奴人、東胡人內遷，並沒有引發亂局，更突顯了西晉時期，與其說是五胡亂華，不如說是司馬家內鬥招致禍亂。且這一時期人口的減少，八王之亂殺的中原漢人，以及因八王之亂導致的饑荒、瘟疫引起的漢人死亡，遠比進入中原的“五胡”害死的中原漢人要多。
五胡進入中原後，相互之間的戰爭，既導致大量漢人死亡、南遷，也導致五胡人口喪失嚴重。這一場持續百年的亂鬥，到前秦基本統一北方才結束，但人口下降最快的時期，恰恰是在八王之亂時期，而非五胡陸續建立政權時。根據葛劍雄等人的研究，五胡建立政權，在部分區域實現相對穩定秩序之後，中原人口反而快速恢復了。漢族在五胡亂華時期人口大減，但很快又恢復，並非漢族多能生，而是北方五胡先後漢化，不但為漢族增加了人口，而且為漢族補益了新的思想、文化與習俗。後來創立隋唐盛世的楊氏家族、李氏家族，本質上來說，都是西遷關隴的漢人，與進入中原的五胡雜交形成的大家族。當我們盛讚隋唐之強盛時，應該先好好思考一下，要不要把魏晉中原人口大規模滅絕的鍋，讓五胡來背。
其實，比五胡亂華，死的人更多的，是從遼到元時期中原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持續數百年的大戰。尤其蒙古人統一全國的過程，前前後後可能導致五六千萬中原人口損失。當然，那時候的“外國人”蒙古人，主體人口現在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而且還不是蒙古族，而是北方漢族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現在的我國蒙古族，應該只是當年蒙古人中的一支。宋朝時的這持續性悲劇，怪罪北方少數民族，怪罪當時的“外國人”也有些自欺欺人了，這時的悲劇，更主要的原因，是漢人血性與開拓精神的喪失，是封建王權與市民社會脫節，導致國家無法整合資源抵禦外侮。也就是說，是封建制度體系系統性問題造成的。
明末清初的變局，也是許多人津津樂道的證明外族可恨的一場大變局，明亡清興幾十年間，全國人口損失上億。滿人的大屠殺確實可恨，但是明朝那些只知吃喝玩樂，卻不顧國家生死的王公貴族們可不可恨呢？那些悶頭髮大財，國家有難卻不捐一分一毫的民間富戶可不可恨呢？一個人口達兩億的國家，被一個人口不到兩百萬的少數民族滅亡了，大規模人口被屠殺了，卻怪罪這個少數民族，這種心理不是可笑，而是可悲。
平定安史之亂的功臣李光弼是高麗人
三、現代中國應該有什麼樣的“外國人”情懷
1840年英國人入侵，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引起千年帝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邅變，也讓中國人開始認識到“國民”、“國民性”等等新理念。大歷史的反思就不去做了，太複雜，但千年文明帝國，遭遇百年民族-國家，在人口上的反思，可以總結出幾點：
第一，對外來人口過度的寬鬆確實有風險。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沒有節制地放任外部人口進入自己的國家疆域，肯定是有大的風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這樣，唐朝中後期是這樣，宋元明清是這樣，我們現在也不會例外。在對待外國人進入本國的問題上，一定要有節制，規則、節奏、標準一定要把握在自己的手裡，而不能過於寬鬆、放任。
第二，過度的僵化封閉既不可能也非常有害。在國家發展強大之後，肯定會對周邊國家的人，形成強大的吸引力，想關起門過好日子，這首先做不到，其次也會讓國民滋生盲目自大，極端狹隘的情緒。宋、明、晚清中國都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思想、情緒，結果大家看到了。所以，讓優秀的外國人進來，給他們國民化待遇，通過引進新鮮血液給中華民族共同體補充能量，是合理的選擇。
第三，制度設計與管控措施要設計好。在承認應該吸納外國人進入的時候，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把握好節奏，如何將外國真正優秀的人引進來，併為我所用，同時將不利於我國發展穩定的因素斟別出來，並堵在國門之外。其實在這方面，歷史上曹操對待東胡人，李世民對待內遷突厥人，都是很好的經驗，我們不能只看歷史上的悲劇。尤其是唐朝這個開放包容的王朝，值得深入研究。不能只看到安䘵山、史思明兩個番人首領叛亂，也要看到高仙芝（高麗人）為中華開疆拓土，李光弼（高麗人）平定叛亂，阿史那家族（突厥人）守護西北，李嗣源（沙陀）奉唐朝正塑等，研究一下這些少數民族，為什麼能夠很好地融入到中華民族共同體中。
四、再回到《條例》
在討論條例中的一些條文之前，先看一組數據，2018年，中國的與周邊國家的人均GDP對比，對於理解條例中的一些內容或許有幫助。在網上討論《條例》的時候，反對者大多數都在說，萬一黑人來得多了，賴在中國不走怎麼辦？這就是無知者的胡言亂語，敏感的情緒發洩錯了對象。對於未來中國而言，真正要擔心的“外國人”在華居住問題，根本就不是黑人，而是中國的鄰國，相比起鄰國民眾湧入，黑人的數量不值一提，影響力更是差得遠了。我國陸上邊境線18000多公里，與14個國家相鄰，鄰國總人口超過16億。在經濟發展水平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鄰國會有大量人口湧入中國尋找機會，會想通過嫁給中國人、娶中國媳婦、到中國留學、在中國就業獲得永久居留資格。而且，這種人口湧入是擋不住的，因為不光鄰國的人想進來，我國邊境甚至內地許多企業主，也會願意接納他們。畢竟，可以花1/3、1/4甚至更少的錢僱到一個外國員工，為什麼非要花那麼多錢僱本國員工呢？
我國與鄰國人均GDP對比
在經濟差距已經形成的情況下，面對外國人湧入的市場需求大，但我國能夠接納的機會供給少的情況，適時出臺一部關於外國人永久居住的條例，規範外國人在華居住條件，按我們的方式、我們的標準來篩選入華外國人，既是對本國國民負責，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國際大國應有的舉措。所以，條例本身不是問題，應該制定這樣一部條例。
那麼在制定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問題呢？這或許是真正理性的中國人，應該好好思考的，但這個思考，涉及法律專業研究，以及對中國發展現狀瞭解，篇幅會很大。本篇暫不討論條例具體條文應該怎麼設計，後面再寫一篇從法律和經濟角度來分析的文章。僅僅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條例需要注意這樣五點：
第一，進入中國的門檻要適度。門檻過高了，等於立了一部沒有意義的法，因為能達到的人不會來中國，或者壓根不在乎條例中開出的條件。中國現在對頂尖優秀人才的吸引力，與幾個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所以如果我們對入華定居外國人門檻設得太高，這部法就白制定了。但也不能太低，不能誰都可以進來，條例第十五、十六條門檻設定整體上是比較適度的，爭議比較大的是十七、十八、十九條，特別是第十九條，相當於開了一個沒有標準的彈性口子。在這方面需要細化規定，而不能大而化之，賦權執法機構彈性執法。
第二，立法容易執法難。條例在認定標準，審核材料等方面的執法賦權和賦責，以及相關流程、標準的規範還是過於空洞了，在我國基層執法機構整體素質還不高，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現象還比較突出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對執法程序上的非常細緻規定，沒有配套的認定標準，沒有嚴格的追責機制，很容易導致中國居住權，成為一些人“奇貨可居”的買賣。
第三，配套設施設備跟進。想要有序管控外國人進入、居住，就需要有配套的管控設施與設備。僅筆者去過的許多邊境地區，就可以看到，我們要防範外國人進出，其實非常困難。漫長邊境線有相當大一部分，兩邊居民是可以自由進出的，甚至兩邊的人事實婚姻維持許多年了，兩邊的政府也不知道。外國人在中國種田、務工等等，也缺乏管控的條件。如果邊境線都沒有很好的管控，那麼所謂對外國人的斟別、篩選，以及認定其居留資格，便成了一句空話。
第四，要注意移民與反移民國際政治鬥爭形勢變化。移民與反移民，不僅僅是個人口管理、服務的問題，其實也是國際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在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現在看起來很親密友好的國家，我們放寬條件，接納他們的人來定居，很可能明天這個國家就成了敵人，那時候定居在我國的該國國民，又是什麼呢？在整個發達國家群體，都掀起了反移民浪潮的情況下，我們的政府，也應該向國民解釋清楚，我們制定這個條例的目的是什麼？訴求在哪裡？接納外國人定居，應該成為國家對外戰略的工具，服務於中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利益訴求。
第五，要制定促進外國人融入中國社會的系統方案。讓人進來、定居都不是問題，但如果進來的人，不能夠有效融入中國社會，不能夠很好地為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做貢獻，那這些人便成了負擔。我們要吸取歐洲引入大量中東、北非難民，可是這些人只要福利、不要勞動的教訓，更要吸取部分國家特定族群、特定宗教信仰群體在特定地方高度集聚的教訓。優秀的外國人來華，我們要歡迎，但是要告訴他們，來了不是坐享特權與福利的，而是要與中國人一樣，用自己的勤勞智慧，謀取屬於自己的利益，同時為社會整體福利做出應有的貢獻。
閱讀更多 混燉鴨 的文章
